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自慧能以后，以其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风，席卷全国，迅速传播开来。“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由慧能弟子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两系逐渐衍化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家，后又从临济宗石霜楚圆门下分出黄龙慧南和杨岐方会二派，合称“五家七宗”。各派皆以不立文字、直探心源为宗旨，应机接物，大辟机用，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宗风禅法：沩仰宗禅风细密，师资唱和，语默不露，事理并行；临济家风，全机大用，棒喝齐施，势如山崩，机似电卷；曹洞家风绵密，默照暗推，敲唱为用，理事回互；云门宗禅风孤危险峻，人难凑泊，简洁明快，超脱意言；法眼宗风，对症施药，垂机顺利，渐服人心，削除情解；黄龙派门庭严峻，人喻如虎，禅不假学，贵在息心；杨岐派神机颖悟，钳锤妙密，浑无圭角，宗风如龙。其中尤以临济宗机锋峻烈，单刀切入，在禅宗各家中，影响最大，变革最烈，开一代禅风。本文仅就临济禅风作一简略的评述，以就正于诸位大德。

临济一门的开创者是义玄禅师。义玄(787-867)，曹州南华人，出家后广究毗尼及经论，既而到各处参学。后蒙黄檗希运禅师印可，遂于唐大中八年(854)，至镇州(今河北正定县)临济院，广接徒众，门风峭峻，盛于一代。弟子有存奖、慧然、志闲等二十余人。后世临济宗法系大多出于存奖门下，有南院慧顒、风穴延沼、首山省念、汾阳善昭、石霜楚圆。楚圆门下有黄龙慧南、杨岐方会。起先黄龙、杨岐二派并盛，数传黄龙派则法统断绝，杨岐恢复临济旧称。在禅林五家中，自宋元后，实际只有临济一宗独盛，其余各宗或归绝灭，或就衰微，所以有“临天下”之说。临济宗亦成为中国禅宗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宗派。

纵观临济禅的发展史，其禅风尽管是全机大用、棒喝齐施，基本延续了所谓“卷舒纵擒，杀活自在”的家风。但随着禅宗自身的发展、社会时代的变迁，临济宗接化手段仍有蜕变和区别，大致可以分为义玄的“临济喝”、汾阳善昭、圆悟克勤的“文字禅”和大慧宗杲的“看话禅”三个发展阶段。

临济喝

临济义玄继承道一、希运“触类是道”的思想，进一步提出“立处即真”的主张，强调任运自在，随缘而行。因而采用种种方便接引徒众，更以机锋峭峻著称于世。义玄接化学人，每以叱喝显大机用，世有“临济喝，德山棒”之称。这种“棒喝”宗风成为日后中国禅的主要代表。《碧岩录》第八十七则有：“德山棒如雨点，临济喝似雷奔”。《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卷下有：“德山棒、临济喝，独出乾坤解横抹，从头谁敢乱区分?多口阿师不能说。临机纵，临机夺，迅速锋芒如电制，乾坤只在掌中持，竹木精灵脑劈裂。或宾主，或料简，大展禅宗辩正眼。”以上说法形象生动地揭示出义玄所倡导的宗风玄旨。义玄一整套灵活接化学人的手段，主要有“临济三句”、“三玄三要”、“临济四喝”、“四宾主”、“四料简”、“四照用”。

(一)临济三句：是义玄禅师接引学人的三种方法。第一句：三要印开朱点窄，未容拟议主宾分。第二句：妙解岂容无著问，沤和争负截流机。第三句：但看棚头弄傀儡，抽牵全借里头人。第一句指言语以前真实之意味。三要，指真佛、真法、真道；印开，即开显佛祖心印。三要印开，指一念开悟，真佛具现，而至成佛。第二句沤和为梵语“方便”的音译，截流机指断灭烦恼而得解脱。此句具体说明真佛具现的绝对，不容有任何方便。第三句是专对不通第一、二句的钝根之人而设的各种方便法门，犹如有人牵动的木偶。认为“若第一句中得，堪与佛祖为师；若第二句中得，堪与人天为师；若第三句中得，自救不了”(《五家宗旨纂要》)。强调悟性须参活句，莫参死句，活句下荐得，堪与佛祖为师；死句下荐得，自救不了。

(二)三玄三要：是临济接引学人的手段之一。其目的在于使人领会言语中权实照用的功能。义玄禅师曾云：“大凡演唱宗乘，一语须具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有权有实，有照有用”(《人天眼目》卷一)。据《五家宗纂要》，第一玄为“体中玄”，是指使用一般语句，发自于真实的心体，以显示真实的道理，参学弟子虽然明白其中道理，但因机用滞着于悟的境域，而不能得着真正的自由。第二玄为“句中玄”，指使用语意不明确的巧妙言语，不拘泥于语言本身，但能显示其中玄妙道理，意谓已进入相对自由境界。第三玄为“玄中玄”又作“用中玄”，指离于一切相待之论理和语句等桎梏的玄妙句。所谓“于体上又不住于体，于句中又不着于句。”语言虽出自心体却又离于心体，虽有所表达却又不具体说出，参禅者只有从中体验，进入自由的领域。

“三要”与“三玄”配合，着重指出言语重点。第一要，强调摈绝一切客观事物，在破相上下功夫，不离正面语言。第二要，强调随机应变，不执著于言句，灵活应用，进入玄妙境域。第三要，强调随机发动，反照一心，即使有言说，亦必须是超越肯定、否定等具体形式。

“三玄三要”的宗旨在于破除参禅者对“我”、“法”的执迷。在此基础上着重指出语言文字的某种局限性，而诱导学人悟得言外之意、言外之境。

(三)临济四喝：义玄接化学人，常施棒喝，“四喝”即是其常用的四种方法。《临济录》载：“师问僧：‘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金毛狮子，有时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么生会?’僧拟议，师便喝”。临济一喝有多种效用。第一喝为发大机之喝，于学人系著知解情量，拘于名相言语时用之犹如宝剑截物一般。第二喝为大机大用之喝，若修禅者为测度师家，来呈小机小见时，震威一喝，有如狮子咆哮，振聋发聩。第三喝为师家为了勘验学人的修行，或者学人为了测试师家时所用，为勘验之喝。第四喝即是高层次之喝，虽不入前三喝之中，却能将前三喝收摄在其中。

(四)四宾主：是临济宗采用的一种门庭施设。“宾”，指参禅者或不懂禅理的人；“主”，指禅师或懂得禅理的人。意在通过师徒之间的问答形式，测试对方的见解，衡量双方学识的真伪。据《人天眼目》载，四宾主为：一、“宾看主”，指学人悟而师家不悟；二、“主看宾”，指师家悟而学人不悟；三、“主看主”，指师家与学人俱悟；四、“宾看宾”，指师家与学人俱不悟。在这种师徒不拘一格的相互启发、提示中，洋溢着一种活泼自由的禅风。

(五)四料简：亦作“四料拣”，是临济又一重要门庭施设。“料”，谓度量；“简”，简别。四料简，就是四种简别的方法，即按照学人的不同“根器”和接受佛教教义的不同程度，所采取的不同教授方法。意在破除我、法二执。据《人天眼目》卷一，义玄禅师说：“我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夺人”，指破除、摈弃“我执”。所谓“我执”，即是对“我”的执着。佛教认为，“我”只是因缘和合的假象，并无真性实体；世人执着于“我”，以为是有主宰的、自在的自体，便产生种种廖误的烦恼。“夺境”，指摈弃、剥夺“法执”。“法执”即对“法”的执着。“法”即一切事物和现象，佛教以为，“法”无自性，处于刹那生灭变化之中；世人执着于“法”，予以虚妄分别，从而妨碍对真如的悟解和体验。“夺人不夺境”是针对我见重的人，破除对人我见的执着；“夺境不夺人”，时针对法执重的人，破除以法为实有的观点；“人境俱夺”，是针对我执和法执都重的人，二者都须破；“人境俱不夺”，对于人我、法我均不无执着的人，二者都不须破。

(六)四照用：据《人天眼目》卷一，“照”，观照，指对客体的认识；“用”，功用，指对主体的认识。根据参禅者对主、客体的不同认识所采取的不同教授方法，总的在“破除”那种视主体和客体均为实有的世俗观点。一、“先照后用”，针对“法执”重者，先破除以客体为实有的观点；二、“先用后照”，针对“我执”重者，先破除以主体为实有的观点；三、“照用同时”，针对我、法二执均重者，同时教破除；四、“照用不同时”，对于我、法二执均已破除者，即可运用自若，应机接物。

义玄禅师一整套接化学人的手段，因人而异，分别对待，这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灵活方法，的确体现了“临济将军”的风度。此宗日后的法运流长，是与义玄禅师倡导的这一随缘自在、天机活泼的禅风分不开的。

《人天眼目·临济门庭》对临济宗风作了精辟的概说，此处不妨摘录下来，以备参考：“临济宗者，大机大用，脱罗笼，出窠臼。虎骤龙奔，星驰电激。转天关，斡地轴，负冲天意气，用格外提持，卷舒擒纵，杀活自在。是故示三玄、三要、四宾主、四料简、金刚王宝剑、踞地狮子、探影草、一喝不作一喝用、一喝分宾主、照用一时行。四料简者：中下根人来，夺境不夺法；中上根人来，夺境夺法不夺人；上上根人来，人境两俱夺；出格人来，人境俱不夺。四宾主者：师家有鼻孔，名主中主；学人有鼻孔，名宾中主。师家无鼻孔，名主中宾；学人无鼻孔，名宾中宾。与曹洞宾主不同。三玄者：玄中玄、体中玄、句中玄。三要者：一玄中具三要，自是一喝中体摄三玄三要也。金刚王宝剑者；一刀挥尽一切情解。踞地狮子者；发言吐气，威势振立，百兽恐悚，众魔脑裂。探竿者：探尔有师承无师承，有鼻孔无鼻孔。影草者：欺瞒做贼，看尔见也不见。一喝分宾主者：一喝中自有宾有主也。照用一时行者：一喝中自有照有用。一喝不作一喝用者：一喝中具如是三玄、三要、四宾主、四料简之类。大约临济宗风不过如此。要识临济么青天轰霹雳，陆地起波涛。”

义玄禅师接引学人的说教方式界定了临济禅风的发展趋向。日后临济弟子只是在此禅风基础上，作一些发挥、修正而已。

文字禅

北宋初期，由于机锋、棒喝方法的滥用，出现了故弄玄虚、鱼目混珠的现象，同时，以往积累的大量“公案”又留给人咀嚼、体味的思想资料。因此，宋代临济宗禅师一改以往“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传统，在语言文字上大作文章，造成了“文字禅”的泛滥。所谓文字禅是一种从文字上寻求禅意的观行法门。因为以往“公案”语意含蓄，藏而不露，要想明了其中禅意，把公案解释清楚，就必须采用通俗易懂的语句，并以当时人们习惯上普遍接受的偈颂、诗歌、注释等形式来接化学人，从而提高教化及宣传的效果。

文字禅最早的形式是颂古。禅师以“古德”(古代德高望重的禅师)所说的语句作为参禅的准则，称为“古则”。以“古则”为韵语，发明其禅意的，称为“颂古”，实际就是公案的颂。临济宗人汾阳善昭(947-1024)最早创颂古的形式。他收集祖师机缘语句(公案)一百条，用偈颂形式对每条分别加以阐述，为《汾阳善昭颂古》，实际上是一种“禅门问答汇编”。其后不久，云门宗的雪窦重显(980-1052)也作颂古一百条，名“颂古百则”，把文字禅向前推进了一步。此后临济宗杨岐派的圆悟克勤(1069-1135)更以雪窦的“颂古百则”为本，编成《碧岩录》。本书在录出“百则”的每一则之前，先加“垂示”(纲要提示)；列出“本则”后，加以著语评论，介绍公案提出者的略历；并对其中警句加以“评唱”(提出自己见解)，自作颂语，最后又“评唱”之。《碧岩录》是临济宗的主要典籍，也是文字禅的典型。它的出现使传统的禅风发生了空前的变化，由讲说公案发展到了注释公案，由不立文字转为不离文字。这一影响在禅宗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看话禅

文字禅的出现，使许多文化禅师走上了注释评唱“公案”的路子，写出不少优秀的禅学著作，但它也促使禅的公案语句逐渐固定化，变得生硬、僵化。禅家最忌粘皮带骨，死煞句下。到临济宗大慧宗杲(1089-1163)时，注意到“学人泥于言句”的弊病，就将所藏《碧岩录》的刻版全部毁掉。他认为师父圆悟的文字禅，与禅宗的精神是不相一致的，从公案上并不能直接看祖师的真实面貌，应该以公案中的某些典型语句作为“话头”(即题目)加以参究，强调不从文字上去理解，而是从言外之意去领会。这实质上是对当时盛行的“文字禅”的反动。看话禅最常见的“话头”有如下一些：“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是本来面目?”、“念佛者是谁?”“狗子有无佛性?”等。宗杲在运用“狗子有无佛性?”这一话头时，则要求学人反复参究这一“无”字。像希运《传心法要》说的：“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但去二六时中看个‘无’字，昼参夜参，行住坐卧，著衣吃饭处，屙屎放尿处，心心相顾，猛著精彩，守个‘无’字。日久月深，打成一片，忽然心华顿发，悟佛祖之机，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头瞒，便会开大口。”看话禅发挥这一思想，把赵州这一“无”字取出，始终作为参究之用。

看话禅的特点，是以一则无义味的活句来参究，使人大发疑情，问个百尺竿头，直至山穷水尽，方逼人反观自心，照彻一切妄念，洞见自身本来面目。宗杲说：“千疑万疑只是一疑，话头上疑破，则千疑百疑一时破。话头不破，则且就上面与之厮崖。若弃了话头，却去别文字上起疑，经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尘劳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属”(《答吕舍人》)。看话禅的关键是“疑”，如在“无”字上生出疑团，“大死一番”，然后再“绝后复苏”，更可获得大彻大悟。看话禅是借助于反对“文字禅”和“默照禅”而恢复初期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旗号来提倡的，所以自宗杲盛行以来，被临济宗人奉为圭臬，称为“无事不办”的法门，此后历经元、明、清，一直流传不绝。

从以上略述可以看出，临济禅风倡自悟、重启示，反对权威、反对教条。自义玄禅师后，临济宗人运用各种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手段和方式，有针对性地、有区别地开导学人。集中体出了禅悟思维的内在性、随机性、突发性、意会性等特点，在禅宗各派中，临济宗可以说是开一代风气，影响最大最久。所以临济禅风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