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李叔同，是放眼海外，以实践接受并介绍、宣扬西方文化艺术的前锋。而他的艺术才能和成就，又是多方面的，诗文、书法、绘画、音乐、戏剧以及篆刻、金石，都有高深的造诣。他在宁、沪、浙三地从事教学工作，培养造就了不少艺术名家。出家后又在苏、浙、闽、鲁各地弘扬佛法、继承律宗。功德昭著，在海内外受到僧俗的尊敬和赞扬。在30十年代，夏丐尊先生有《两法师》一文，记述其事，当时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中。
李叔同名文涛，天津人，又名成蹊、岸，别号息霜。父世珍，字筱楼，清同治乙丑（公元1865年）进士，官吏部主事。家世富有，经营“盐务”，开设桐达钱号，津人称为“桐达李家”。原住河东（现河北区）地藏巷陆家胡同东口（现2号），李叔同是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降生在这个家庭，生母王氏，是李筱楼的侧室，时年二十岁，父年已六十余。李叔同生二年后，全家迁到粮店后街新购置的大宅院（现40号），现在这所“李叔同故居”已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
李叔同五岁（公元1884年）丧父，兄李文熙（字桐岗）掌管家务。李叔同天资颖慧，幼年便在家受到严格的督教。先从唐云庄读经书，学诗赋书法；又经唐育垕（字静岩）专馆教书法、篆刻、绘画。到十几岁时，楷、行、草、篆、隶，便已均见功力，尤以秦篆、魏碑见长。后又从赵元礼（字幼梅）学词赋，在学识、才艺上，便已崭露头角，受到乡里前辈的重视。经指点熏陶，学识日深，诗文、书法、篆刻之外，并能精鉴古物，通晓音律、戏剧。所作饶有新意，出手不俗，有“才子”之称。
十九世纪末，朝廷腐败，外敌侵略，少年李叔同接受、拥护康、梁变法图存的主张，自刻“南海康君是吾师”的印章以明志。戊戌变法失败，国事日坏，家道衰落，李叔同在津家居，深感“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为奋发图强，有所作为，李叔同从十九岁（公元1898年）便奉母携眷南下上海。到上海，以文思优异列上海“城南文社”课试榜首，名惊上海文坛。城南文社主持人许幻园誉为奇才，特为李叔同辟寓所安家，并为亲题“李庐”。自后李叔同便以“直把社稷呼小友”的年轻晚生，与当时沪上名士华亭许幻园、宝山袁希廉、江湾江小香、江阴张小楼结为“天涯五友”。住“李庐”年余，先后出刊《汗甘林瓦研题辞》、《李庐印谱》和《李庐诗钟》，合称《李庐三种》。著名书画家任伯年、高剑父、朱梦庐、袁希廉与李叔同同组织上海书画会，并出版《星期画报》，李叔同便以诗文、书画、篆刻、金石，享誉江南。
公元1901年蔡元培先生在上海组织南洋公学特班，李叔同入学，研究政法。同时入学的有邵力子、黄炎培、谢无量等。李叔同在学习中，先后译有《法学门径书》、《国际私法》，得到蔡先生的赏识、器重。公元1903年与黄炎培、许幻园集思想维新人士组织“沪学会”，开办补习班，倡移风易俗，社会改革。李叔同编写《野婚姻新戏剧本》，宣传婚姻自由。从此，李叔同便积极探索社会改革的道路，在公元1905年慈母逝世，扶柩返津安葬后，便远赴日本留学，学习西方的文化艺术，他这时二十六岁。
李叔同到日本学西方绘画，学油画，在中国留学生中是第一人，日本报纸《国民新闻》在公元1906年10月4日特为刊出专栏采访的报道，并附有李哀（因母丧更名）的照片和创作。李叔同对艺术有特殊的爱好，在学画的同时，又入音乐学校学钢琴和作曲，不久便自编 《音乐小杂志》和《国学唱歌集》，寄回上海出版发行。中国人知道世界的音乐大师贝多芬是从此时开始的。
李叔同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艺术，学绘画、学音乐，更从日本戏剧家川上音二郎和藤泽浅二郎研戏新剧。不久就在专家的指导下，与曾孝谷等留学生组织了中国人的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并为徐淮地区受灾，在东京公演《巴黎茶花女逸事》捐款助赈，李叔同以“息霜”的艺名扮演主角茶花女。我国戏剧大师欧阳予倩看了《茶花女》的上演后，参加了春柳社。以后陆续公演，轰动了日本。消息传到祖国，更引起国人对新文化的向往。
李叔同在日本留学六年，公元1910年回国，当时三十一岁。回国后，先应天津高等工业学堂之聘，任美术图画教员。公元1912年春，接受上海城东女校的聘任为音乐教员，由津赴沪。自此以后，李叔同在沪、宁、杭各地任教，办画报，写文稿，介绍新的文艺思想、绘画艺术和音乐理论，并自作歌词，自行谱曲，有专集行世。
李叔同对书法艺术，有独到之处，受人推重，求书者莫不珍藏，视为墨宝。李叔同在公元1918年出家前的那一夜晚，还应画家姜丹初之请，为姜母工楷书《姜太夫人墓志》。天明即离开学校，到杭州虎跑寺，拜了悟和尚为师，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随后在灵隐寺受比丘戒。自此，“掩室山中，穷研律学”，终成南山律宗自南宋失传以来承上启下的第十一代南山律宗之祖。
李叔同出家后，适值日本入侵，他“决定居住厦门，为诸寺院护法，共其存亡”，“为护法故，不怕炮弹”。他“念佛不忘救国”，并以书法广结善缘，作格言、联句、偈语、书、文相配，有更高的意境，用他答友人的话是：“余字即是法”。公元1942年弘一法师六十三岁圆寂于福建泉州开元寺温陵养老院晚晴室。
李叔同从十九岁离开故里天津，长住江南，中间虽曾两度返津，却都为时甚暂。当时在津师友，年事都高，间有书信和文字的往来。出家后二十四年，云游东南，未再来津。也曾想“将来道业有成，或来北地”；终是“缘悭”，乡里后生，只慕法师之名，竟未能得亲教化。法师公元1942年圆寂，老年师友，多已凋谢；加以时局兀臬，乡里晚生，未得作纪念活动。
李叔同一生，诗文，书法有独创，音乐歌唱、美术绘画更能在我国民族的风格基调上，吸收西方的精华，开拓了新的境界。他在津与前辈、兄长的书信、题联、篆刻，都为人珍藏。出家后，津门故旧，有的到江南前往佛寺看望，消息传来，津人转相告语，都怀着无限的敬意。
弘一法师圆寂后，作为他的故里天津，却没有纪念的活动和遗迹保存，这是津门后生所引为憾事的。
天津名书法家龚望先生，好佛学，宽厚乐善，仰慕法师的德慧，珍藏法师的墨宝。私念对乡里先贤，应有所纪念，为地方、为社会作出承前启后的贡献。公元1956年向大悲禅院住持惠文法师建议在院内辟专室，作纪念；惠文法师深表赞同，便着手筹办。经先后过访法师的亲友、后代、得陈翯洲、姚惜云、张伯麟、曹耀奎、徐广中诸先生相继捐出李叔同出家前后的遗墨真迹及其少年时所藏的书画。龚先生和友人并与在上海办医学书局、编著佛学书籍的丁福保居士联系，得到捐赠展品。经过一年的征集筹备，搜集到法师的遗作、遗物，弥足珍贵。弘一法师纪念堂，宣告建成。
当时搜集到的，有李叔同少年时收藏的珍品，计：
1、书法家甘守仁所书柳公权《玄秘塔》和金石文字家华石斧所画仿恽南田笔四条红、墨金鱼的扇面，皆题有“叔同”的上款。华石斧（实甫）公元1872-1927年在津以博学著称，创建天津博物院任副院长，著有《古文字系》，其书画是难得的作品。
2、徐国观（字觐文）为李叔同工楷写的团扇。
3、《唐静岩司马真迹》石印书册，这是业师唐育垕（字静岩）老先生应李叔同之请所书，有：商周鼎磬钟铭、石鼓、秦峄山石刻、汉石经、唐碧落碑等。唐先生并以行书作跋，其文曰：“李子叔同，好古文也，尤偏爱拙书，因出素册念四帧，属书钟鼎篆隶八分等，以作规模，情意殷殷，坚不能辞。余年来老病频增，精神渐减，加以酬应无暇，以致笔墨久荒；重以台命，遂偷闲为临一、二帧。积日既久，始获蒇事，涂鸦之诮，不免贻笑方家耳”。末署“时丙申（1896）夏月湖陵山樵唐育垕模于颐寿堂，时年四百四十甲子。”唐先生为七十五岁，李叔同十七岁。李叔同用篆书题书签，侧题“当湖李成蹊署”，钤“叔同过眼”印章。这当是李叔同少年时在津学书的珍贵历史资料。“成蹊”是李叔同的别署，也用“李下”二字，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意，表示秉承师传和师教的感染力。搜集到的李叔同墨迹有：
1、为警斋老人所书集石鼓文对联：“中道而立，好古以求”，署“燕南李叔同于丙申之冬”，钤“叔同篆隶”、“文鸿长寿”两印章，这是其十七岁之作。
2、单款小篆横幅唐刘禹锡《陋室铭》，每行六字，共十三行，下署“叔同”，钤“李文涛”、“叔同”二印。
3、为陈翯洲所书团扇：“五道群生，咸同斯度”，上题“鹤洲先生大人正，下署“辛亥（1911）夏文涛”，盖名章。扇面用日本纸制，是由日本返国，在津之作。陈翯洲先生是津门名书法家，精通名家书法，当年与李叔同、顾叔度同学，所藏二人字甚多，每出以示人，便赞不绝口。
4、《李叔同书丁孺人墓志铭》拓印件。这是公元1922年（时年43岁）驻足温州时，金石家谭砚云为其亡妻丁氏所求书，法师署名“李息”，附“掩室城寮，谢绝人事，久疏笔墨，雅意诚笃，未可固辞，愿试为之，以结善缘”。这幅墨迹，数月后即拓印，由沈寐叟题签，上海华商书局出版行世。
5、公元1923年为傅旻飞居士亲书《金刚三昧经》与佛号的真迹。
6、为张伯麟居士书《大方广佛华严经偈颂》集句对联：“慈悲甚弥广，智慧不可量”。
7、无上款《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偈》集句对联：“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
8、《南无阿弥陀佛》佛号两幅。其一，上题“录《华严经偈》”，下署“昙昉”；其二为寸字朱书立轴，上题“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下署“岁在大辰前安居，江洲沙门论月书”。“大辰”是卯年，“前安居”是佛家对五月至八月的称呼。
纪念室设在东厢房，门旁竖挂白漆木牌，红字“弘一法师纪念室”，由老居士、故旧和惠文法师轮流照看，作为对家乡先贤的怀念，为文化艺术保存珍品供人所赏，更作为大悲禅院的光大佛法。
纪念室还有上海丁福保居士捐赠的弘一法师手书、精印线装佛典，计有《梵网经》并跋，《十回向品》、《佛说八种长养功德经》并跋、《佛说八大人觉经》、《地藏圣迹大观》、《九华垂迹图》、《大乘戒经》、《频伽藏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增一阿含等五经合印》和《李息翁临古书法》等等。丁福保居士并将其本人编著：《佛学大辞典》、《丁氏佛学丛书》以及《说文解字诂林》一并捐与纪念室，供人研究参考。
以上所记文物、书籍，还并非展品的全部，只是经过健在的居士、耆宿回忆所得。因为纪念室所有展品，在“文革”期间遭劫，在动乱中，纪念室中所有弘一法师遗墨真迹，手抄经典书册、历史文物，尽数丢失。据说有一件精妙墨宝，锁在铁柜之内，也为“掉包”盗走，坐使诸居士、耆宿苦心筹建，热心捐赠的珍品，一无所有，言之痛心！
公元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在天津宗教事务处的关心、领导下，大悲禅院在公元1980年得以重修，由天津美术学院师生完成全部佛像的塑绘任务，院宇恢复旧观。公元1983年天津市第四届佛教代表大会上，龚望等几位老居士，提出恢复“弘一法师纪念堂”的建议，得到政府和与会代表的支持，经过筹备，公元1985年用大悲禅院后殿西侧三间通明的耳房，重建“弘一法师纪念堂”。
纪念堂门前有横匾，是请龚望老居士用鸡毫所书汉隶“弘一法师纪念堂”。室内正面悬弘一法师油画像，这是临摹徐悲鸿1940年在新加坡为大师敬作的油画肖像。像两侧有影印联：“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两端是影印法师手书《阿弥陀经》前后段，像前设案，案上供奉弘一法师盘膝端坐的铜像（此像为新加坡广洽法师捐资铸造的），高约一米，神情安逸，满面慈祥。
纪念堂两侧悬有玻璃镜框，内有法师生平简介，《华严经偈》影印件、翻照的大师玉照以及书法篆刻影印件。并有展柜，内中陈列大师手书佛经、著述的影印件，另有今人所作弘一法师年谱、传记、纪念文章等书件，供瞻拜和怀念。
弘一法师纪念堂复建以来，乡人多前来瞻仰参拜，国内外知名人士，也不少专程前来晋谒。法师的弟子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广洽法师，在公元1985、1986、1987年连续三次以耄耋之年，不远万里自星洲莅津参拜先师像于纪念堂；更将珍藏多年的先师金壳怀表送还其子李端保存。纪念堂中有广洽法师与先师的合影和相赠的书法影印件。
大悲禅院是天津市区内唯一的古刹丛林。法师的故居也临近大悲禅院，法师生于此地，学于此地，在古刹大悲禅院建纪念堂，是很有意义的。在天津的河北区内还有公元1990年在宙纬路建起的“李叔同书法碑林”，并铸有坐像；公元1992年又有“李叔同研究会”的组织。纪念弘一法师一生对文化艺术，对佛学真谛的贡献，在精神文明的建设上，应是文史工作者所当致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