公元60年左右，大月氏貴霜族的酋長丘就卻統一了五個部落，然後侵入現在的阿富汗及西北印，建立了貴霜王朝，統治著大月氏人、印度人、安息人、薩卡人、婆羅婆人等多種民族。
　　公元143年左右，迦膩色迦王即位，時約26歲。當時王朝的中心在犍陀羅一帶，位於羅馬、中國、中亞、印度、安息諸國的貿易要衝上。尤其是在羅馬與安息正處於敵對狀態時，更掌握了漢朝與羅馬的絲綢交易路徑；同時也把貴霜王朝多神化、國際化的大乘信仰傳揚開來，經由西域漸入中國。

　　當時西北印的佛教原以說一切有部為中心，迦濕彌羅的有部被視為正統派；而犍陀羅及其以西的有部是「犍陀羅師」或「西方師」，被視為是違背正統派的異端。另有譬喻者、西方論師、外國諸師、一心相續論者…等等，部派繁多。
　　貴霜人原來是崇奉山岳神和拜火教的民族，但為了種族、領土、政治和經濟的利害關係，迎進了安息和印度的眾神。閻高珍王引進了濕婆神，迦膩色迦王則大舉引入奧亞度風神、拿那伊亞神、施勒尼月神、赫利阿斯太陽神…等；更對佛教溫和的教義和四姓平等的主張全力擁護，因為這些都有助於異族權威的本土化。
　　貴霜人的信仰融合了希臘、羅馬、安息、印度等眾神，極具國際性；加上用其錢幣上的神像及王號，例如「大王」、「王中之王」、「天子」等，對往來諸國的政經、宗教都有著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對發源於南印輾轉西印傳來的大乘法，其中原本就融攝的婆羅門思想、濕婆神信仰，乃至安息的拜火教信仰…等，都給予廣大的包容，並賦於向東─震旦（中國）傳揚的更大活力。迦膩色迦大塔的建築就綜合了羅馬、安息、印度、中國、希臘（大夏）的特點，亦足以說明當時大乘信仰的概況。
　　公元50年左右，佛像的美術已經開始萌芽。貴霜王朝的藝術家們受到來自希臘、羅馬雕像藝術的激盪，開始先把醞釀已久的本生菩薩像脫離欄循的裝飾，獨立地彩繪或雕塑出來，突破了佛教美術的傳統。雕像風氣一開，後來更大膽地直接以人像來表現佛陀。貴霜王朝的佛像藝術有兩大主流：犍陀羅美術的佛像展現著希臘羅馬式清爽、明朗的線條與充滿智慧的神秘微笑；摩偷羅美術的佛像所呈現的是印度本土雅克舍神融合西方風格的相貌。貴霜王朝滅亡後，這兩大佛像藝術主流仍然繼續發展下去，對印度全境的宗教藝術和南北傳佛教藝術　都有著廣大深遠的影響，例如公元150年，南方案達羅中心著名的阿瑪拉瓦提佛塔，也豎立了特有的美術風格　尤其是犍陀羅美術的後期，還給予中亞細亞的美術和中國北魏時代（公元五世紀）的美術帶來巨大的影響。
　　佛像藝術的發展加速了佛教的傳播，填補了懷念的空虛感，無形中也使佛教走向了神格化、形式化的方向。
　　佛像的雕塑在佛世時是沒有的。雖然有人引述增一阿含經卷二十八，及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二十八和卷四十五，來說明佛世已有佛像的製作，但這些經卷都是後來部派的結集或論師的作品，尤其是對照貴霜王朝的佛像藝術與當時說一切有部盛行西北印的史實，應可看出兩者之間交互影響的關連。北傳的十誦律中據說有佛像「不應作」的禁止條目，南傳似無類似記載。觀諸史實，在初期佛教美術中，例如公元前一世紀的「伊羅缽龍王禮佛圖」，公元二世紀的「羅侯羅返鄉會世尊圖」，通常都只以寶座、腳印、菩提樹、舍利塔…等，象徵對佛陀的懷念而已。即使熱心如阿育王者，也不曾在佛塔上雕塑本生圖像；雖然當時的石柱雕刻已經很發達，卻沒有佛像的遺跡留下來。後人雖在佛塔旁邊增建欄楯，卻又隔了一段時間，才在欄楯上浮雕本生故事。而在佛像出現之前，也是先雕出本生菩薩及大乘菩薩的身像做為前驅。即使後來大膽雕出的人身佛像，也仍然保留了些許菩薩的象徵。雖然阿利亞民族原本就不崇拜偶像，但若非有所約束，佛像早於無盡的懷念中出現於中印度了，何待公元二世紀才由西北印的邊地傳到印度內地呢？
　　公元1990年代，當人們在頂禮一尊一尊的大佛像、金佛像、玉佛像、錦繡佛像並讚頌著佛像的光明相好之餘，是否也知道佛陀所教導的正法重在修證、解脫？而修證、解脫有著具體的法次法向，絕不是依靠頂禮、膜拜或是計數計量就可以求得的。寧靜遠離之心也不是藉著莊嚴的佛像藝術就能薰陶的。現代人每以莊嚴佛像、雕鏤佛龕為無量功德，並不認為出家人從事佛教藝術工作有所不當。然而回顧千百年來的佛像藝術發展，已經把佛教導向了梵化、神化、通俗化、形式化、感性化的層次，甚至融攝了婆羅門教的32相好與祭拜儀式，引用了印度教的神像，而與耆那教共用了卍字標記，…凡此種種都遠遠偏離了正法的核心。公元12世紀，回教國家竟以反對「偶像崇拜」為藉口，入侵印度，殺戮異教徒。這是神像崇拜者想像不到的浩劫。
　　公元155年左右，迦膩色迦王親自參與了北傳佛教史上的第四結集。脅尊者擔任主席，馬鳴、世友等擔任誦出者，合計約有五百名比丘。結集的動機是保守的部派佛教面對勃然興起的大乘運動，感受到塔寺出家眾和廣大在家群眾的現實動力，催促僧團走向人間，深入群眾之中。結集的目標則在廣泛地蒐集散布在各地的教法，尤其是在前三次結集中一直未被納入而仍然留下傳誦的傳聞。這次結集刻錄在數萬塊的銅片上，然後予以珍藏在昆達拉哇那新建的佛塔石函裡。這次會議的五百名比丘中，脅尊者和其中150名比丘都是說一切有部的論師，結集的成果被編成阿毗達摩大毗婆沙論二百卷，可謂集有部教理之大成。公元413年，法顯從錫蘭攜回中國的梵文雜阿含經，即是說一切有部的誦本，其中部派的特點和增補的內容或與這次結集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對照南傳巴利經典的相應部份已有立場的差異和增加的段落。例如梵文本中已經出現了後期增添的防蛇咒語，咒語則是世尊所禁止的，它違反了佛教。南傳巴利經典則顯示阿育王時代以分別說部為中心的結集特性。
　　脅尊者的主持結集和堅持態度，多少維護了傳統佛教的尊嚴和部派佛教的風貌，但受到主誦者馬鳴和世友的影響，教典教義也無可避免地適應了時代環境的變遷而起了一些變化。這些變化對大乘人或進化論者來說，是一種進步或演進；但就佛法起於六師外道並起的時代背景來說，佛法之所以能卓然獨立，並不在於迎合時代的思潮，佛教更不需要為了宏傳而作適應。相反的，佛法是以理智批判六師外道的妄見並獨顯其正見的。不論有佛出世與否，法爾如是，是不會改變的。「法」是佛陀所覺悟、發現、教導的，卻不是佛陀發明、創造、支配的，「法」會因為世人的愚癡而汨沒，卻不會因為世人的無知而改變。正直、誠懇、智慧之人永遠可以循著原始佛典的指標找到八聖道跡，即使法末之後，仍有緣覺聖者可以依自己的觀察思惟，發現緣起法如是。北傳第四結集的多方融攝，以及大乘經典的應運而生，進而廣泛地抄寫、傳播、宣講…無形中都在促使佛教走向適應世間現況的方向，逐漸迷失了原始的教義。這在當時熱心經典流布的時代風尚中，恐怕難以自覺。後世學人如果沒有機緣做客觀的審視，也只有投身時代的洪流中，隨波逐流，難以逆流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