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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大师教学之特质——南北朝时代之佛教学风(一)
2018-05-16 11:47:19 来源:清净莲海佛学网 作者: 【 】 浏览:14次 评论:0

智者大师教学之特质——南北朝时代之佛教学风


慧岳法师  


(一)南北朝时代之佛教学风


拥有广大领土的中国,由南至北因地域辽阔,从而风俗习惯亦大有差异,故自然而然的产生了各偏所好之特殊现象!即文化方面亦不例外。据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文学篇说(台湾中华书局出版.卷上之下.一三页):「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因而各发挥其所长的传承下来!当时佛教的学者们,也受传统文化渲染,南方偏重于义学讲经;北方则倾向于坐禅诵经。因此各执一隅,竟造成所谓「南论北禅」的局面!


至隋,天台智者(五三八~五九七)大师出世,始力倡:定慧双修为学佛之枢要,以「理论」和「实践」即「教相」与「观心」并重而双运圆融,为统摄北地重视「实践」和南方偏重「学解」,为纯真以显现佛陀的本怀!且得化解几百年来之南北纷争,而树立理论与实践兼备的天台教学。


但在智者大师以前的佛教,为什么也随世俗传习,分为南北两系的争论?将其史实演变检讨如下:

 

1.南朝之轻禅重讲


南朝(四二零~五八九)重讲的由来无他,简言之:就是由于当时的王室贵族之倡导和奖励!例如:宋文帝,阐述竺道生大师的顿悟义,及明帝在湘官寺大开讲席等。又如:南齐文宣王,大集僧众于玄圃园,作『华严经』等三十六部之大抄经。梁武帝亲自在华林园和同泰寺讲经,同时于京都五大寺,请五大法师讲经之外,并请宝亮(四四四~五零九)法师,撰『涅槃经疏』等,均为显著的史实。


由于王室之尊奉佛教,所以率先垂范讲学,从而得听讲的人众云集,故每次的讲经法会,参加者都有七八百人之多。


梁武帝天监末年(五一九),于庄严寺建立八座法轮,由长老大德法师五人,负责轮流充任主席,大开讲筵,最后轮至僧旻(四六七~五二七)法师时,听众加倍激增,因致讲堂无法收容而停讲,遂费五十整天为之扩建后续讲等,可谓极一时的盛况(参照:『续高僧传』卷五.僧旻传.大正五十~四六二)。


考据当时的讲经法会,能充任主讲法师者,是以选拔方式而产生。即在法会中,就十僧或二十,三十僧中,推选轮流担任出讲。或以一部经典,推选两位大德出任讲解,让其相互竞争以论胜负,致使当时之僧伽们,都认为被选者以为荣的风气颇浓厚,更认为一旦被选上,就如跃上法王宝座的登龙术,更似建立不世殊勋的荣耀!故既受勅选,即得名震一时,是以俾使当时之僧伽们,莫不罄尽心血而倾于经典义学的钻研。


又,南朝时代,还留魏晋以来之清谈遗风,所以虽是讲经,竟尚存着清谈的论调。所谓「清谈」,据『世说新语』文学篇的纪载:在东晋时代,设有「法师」和「都讲」注①制度,以相互激发他们的辩才,如:支道林(三一四~三六八)和许询(?)两人,在会稽王的宫殿里,相互辩论时,支道林即以「法师」地位自居,精解一义而裨四众悉得法喜;而许询充任都讲,每呈一问,说来历历如绘,也得众人扑舞不已!这种气氛,使得当时学者们,均陶醉其中!(参照:台湾史华书局出版.『世说新语』十六页)。


再说:欲当讲经的达士,必须先为「都讲」而训练辩论,如:英名赫赫的法云(四六七~五二九)、僧旻(四六七~五二七)法师等,也由此训练出来。所以在南朝义讲的人才辈出,如:僧宗(四三八~四九六)法师等,讲『涅槃』『维摩』『胜鬘』等经,近百遍之多,僧印(四三五~四九九)法师,讲『法华』凡二百五十遍,宝亮(四四四~五零九)法师,讲『大涅槃』八十四遍,『成实论』十四遍、『胜鬘』四十二遍、『维摩』二十遍、『大小品』六遍,慧勇(五一五~五八三)法师讲『华严』『涅槃』『方等』『大集』『大品』各二十遍,『智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各三十五遍,警韶(五零八~五八三)法师,讲『成实论』五十余遍,『涅槃』三十遍等。上述是举出二三之例而已!尤其以终生唯讲说一部经典的还大有人在,故专对论义研究之精湛,由此可知!


南朝的讲经风气,因蹈袭清谈好辩余习,致使失掉自己实践修持之反省求道心!换言之:对宗教上的薰陶和信仰道心,就末见得稳固,致使自觉证道的领悟智慧就很微薄,唯重在纸上和口头上的谈论费尽时间而已!是以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大正四六~一三二A)卷十上说:「夫听学人,诵得名相,齐文作解,心眼不开,全无理观。」智者大师之如此评判。可谓最恰当的了。

 

注:


①都讲,或称讲师,系是经典经论讲解会中之职位。

 

2.北朝之重禅轻讲


上节所述南朝佛教,偏重义解之一面,但北朝(四三九~五七七)却重视坐禅和诵经为旨趣!他们认为佛果的崇高,决非唯依义解就能证得,故以坐禅为实践佛道之要诀,遂轻视讲解,这可由『续高僧传』看得出来,例如:慧满禅师传(大正五零~五五二C)载:


「满每说法云,诸佛说心,令知心相是虚妄法,今乃重加心相,深违佛意!又增论议,殊乖大理,故使那、满注①等师,常持四卷『楞伽』,以为心要,随说随行……。」


由此,达磨门下的一派,虽依『楞伽经』为传持,但对于文字方面,却不着文字相,唯依『楞伽』所说:「无我之理」为修心之要,即是以崇重证悟为旨趣可知!


又关于重禅轻讲的问题,在北齐文宣帝和僧稠禅师之「法师除废论义」也很明显。僧稠(四八零~五六零)禅师是依『涅槃经』为定业的行者。他是受文宣帝之厚遇而晋住云门寺,兼主石窟寺,且宣帝并勅各州县,另设禅院以为其道场。宣帝自皈依僧稠师之后,对禅学修持,深得奥旨!故遂有提起「废除法师案」(大正五零~五五四B)说:


「佛法大宗,静心为本!诸法师等,徒传法化,犹接嚣烦,未日阐扬,可并除废……。」


观此,当时之偏重修禅,是朝野间相互重视的现象可知!在朝廷,既然如此奖励修禅的风气,故对于后来佛教振兴之影响也不少!所以隋文帝为超荐文献皇后时,在京邑之内,特为建立禅定寺等。又北魏的代表学者—慧光(四六八~五三七)法师之一派,也极赞美勤修禅定的论调。慧光是专攻『十地经论』,其门下的英才林立,其中有一位是从儒士转进来的冯衮居士,他著『捧心论』(大正五零~六零八B)说:


「诸行者,不得信此,无明昏心,觅长觅短,听经学问,严饰我心,须识诈贼,觅他道恶,不求其长,则吾我渐歇,特须分疎,勿迷自他……此心将我,上至非想,还地下狱,常诱诳我,如怨家,如爱奴,岂可学问,长养贼心,巧作细作,使觅名利造疽妬也。故经云:当为心师,不师于心,八岁能诵,百岁不行,不救急也!」


由此很显明的觉得:听经学问,固然是严饰自己身心,可是必须反省内观,务以看内心为修道,始能达到第一义谛,才能显现诚实和谦虚而保持庄严的僧格!


兹更引一位,还是慧光门下之杰出高僧,静影寺慧远(五二三~五九二)大师,他虽有庞大的著作问世,但每当登座「未尝不赞美禅那,槃桓累句,信虑求之可得也!自恨徇于众务,无暇调心,以为失耳!」(大正五零~四九一C)


综上述,证明北地的佛学家们,虽精通典籍,但其内心还是以修禅实践为本务!然这却至深地影响后来的徒众们,废弃义学,专以倡导不立文字之学风,颇为盛行!但这种思想,导致不良后果的也不少!因为根机差些则难免堕于无知,而且会陷于蒙昧之邪行,更容易造出不学寄生的哑羊僧,唯依信仰「福寿生天」之粗浅因果报应外,真实的教义研究,似乎无人问津!而且还会被知识份子,认为佛教带有迷信色彩,不敢亲近而远离的现象!


降至隋朝,智者大师深鉴时弊,遂将南朝之轻禅重讲;和北朝轻讲重禅的偏失,予以补充均平,力倡「教观双运」、「解行双修」为旨趣。换言之:教相能证观心,观心能使教相得证于自心!经过智者大师极致的提倡,遂得南北两地之行者们,共同的承受而力行,以「解行双修」为成佛之道的真实途径!大师如是的强调,诚是符合佛陀度生之本怀,故被后人尊为「中国小释迦」的美称,诚是当之无愧!

 

注:


①那、满,那是指那禅师,係是修头陀行之禅行者。满是指慧满禅师(大正五零~五五二C)。

Tags: 责任编辑:思过黑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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