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世界篇

第一章　日本佛教简史

　　日本佛教传自我国，而且一衣带水，自然有着密切的关係。但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性格之下，它所呈现的信仰方式与内涵也有所差异。一千多年来的繁衍、发展，无论站在宗教实践或学术研究的立场，都有了解的必要，现在我们从佛教的传入、各个时代的发展状况及特色，作简明的叙述。
 
　　　　

◆中日佛教的来往
 
　　　　
一、飞鸟佛教

　　飞鸟佛教，一般指佛教传入到大化革新(六四五)期间。由于推古天皇致力佛教兴隆为国策，而天皇定都于大和的飞鸟地方，所以这个时代又称飞鸟时代。
 
　　

(一)佛教初传的时间

　　日本隔海相望于中国，加上自古中日之间有着唇齿相依的密切关係，佛教的传入日本是极为自然的事。据《扶桑略记》所载，继体天皇十六年(五二二)，汉人司马达等，由韩国到日本，在大和高市郡��田原结草庵，供奉佛像，这是民间流传佛教最早传入的年代。

    佛教正式传入年代有多种说法，目前较为公认的是依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所记载，钦明天皇七年(五四六)，百济圣明王遣使致赠天皇金铜释迦像、幡盖和经论等，这是佛教正式传入日本的开始。
 
　　

(二)初传期的社会情势

　　在《隋书.倭国传》中记载有佛教初传日本的当地现况：「男女多鲸臂，点面文身，没水捕鱼，无文字，……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佛经，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佛教经论的传入，方促使日本步入知性文化的时代。
 

　　佛教初传时，大和朝廷还是氏族擅权的时代，天皇相当于部落的首长，各氏族都有自己的保护神(氏神)。面对佛教的传来，排佛派代表物部氏认为佛是「他国神」，是「蕃神」，他们惟恐佛将引致国神之怒，而把佛视为灾厄之神。另有主张奉佛的苏我氏，则认为佛是招福之神，将佛奉为自己氏族之神。物部与苏我二氏之争，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主要是围绕在佛究竟是福神或是厄神的问题上，而不是佛教义理上的争辩。最后，尊佛派获胜，苏我稻目便捨其向原的房舍，改建佛寺，取名为向原寺，这是日本有佛寺的开始。后来又有造像、放生、造塔、建精舍、受戒、出家等佛教建设和仪式。
 
　　

(三)圣德太子与佛教事业

　　日本初期佛教的弘扬，最大的功臣是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是从推古天皇元年(五九三)开始摄政。他改革政治，积极吸收中国的文化，更大力弘扬佛法。曾诏令大臣在御前讨论佛经，设无遮大会，创建四天王寺、法隆寺等；礼请百济、高丽等地的高僧至日本讲学；亲製《胜鬘》、《法华》、《维摩》等三经的义疏；又派遣小野妹子来中国求学，也设置僧官制度和颁佈僧尼令。

　　圣德太子更制定「十七条宪法」，其中的第二条规定全民「笃信三宝」，标明以佛教为国教，将佛教作为施政、教育的指南，佛教思想成为根本精神。由于太子笃信三宝，亲自下诏兴隆佛法，而使当时的佛教绽放灿烂的光彩。

　　圣德太子虽然深信佛法，却也不废除本来的神祇崇拜。那时的社会是信仰与祭神并行，他们信仰释迦牟尼佛、药师佛、观世音、弥勒菩萨、四大天王，而且以消灾、延命、治病、祈雨、护国等，作为崇拜的目的。他们是以求神的心态来奉佛，祈求平安如意的现在利益。

　　太子在推古天皇三十年(六二二)病薨，时年四十九。有名的「天寿国绣帐」是太子妃缅怀太子，命宫女绣製的。上面绣有百字铭文，内有「世间虚假，唯佛是真」一语，道出太子对宗教体验的感言，日后被视为太子的至理名言。
 
　　　　

二、奈良佛教

　　孝德天皇大化元年(六四五)是日本一次重大政经改革，史称大化革新。从大化元年到迁都平安京，约一百五十年间，因为建都于奈良而称为奈良时代。这是日本律令(刑法、行政法)政治的全盛时代。
 

　　
(一)圣武天皇的佛化政策

　　推古朝以来，兴隆佛法一直是国策，圣德太子时代的遣隋留学生、留学僧们，在这个时候相继回国。他们在大化革新中，于建立新国家体制与佛法弘扬上担纲大任。
 

　　在奈良初期，以圣武天皇(七二四－七四九在位)最热心佛教事业的推展。他以佛教思想来建设国政，曾度僧三千，又花费十年的时间建立壮丽宏伟的东大寺，殿内供奉的奈良大佛，堪称世界最大的佛像。以东大寺为中心，在诸封国各建有国分寺，法华寺为总国分僧(尼)寺。各国分寺都有封户与土地，国家希望藉着僧尼的修持活动，达到护国的目的，成为祈祷守护国家的佛教组织体系。
 

　　这一时期的佛教，分为传来佛教、贵族佛教和都市佛教三种。传来佛教是由朝鲜、中国传来，可说是纯粹的佛教；贵族佛教流行于上层社会，受皇室保护，思想较保守；都市佛教则因寺院建在都市内外，受当地风俗薰习，是为溷和的日本佛教。
 

　　由于佛教兴隆，进展迅速，又受到历代天皇的尊重，逐渐有政教不分的局面。到了奈良时代末期，律令政治动摇，宫廷腐败，社会经济动乱，人民对政府失去信心，佛教僧侣也被捲入政治的漩涡，以致流弊丛生，僧侣和寺院也渐趋衰微。
 
　　

(二)佛教事业

　　延续着圣德太子的福田事业，奈良时代的慈善事业非常发达，元正天皇及圣武天皇都设有「施药院」和「悲田院」来救济贫病的人民。

　　日本文学以汉文学为主，由于圣武天皇的提倡，产生了不少佛教诗歌。中国美术品和美术家的不断输入，也助长了艺术的发展。目前东大寺所保有当时的美术工艺品、凋刻、绘画、铸造、刺绣、佛具等三千多件珍品中，可窥知奈良朝的艺术风光。此外，写经运动的提倡，除了政府官设的写经事业，还有寺院和贵族私设的写经所，对于广佈佛法及日本文化有很大贡献。
 
　　

(三)奈良六宗

　　这一时期佛教主要宗派的建立有六家，称为「古京六宗」，就是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华严宗。其中，三论宗、法相宗属于大乘教，成实宗和俱舍宗是小乘教。这四宗都是根据「论部」创立宗派，所以称为「论宗」。
 

　　推古天皇三十三年(六二五)，高丽沙门慧观前往日本，在元兴寺弘扬三论宗，被推为日本空宗的始祖，这是日本宗派佛教的开始。七世纪末(天武皇朝)，百济僧侣道藏也至日本宣扬成实宗，不过在当时没有独立成宗，仅附属于三论宗。
 

　　圣武天皇天平八年(七三六)，唐朝僧侣道璿带着《华严章疏》到日本，开始了华严宗。圣武天皇非常重视华严，他以东大寺为华严本宗，以华严思想来实现他政教一致的理想，所以当时的华严宗可说佔有帝王宗教的地位。至于律宗，在鑑真律师到日本之前，虽然已有戒律的讲学，但尚未设立戒坛。鑑真律师历经许多风波灾难，经过十一年，第六次才如愿抵达日本，举行传戒大会，日本才正式有了律宗。

　　奈良诸大寺中，大多是诸宗并存的，研究者也多数是诸宗并学，学风极为自由，他们不限在某一寺院，而是经常游学于诸寺之间。

　　这一时期的佛教，含有现世利益性、国家性、学术性的特性。一般说来，奈良时代的佛教在教理或活动方面，只是传承中国，还没有新的发展。
 
　　　　

三、平安佛教
 
　　
(一)佛教与政治关係

　　奈良末期，政治颓废，社会秩序溷乱，桓武天皇希望藉重佛教的真精神重整国风，在延曆十三年(七九四)迁都平安京，揭开了约四百年历史的平安时代的序幕，这一时期约从桓武天皇到后鸟羽天皇(七八一－一一九八)之间。
 

　　平安佛教依然以护国为目的，佛教学问的重心还是以南都为中心。在平安前期，以最澄、空海从唐朝传入的新佛教最受瞩目，信仰的倾向逐渐由显到密；到了后期，因为天皇大权旁落、摄关的垄断朝政及武士阶层的抬头，战事频繁，寺院为了自保，而有僧兵的设置，后来僧兵却受着时政的牵制，背佛而行，仗势横行，加上天灾不断，于是末法思想与念佛法门应时而兴。
 

　　
(二)最澄大师与空海大师

　　最澄(七六七－八二二)较空海(七七四－八三五)年长七岁，两人都是在十九岁时入山修行。最澄因目睹奈良佛教腐败现象，于是登比叡山结庵自修；空海则因遇到一名僧侣授予「虚空藏菩萨求闻持法」，而放弃已就读一年的大学明经科，加入山岳修行的行列。
 

　　两人同在延曆二十三年(八○四)，随遣唐使入唐求法。抵唐之后，最澄直访天台山，从道邃、行满受天台法脉，道邃并授予大乘菩萨戒。他还向牛头宗翛然问禅。在等待归航的一个月期间，随顺晓学密法，并接受灌顶。总计留唐八个月，在延曆二十四年归国。
 

　　空海则展转到了长安，后访寺择师，在翌年的三月，投青龙寺惠果门下，受到惠果的倾囊相授。同年十二月，惠果示寂，空海于是四处参学，次年十月回国，留唐二年多。
 

　　最澄与空海同样携回大量的佛教经典，然因所修及专攻的不同，带给日本佛教界的迴响自是不一。
 

　　最澄归国后，呈请天台法华宗独立，在平城天皇大同元年(八○六)获准，这是天台宗正式开宗的一年。天台法华宗在理论方面以《法华经》为根本，并配合禅、密及大乘戒，四宗融和是其特色。最澄主张显密一致，在他的教学体系中，密教系统最为薄弱，后来经弟子们的努力，不断引入中国的新思想，使得比叡山因此成为鎌仓佛教的思想源流，而且平安朝后期的日本文化与艺术也以此地作为中心。
 

　　最澄晚年致力大乘戒坛的设置，深深影响日本佛教。嵯峨天皇弘仁九年(八一八)，最澄宣佈捨弃东大寺所受的小乘戒，并上呈《山家学生式》，说明大乘戒坛的设立是要培养「国宝、国师、国用」的大僧，然未获核准。翌年，又撰《显戒论》，依旧未准。直到最澄圆寂后的第七天，才获敕许。翌年，日本佛教界开始实行他的新制度，传授大乘戒的戒坛于是正式成立。
 

　　空海所传的密法受到朝野的欢迎，又因得到嵯峨天皇的支持，在弘仁七年敕准以高野山为真言宗的总本山，作为传法修观的道场。弘仁十四年受赐东寺，积极以东寺为中心，展开弘法活动，因此后人称他所传的密教为东密。

　　他的弘法活动顾及民众，遍及全国。又彷唐朝县乡办学，在平安京设立「综艺种智院」，聘请僧俗教师讲授佛儒道，不分僧俗贵贱都可入学，是日本最早的平民教育学院，也是最早的私立大学。

　　空海尽其一生发挥了多方面的天赋，同时完成了真言宗宏大的教学体系。他主张「即身成佛」，但并非一蹴即成，而是有其次第的。在《辨显密二教论》中，他提出自己的教判理论，以真言为最高，依次是华严、天台、三论等宗。又在《十住心论》一书中，将一切教法，按信奉者的心境，分成十个阶段，称为十住心；这部书将外道与世间道德纳入整个思想体系中。空海示寂之后，真言宗在教理上的变化并不大，后代之所以发生分派，主要在修行仪式的日趋複杂，而引起意见上的争执。

　　在最澄和空海来唐前后，也有不少僧侣同时来中国求学，所谓的「入唐八家」，就是指最澄、空海、宗叡、惠运、圆行、常晓、圆仁、圆珍等八人。他们所学的都与密宗有关，因此回国后，所传的也都是密教化的佛教，由于教相判释的不同，便形成最澄一派的台密，和空海一派的东密。

开创天台宗的最澄，和创立密宗的空海，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将由中国传去的佛教加以日本化，使成为以皇室和国民为重点的国家佛教。
 

　　
(三)平安末期的净土思想

　　平安朝末期，武士阶级抬头，加上地方官吏、豪族的专横奢侈，社会秩序呈现动盪紊乱的局面，佛教各大寺院也受到波及而产生僧兵之乱。传统的佛教制度开始动摇，新的宗派也乘着不安稳的政局脱颖而出。最先出现的是含有净土思想的念佛往生派，以空也和惠心源信为代表，后来发展成净土宗、真宗、时宗和融通念佛宗等，以及从台密蜕变出来的日莲宗。禅宗的临济与曹洞两派也在此时兴起。

　　最澄的弟子圆仁(七九四～八六四)入唐之后，传回五台山的五会念佛法门，在比叡山建立常行三昧堂。此后天台宗内部渐渐兴起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为目的的「不断念佛」，原则上依般舟三昧的念佛观为主。

　　有「市圣」之称的空也，在民间传播净土思想，以称念佛号为主。源信撰着《往生要集》，将一百六十多部经典中有关净土的教义编列一起，系统地阐释弥陀教法，并以此为结社念佛的指南。此书对鎌仓净土教的发展，佔有重要地位。

　　此外，天台宗系的念佛者良忍是融通念佛宗的创始人。南都三论宗系的永观、真言宗的觉鍐都是净土思想的提倡者。

　　因此，奈良时代的国家性、学问性的佛教，到了平安时代，便转变成民间化的佛教了。
 
　　　　

◆佛教日本化与发展
 
　　　　
一、鎌仓佛教

　　源赖朝统一了平安时代末期的溷乱，于后鸟羽天皇建久三年(一一九二)，在鎌仓设置将军幕府，拉开武家政治的端绪。直到后醍醐天皇元弘三年(一三三三)，北条高时灭亡为止，这段以鎌仓为政治中心的时代，称为鎌仓时代。

　　鎌仓时代约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日本佛教经过飞鸟时代的定位、奈良时代的兼修、平安时代的融和，到了这一个时代，形成了一个转变的时期。原先贵族的跋扈、教界的衰微，此时开始了反省、革新，于是产生旧有宗派的复兴与新兴宗派的兴起。
 

　　新宗派的祖师们都是出身比叡山天台宗，他们的新主张被视为异端，旧佛教自认为南都诸宗真言与天台才是佛教的正统派。由于时代的动盪，新旧佛教相互之间产生了多元化的影响。今依时间先后次序，分三期介绍。
 
　　

第一期：代表人物是法然与荣西

(一)法然与净土宗

　　法然(一一三三－一二一二)是净土宗的开祖，以平安的东山吉水为据点，弘布念佛法门。他主张在末法时代，世人应放下深奥难懂的圣道门，转信简易的净土门。他反复强调「往生之道，念佛为先」，大力提倡口称念佛。由于战乱频仍，人心动摇，法然提倡的称名念佛，简单易行，于是迅速扩展普及。法然圆寂之后，净土教团的弟子们各执法然其中一部分的教说为正统，另立流派，宣扬念佛法门。
 
　　

(二)荣西与临济禅

　　荣西(一一四一－一二一五)被尊为日本禅的开祖。仁安三年(一一六八)入宋，至天台山求法，得天台章疏三十馀部；归国后，呈天台座主明云。文治三年(一一八七)，再次来华，登天台山，师事临济宗黄龙派虚庵怀敞禅师。建久二年(一一九一)返日，始行禅规，道俗满堂，遂于筑前博多建立圣福寺，这是日本禅寺的创始。他主张坐禅是万人之道，虽大钝少智之类，若能专心坐禅，必能得道；同时他也告诫弟子们，禅与天台、真言都是禅者应学之教。
 

　　荣西认为佛法与王法不可分离，兴禅可以护国，因而受到鎌仓幕府的信任，建立寿福寺，亦于京都开创建仁寺，作为台、密、禅三宗兼学的道场，并融和三宗而形成日本的临济宗。
荣西之后，临济禅师辈出，加上宋朝诸位禅师的热心传布，形成一股蓬勃的禅风，得到幕府及武家的信奉与护持。
 
　　

(三)慈圆与贞庆

　　鎌仓初期，旧佛教改革派对法然教团的责难最多，其中，出身摄关之家，四度登天台座主的慈圆，大力批评法然一派。又有兴福寺的贞庆，对于专修念佛的法然採取对峙态度，一心致力法相宗的复兴，持戒坚固，是弥勒净土的信奉者。
 
　　

第二期：代表人物是明惠、亲鸾与道元
　　

(一)明惠与信满成就

　　南都华严宗僧明惠(一一七三－一二三二)，最初仰慕法然，法然圆寂后，《选择本愿念佛集》公开于世，明惠读了此书，惊讶他背离佛道，因此撰着《摧邪轮》严加批驳。

    代表明惠圆熟思想的是《华严修禅观照入解脱门义》一书，主张「信满成就」，就是在信心圆满成就后，即与佛齐等。书中并详述其修行次第。
 
　　

(二)亲鸾与净土真宗

　　亲鸾(一一七三－一二六二)，又叫绰空，法然的弟子，是净土真宗的开祖。九岁时登比叡山，居比叡山二十年，在烦恼中度日，离开比叡山后，皈依法然，主张绝对的他力信仰。法然在世曾遭天皇迫害，亲鸾等七人也遭连坐之累，被流配边地，这就是日本净土史上的「建永法难」。

　　亲鸾被流放五年后，获得赦免，便转往东国各地布教。东国地处偏远，既穷且无文化，如何让东国民众们体认弥陀的慈悲与大愿，是亲鸾净土思想的主要动力。他着有《教行信证》，阐述净土真宗的教义，强调以信心为本。他认为一念决定往生，这一念信得自弥陀的功德回向，因此，念佛是报弥陀恩的行为。晚年，他更主张具有真实信心的人，必住于正定聚，与佛等同无异。比起法然的口称念佛，亲鸾的信心为本更简化了修行的方法。
 

　　净土真宗强调对阿弥陀佛的绝对信仰，主张他力往生。亲鸾更自谓食肉带妻的在俗生活并不妨碍念佛修行，此种生活态度迥异于净土宗其他支派。
 
　　

(三)道元与曹洞宗

　　道元(一二○○－一二五三)，号希玄，二十三岁入宋求法。在大宋遍访禅宗诸家，于天童山如净禅师处证悟。归国后，在越前的山奥创建永平寺，成为曹洞宗的中心道场。如净是洞山良价的法系，绍承曹洞宗「默照禅」的禅风；然而道元的禅风并非只是承袭宋代禅风，他的本证妙修是本觉思想的开展。主张修证一如，也就是打坐的同时即是证悟；「只管打坐」是他揭示实践法门的一句名言。
 

　　道元终生不喜接近权贵，虽有后嵯峨天皇御赐紫方袍，但终生不曾披搭，他认为禅者应在山林僻静处一心坐禅。遗有《正法眼藏》等诸多着作。示寂以后，弟子怀奘以永平寺为中心，初步奠定日本曹洞宗的基础。
 
　　

第三期：代表人物是日莲与一遍

　　鎌仓末期，到处天灾地变，飢馑瘟疫，社会动盪不安。这一时代的新佛教代表人物是日莲与一遍。
 
　　

(一)日莲与日莲宗

　　日莲(一二二二－一二八二)出身渔民之家，一生惨遭法难的影响，却在一次次的流配当中，逐渐开展出他独特的思想。

　　一般天台家将《法华经》大分为前半的迹门与后半的本门二部。中国天台及日本的最澄均以迹门为重，日莲却以本门为终极。在他所着的《观心本尊钞》中说，观心是「观我己心，见十法界」，本尊则指久远成佛的释迦，就是法身佛。他主张，观心(众生)与本尊(佛)本是一体；《法华经》是一切经的眼目，是诸宗的核心，因此末法众生唯有藉着称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经题，才能证悟。日莲提倡口唱经题，并主张积极面对现实社会的奋斗精神，是日莲宗的一大特色。
 
　　

(二)一遍与时宗

　　一遍(一二三九－一二八九)所创净土宗的派别，称为时宗。宗名取自《阿弥陀经》「临命终时」之文。一遍礼净土宗西山派的圣达为师，致力称名念佛的修行。主张「佛法除当体一念无馀谈」，否定要通过身语意的一切修行，只承认称名念佛，认为佛号本身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只要一心不乱的念佛，死后就可往生。

　　一遍採取舞蹈念佛游行的方式传教，称为「踊跃念佛」。他带着写上「南无阿弥陀佛(六十万人决定往生)」的小纸牌，分送给他劝化的人，又主张修行人应捨弃一切世俗愿望，甚至经典，只要一心念佛。因此，日人尊称他为「捨圣」、「游行上人」。开始之时，他并没有固定的传教场所，至其弟子他阿时，建立了百馀所道场，但仍强调「身虽在此，心在游行」。
 

　　鎌仓后期南都诸宗中，立志八宗兼弘的凝然等的学问佛教，也备受瞩目；弘扬戒律的俊芿，以泉涌寺为中心，提倡北京律，颇受上下尊信。此外，叡尊与弟子忍性等在东大寺自誓受戒，并以西大寺为据点，兼倡戒律与密教，且积极发展慈善事业。
 
　　　　

二、室町佛教

　　后醍醐天皇在元弘三年(一三三三)消灭执权的北条高时，结束了鎌仓幕府。后来足利尊氏又背叛天皇，佔领鎌仓，后醍醐天皇于是往南迁徙，在吉野定都，北朝的幕府将军则定都室町，这便是日本史上战争频仍的南北朝时代，称为室町时代。
 
　　

(一)社会政治状况

　　吉野室町时代的两百多年里，将军独裁，武士专横，全国人民痛苦不堪，尤其农民因税务负担繁重，生活困苦，纷纷起来反抗，导致大规模的社会抗暴；领导参加抗暴的，有许多是净土宗和真宗的信徒，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莲如。
 

　　在佛教方面，各宗各派延续鎌仓以来的教势，继续发展。由于战乱，佛教遂成为无所依恃的民心的唯一支柱。
 
　　

(二)禅宗教系的发展

　　受到政局动乱的牵连，佛教也由鼎盛走向衰微，唯一不受影响的便是禅宗。禅宗明心见性的宗旨，很适合战乱中希求澹泊明志的人心。所以在各宗衰退之时，只有禅宗一枝独秀地活耀在社会各个阶层，也因此产生溷合禅味的日本茶道、花道、书道和剑道。禅宗初传入日本时，就与当时的武士阶级结合，武士们以禅宗的修行实践，作为完成武士人格的培养方法；禅宗的高僧也受到将军与武士的尊敬和拥护，自然助长了禅宗信仰的盛行。这时期最被推崇的，有临济宗的梦窗国师与大灯国师。
 
　　

(三)五山文学

　　延续着奈良、鎌仓时代的形式，寺院常常成为学问的中心，僧侣也负起教育民众的责任。他们藉着汉文典籍作知识的传授，也重视精神生活的薰陶。
 

　　日本正安元年(一二九九)，宋僧一山一宁赴日，他的门下有虎关师鍊、雪村友梅、中严圆月、梦窗疏石，梦窗门下则有春屋妙葩、龙湫周泽、义堂周信、绝海中津、古剑妙快等，活跃于南北朝时代，开创了五山文学的黄金时代。
 

　　有七朝帝师之称的梦窗疏石(一二七五－一三五一)确立了五山文学的地位。所谓「五山文学」，是指由当时五山十刹的禅僧开展出来的文学风格。五山十刹的僧侣，一方面与幕府关係密切而备受保护，另一方面又大量引进宋明的新文化，成为当代文化的代表。在汉诗方面，由推崇白乐天而改崇苏东坡与黄山谷，文体也由骈丽而转尊韩愈、柳宗元的古体。同时，还输入宋学与宋代的水墨画等。这些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创造了「五山文学」汉诗文、新儒学的研究及水墨画、书道等等高度的文化，这是日本汉文学中表现相当优秀的部分。

　　后来，藉着日本商船与元朝的贸易往来，中日两国的僧侣更进一步展开佛教及文化的交流，对日本文学、书法、绘画等，都有很大的影响。
 
　　

(四)净土系诸宗的发展

　　净土宗在法然圆寂之后，分为多派，其中，镇西、西山二派的势力最强。镇西派受到江户幕府的支持，成为净土宗的正传。

　　净土真宗也是在亲鸾殁后分裂为多派，直到第八代主莲如(一四一五－一四九九)中兴，以巧妙的说法，结合了已经分裂的诸派，甚至不少时宗的信徒也改宗信仰。本宗拥有许多农民信徒，并有强大的僧兵集团，在江户时代之后分为十派，而以东、西本愿寺势力最强。
 

　　时宗依然保持其独特的游行习惯，或在战场上与武士同行，称为阵军(或称从军僧)，他们在江户时代被视为危险份子而饱受弹压。
 
　　

(五)日莲宗系的发展

　　日莲殁后，弟子间为了正统之争而相互对抗，日莲宗因此分为多派。其中，日像(一二六九－一三四二)以京都为中心，热心布教，深受京都町众(工商业者)信奉、支持，形成了所谓「町众文化」的基盘。此外，由于现世利益追求的倾向越来越强，遂逐渐引入诸神信仰、咒术等。本宗也拥有强大的僧兵集团。
 
　　　　

三、江户佛教

　　战国时代的动乱，经由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的平定，完成统一的局面。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又将秀吉的儿子秀赖杀灭，并于后阳成天皇庆长五年(一六○○)在江户(今东京)设置幕府，直到明治维新(一八六八)，共二百六十多年，称为江户时代。
 
　　

(一)社会政治状况

　　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对佛教採取压抑和控制的政策，如焚毁寺院、没收寺产、掌握寺院经济等。到了德川家康，时局已渐趋稳定，他颁行的锁国政策，使日本减少外来的压力和内部的纷争，而维持了二百多年的江户时代。在这时期，佛学和其他文化也在稳定的政局中安然的持续、进展。
 

　　德川家康是净土教的信徒，因此在德川幕府期间，他一直站在保护佛教的立场，但又因惟恐佛教的力量影响政治，因此将佛教纳入封建政权的体系中，让宗派、寺院与僧侣都隶属于幕府的管辖。例如颁发所谓「寺院法度」的佛教制度，用来制定各宗派寺院的本末关係、寺院与信徒的依从关係、僧侣职位等级、财务的募化、新寺的建立等等对寺院的各种规定。此外，也实施「寺檀制度」，使全国每一个国民都归属于佛教的寺院。法度的限制和寺檀制度的建立，导致佛教的停滞与世俗化。到了江户末期，在儒学与国学的积极推展之下，「废佛毁释」的呼声高涨，佛教又进入黑暗期。
 
　　

(二)黄檗宗的开创

　　江户时代对外採取锁国政策，不过对中国商船却有适度的开放，于是留居日本的中国人渐渐增多，这些华人为了精神需要，在当地建立属于中国人的寺院。长崎有名的有大唐寺、兴福寺、崇福寺、福济寺，就是在此时建立的。

　　这时期由中国应邀前往日本的禅师中，最受瞩目的就是隐元隆琦(一五九二－一六七三)。隐元本属于中国临济宗，但因受到莲池大师「禅净合一」思想的影响，宗风已不同于临济宗。他到日本之后，受到日本禅僧们的欢迎与幕府的重视，家纲将军并赐地为他建寺，隐元以他在中国住的黄檗山万福寺作为寺号，开创了黄檗宗。黄檗宗和临济宗、曹洞宗并称，成为日本禅宗的第三大派。
 

　　为了奖励佛学研究，各宗纷纷举办所谓的学林、檀林等教育机构来研究佛学，只是因为江户幕府时代的佛教被列入封建制度的体系里，在一定的法规之下，佛学的研究、宗派的发展，大多延续上一个时代，而无特出的新表现。另一方面，因为社会稳定，学术研究风气兴盛，儒学、国学、文学、史学，乃至日本的神道，也在这时大放异彩，可说是日本文化史上最发达的时代。
 
　　　　

◆日本佛教的改革
 　　

一、明治维新期的改革

　　幕府不断与外国签订商业条约，以致国权丧失，内部分裂和丧失民心。在内忧外患，濒临倾覆的情况下，幕府于孝明天皇庆应三年(一八六七)将大政奉还，第二年开始了明治维新。

　　明治元年(一八六八)，在「王政复古」、「祭政一致」的原则下，废除僧位、僧官，规定僧侣只是一种职业，应称姓氏。认为僧侣有食肉、娶妻、蓄子、蓄髮的自由。在维新的过程中，废佛毁释运动越演越炽，寺院佛像被毁，经典被焚，僧侣被迫还俗。佛教界面对这一连串的毁佛行动，最后由大批佛教徒发起「护法一揆」运动来反抗，才停止了这项毁佛的蔓延。

　　明治政府以神道为国教，并让佛教依附神道而存在，引发佛教内部的强烈不满。岛地默雷、赤松连城等人在明治五年赴欧洲考察，回国后，将他们在欧洲关于宗教所见所闻，公开介绍，以世界宗教大势来评驳政府的宗教政策，并要求政教分离、信仰自由。这些意见，受到明治政府的採纳。因此，佛教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有几点改变：
 
　　

(一)中央集权化的宗教组织

　　在明治十五年，政府规定神道与佛教各宗设立总本山，各派设本山。各宗各派设管长，由管长负责委派寺院住持及制定各宗法规。各宗须在首都东京设本山办事处，地方设教区，置教务所。按选区遴选宗译员，组成各宗的译会，定期召开宗务会议。
 
　　

(二)热心办学

　　明治政府鼓励各宗办学，从明治初年到大正年间(一九一二－一九二六)，佛教各派兴起办大中小学的风气。由佛教宗派创立的学校，除了讲授宗学、培养佛教人才外，也设文理等其他学科，培养文教科技人才。
 

　　明治维新后，佛教学者纷纷前往欧美、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留学考察，在佛教的研究上，採用西方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又藉助汉、梵、巴、藏等文献的研究比较，在佛典的研究和佛教史、教义、艺术等方面的整理与创新，获得丰硕的成果。
 

　　明治中期以降，各宗派开始海外佈教活动，在夏威夷、美、加等地，设置佈教中心，派遣专职佈教人员。其中，以真宗本愿寺派及曹洞宗信徒最多，成效最佳。
 

　　此外，佛教社会事业非常兴盛，施设的机构一年比一年增加，如佛教创办的养老院、孤儿院、学校等，不计其数。
 
　　

(二)镇护国家的传统

　　明治维新后，佛教虽然失去以前备受保护的特殊地位，但从整体看来，还是脱离了传统佛教镇护国家的倾向。大正时期，僧侣获得参政权，各宗管长联合组成「佛教护国团」。在国家日益军国主义化时，某些传统教团表示「护持天皇制，协力战争」，展开拥护战争的宣传和资助活动。相对的，佛教界内部也出现一些有民主意识的学僧，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侵略政策进行批评，并提出各种改革主张。
 
　　　　

二、新宗教的抬头
 
　　
(一)战后初期的社会情形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以「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名义，在日本公布了一系列条例，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其中明文规定：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因此宗教界最突出的现象是新宗教的崛起。

　　战后，在佛教方面，都市的寺院在战火中受到破坏，农村寺院在农地改革中失去旧有的土地和租佃关係，大量的僧侣还俗从事教育、文化和国家公务员的工作，有些虽未还俗，也兼领其他工作。此外，不少教团、寺院积极兴办托儿所、幼稚园、学校、旅馆和各种观光事业。
 
　　

(二)新宗教的分类与现状

　　新兴宗教是旧称，现称新宗教，这是日本近代宗教史上的新形式教团。从一八○二年开始，如来教的教主据说被金毘罗大神附体，而定八月十一日是创教日，这是近代日本新宗教最早创教的一派。其后，日本新宗教教团不断地成立。据日本宗教史学者松野纯孝在《新宗教辞典》一书中所载，共有两千多个新宗教成立。
 

　　新宗教大约可分为四类：(1)佛教系；(2)神道系；(3)诸教杂糅系；(4)外来的新兴教系。在佛教系中，以日莲系信仰最多，日莲系教团的信徒人数是所有新宗教信徒的七成，佔诸教中的第一位。其次是属于密教系统的修验道信仰。净土与禅宗二宗所开创的新宗教，为数极少。新宗教的大部分教派，教义都相当素朴、简单，着重在追求现实利益为中心，以人为本的救济教义。
 

　　在二次大战期间，大部分新宗教的活动被阻止，甚至遭到弹压。战后，信仰自由得到保障，各新宗教相继展开自主性的活动。一九五○年以降，日莲系的创价学会教势急遽扩展。到了现代，新宗教广泛将都市中的市民、小生意人、农民、妇女、学生等各阶层加以组织，成为宗教运动的主流。相反的，旧有的宗教除了学校、学术团体的学术研究外，给人的印象是「葬式佛教」。
 

　　有力的新宗教教团在教义的体系化与设施扩充方面，不断推陈出新，海外佈教也颇为活跃。发展较大的有：日莲系的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灵友会、佛所护念会，真言系的真如苑，诸教杂糅系的PL教团、天理教，神道系的出云大社教等。
 
　　　　

◆日本佛教的特色

　　日本的佛教，是宗派分明的佛教。在早期，佛教各宗是由中国创设的，传入日本后，逐渐演变为各宗溷合的状态，例如「禅净双修」、「教禅一致」、「八宗兼弘」等，信徒的信仰也以各宗兼修为常态。但在平安时期以后，日本的佛教信徒逐渐倾向专精信奉护持一宗一派，例如念佛的人不坐禅，坐禅的人不念佛，天台就是天台，华严就是华严，绝不容别宗的溷入，所以专持一宗的修法，是日本佛教的特质。

　　宗派主义的修行法，在个人修养上能够专一不溷杂，固然有其优点，但从整个佛教的立场看，例如鎌仓、室町的佛教，可以说是宗派缤纷，百家齐鸣的时代；到了现代的新宗教间，常有因互不相让的分歧见解，而引发教团间的纷争事件，这是无法避免的缺失。因此，日本在近年来有各宗联合会或友谊会的组织，就是为弥补此一缺点而产生的。
 

　　除了上述的特点外，佛教自印度兴起，经中国、朝鲜而传到日本，为适应日本人的思想、文化、生活等，在彼此相互容摄之下，而产生一种独特的日本佛教。总结其特色，有以下几点：
 

　　1.日本佛教被视为保护国家的宗教，佛教徒也以护教者自居，因此佛教成为与皇室有密切关係的国家佛教。

　　2.日本为维护国家安危，特重密教的咒术祈祷，因此咒术祈祷深深融入日本民众的生活之中，成为追求现世利益的良方。
 

　　3.日本初期佛教，僧侣并不参与死者的丧葬。到了中世，禅宗传入以后，中国丧礼法也随之传入，僧侣始担当死者丧礼的主持人。其后，由于净土信仰普及，因此主持丧礼遂逐渐成为僧侣的重要职务。

　　4.江户时代的檀家制度盛行，致使佛教成为家族宗教。
 

　　5.日本佛教因与古来的神道思想同化、融和，而有所谓「本地垂迹」思想的产生。本地垂迹说，揭示神祇为佛陀所化现，所以各种神都被指为佛菩萨的化身所变现；神祇既是佛陀，神佛乃是一体，因此佛菩萨变化为神。这样佛教和神道之间有着共同的领域范围，而神道也列入了佛教的体系。自此以后，佛教与神道便成为日本宗教思想的一个整体。
 

　　6.现代日本的佛教，是现代学术化的佛教。日本每个国立大学里，几乎都设有印度哲学科和中国哲学科，以资佛学研究，同时在各宗派中，都设有佛教大学或佛教专科学校，作为佛学的研究机关。由这些佛教教学系统培养出的佛教人才，不计其数。从早期开拓现代佛学，功绩显赫的原垣山、村上专精、高楠顺次郎、木村泰贤、宇井伯寿、荻原云来、境野黄洋、常盘大定、椎尾辨匡、佐佐木月樵、望月信亨、齐滕唯信、渡边旭海、羽溪了谛、小野玄妙、南条文雄、河口慧海、卫藤即应、友松圆谛、岛地大等，还有前田慧云、鹫尾顺敬、长井真琴、忽滑谷快天、立花俊道、宫本正尊、林屋友次郎，乃至近代的佛学专家水野弘元、中村元、平川彰、长尾雅人、结城令闻、鎌田茂雄、平井俊荣等，人才济济，深深影响了日本现代佛教的走向。
 

　　日本全国由各宗派所创建的佛教系大学，简介如下：
 

　　1.驹泽大学(东京都)　曹洞宗所创，具有三百多年历史，以道元的禅学一如为校训，设有佛教学部、禅学科，另外也有文学、商学、法学等科，是一所综合大学。
 

　　2.爱知院大学(爱知县)　曹洞宗所创，明治九年设立。文学部宗教科，设有佛教学、禅学、宗教学等科。
 

　　3.大正大学(东京都)　大正十五年，天台宗大学和真言宗的丰山大学、净土宗的宗教大学合併而成，昭和十八年再加上「智山专门学校」而成三宗四派的联合大学，佛教学科中设有梵文学、天台学、真言学、净土学等科。
 

　　4.高野山大学(和歌山县)　古义真言宗所创。大正十五年，为贯彻空海的教育精神而正式成立「高野山大学」，设有密教学科、佛教学科。
 

　　5.大谷大学(京都市)　净土真宗所创，明治三十四年设，真宗大学是他的前身，以亲鸾的佛教精神为基盘。
 

　　6.龙谷大学(京都市)　净土真宗所创，明治二十一年设立。
 

　　7.花园大学(京都市)　明治五年，临济宗所创。
 

　　8.佛教大学(京都市)　明治初年，净土宗所创。
 

　　9.立正大学(京都市)　明治五年，日莲宗所创。
 

　　10.种智大学(京都市)　明治十四年，真言宗所创。

　　11.同日大学(名古屋市)　大正十年净土真宗所创。
 

　　其他还有四天王寺女子大学、创价大学、日本福祉大学等。
 

　　另外，在学术方面的研究学会有：印度学佛教学会、大谷大学宗教学会、驹泽大学宗教学研究会、驹泽大学禅学研究所、驹大佛教学会、种智院大学密教学会、禅学研究会、大正大学国际佛教研究所、大藏经学术用语研究会、东北印度学宗教学会、南部佛教研究会、日本宗教学会、日本佛教学会、佛教经济研究所、佛教大学学会、佛教文学研究会、日本密教学会等，每一个学会都出有学报，半年一期或一年一期。
 

　　综观日本的佛教，早期在「教理」和「实践」上，是承袭中国传统。像天台宗的「圆顿戒」，净土真宗的「信念主义」，禅宗的「生活即佛法」，密宗的「即身成佛论」等教理，都是中国原有的。日本佛教的优点，也是特色所在，是在教化方面，例如日本的佛教是国家化、社会化，从佛教初传，日本就是以国家的立场来接受、创办佛教事业，而且上行下效，佛教自然能深入社会各阶层，不只是宗教层面的信仰，更融入人民的生活里，日本人的婚丧喜庆都和佛教有密切关係，日本的文学、剑道、茶道、绘画等等，都深受佛教的影响。到了二十世纪，日本将佛教的理想诉诸于现实层面，一边参加法会祝祷，祈福消灾，一方面做学术性的文献考证研究，其学术研究成果已取得国际间的重视与肯定，堪称是当今佛学研究的重镇。但在另一方面，日本佛教至今仍保有「在家化」的特色。早先最澄主张的「真俗一贯」，空海主张的「真俗不离」，及亲鸾提倡的「在家佛教」等，都可以看出日本对出家、在家的界限并不很分明；现在日本的僧侣大都是可以娶妻生子，这种现象成为日本佛教的一大特色，但也失去了佛教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