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大师教学之特质——南北朝时代之佛教学风
慧岳法师
（一）南北朝时代之佛教学风
拥有广大领土的中国，由南至北因地域辽阔，从而风俗习惯亦大有差异，故自然而然的产生了各偏所好之特殊现象！即文化方面亦不例外。据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文学篇说（台湾中华书局出版．卷上之下．一三页）：「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因而各发挥其所长的传承下来！当时佛教的学者们，也受传统文化渲染，南方偏重于义学讲经；北方则倾向于坐禅诵经。因此各执一隅，竟造成所谓「南论北禅」的局面！
至隋，天台智者（五三八～五九七）大师出世，始力倡：定慧双修为学佛之枢要，以「理论」和「实践」即「教相」与「观心」并重而双运圆融，为统摄北地重视「实践」和南方偏重「学解」，为纯真以显现佛陀的本怀！且得化解几百年来之南北纷争，而树立理论与实践兼备的天台教学。
但在智者大师以前的佛教，为什么也随世俗传习，分为南北两系的争论？将其史实演变检讨如下：
1．南朝之轻禅重讲
南朝（四二零～五八九）重讲的由来无他，简言之：就是由于当时的王室贵族之倡导和奖励！例如：宋文帝，阐述竺道生大师的顿悟义，及明帝在湘官寺大开讲席等。又如：南齐文宣王，大集僧众于玄圃园，作『华严经』等三十六部之大抄经。梁武帝亲自在华林园和同泰寺讲经，同时于京都五大寺，请五大法师讲经之外，并请宝亮（四四四～五零九）法师，撰『涅槃经疏』等，均为显著的史实。
由于王室之尊奉佛教，所以率先垂范讲学，从而得听讲的人众云集，故每次的讲经法会，参加者都有七八百人之多。
梁武帝天监末年（五一九），于庄严寺建立八座法轮，由长老大德法师五人，负责轮流充任主席，大开讲筵，最后轮至僧旻（四六七～五二七）法师时，听众加倍激增，因致讲堂无法收容而停讲，遂费五十整天为之扩建后续讲等，可谓极一时的盛况（参照：『续高僧传』卷五．僧旻传．大正五十～四六二）。
考据当时的讲经法会，能充任主讲法师者，是以选拔方式而产生。即在法会中，就十僧或二十，三十僧中，推选轮流担任出讲。或以一部经典，推选两位大德出任讲解，让其相互竞争以论胜负，致使当时之僧伽们，都认为被选者以为荣的风气颇浓厚，更认为一旦被选上，就如跃上法王宝座的登龙术，更似建立不世殊勋的荣耀！故既受勅选，即得名震一时，是以俾使当时之僧伽们，莫不罄尽心血而倾于经典义学的钻研。
又，南朝时代，还留魏晋以来之清谈遗风，所以虽是讲经，竟尚存着清谈的论调。所谓「清谈」，据『世说新语』文学篇的纪载：在东晋时代，设有「法师」和「都讲」注①制度，以相互激发他们的辩才，如：支道林（三一四～三六八）和许询（？）两人，在会稽王的宫殿里，相互辩论时，支道林即以「法师」地位自居，精解一义而裨四众悉得法喜；而许询充任都讲，每呈一问，说来历历如绘，也得众人扑舞不已！这种气氛，使得当时学者们，均陶醉其中！（参照：台湾史华书局出版．『世说新语』十六页）。
再说：欲当讲经的达士，必须先为「都讲」而训练辩论，如：英名赫赫的法云（四六七～五二九）、僧旻（四六七～五二七）法师等，也由此训练出来。所以在南朝义讲的人才辈出，如：僧宗（四三八～四九六）法师等，讲『涅槃』『维摩』『胜鬘』等经，近百遍之多，僧印（四三五～四九九）法师，讲『法华』凡二百五十遍，宝亮（四四四～五零九）法师，讲『大涅槃』八十四遍，『成实论』十四遍、『胜鬘』四十二遍、『维摩』二十遍、『大小品』六遍，慧勇（五一五～五八三）法师讲『华严』『涅槃』『方等』『大集』『大品』各二十遍，『智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各三十五遍，警韶（五零八～五八三）法师，讲『成实论』五十余遍，『涅槃』三十遍等。上述是举出二三之例而已！尤其以终生唯讲说一部经典的还大有人在，故专对论义研究之精湛，由此可知！
南朝的讲经风气，因蹈袭清谈好辩余习，致使失掉自己实践修持之反省求道心！换言之：对宗教上的薰陶和信仰道心，就末见得稳固，致使自觉证道的领悟智慧就很微薄，唯重在纸上和口头上的谈论费尽时间而已！是以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大正四六～一三二A）卷十上说：「夫听学人，诵得名相，齐文作解，心眼不开，全无理观。」智者大师之如此评判。可谓最恰当的了。
注：
①都讲，或称讲师，系是经典经论讲解会中之职位。
2．北朝之重禅轻讲
上节所述南朝佛教，偏重义解之一面，但北朝（四三九～五七七）却重视坐禅和诵经为旨趣！他们认为佛果的崇高，决非唯依义解就能证得，故以坐禅为实践佛道之要诀，遂轻视讲解，这可由『续高僧传』看得出来，例如：慧满禅师传（大正五零～五五二C）载：
「满每说法云，诸佛说心，令知心相是虚妄法，今乃重加心相，深违佛意!又增论议，殊乖大理，故使那、满注①等师，常持四卷『楞伽』，以为心要，随说随行……。」
由此，达磨门下的一派，虽依『楞伽经』为传持，但对于文字方面，却不着文字相，唯依『楞伽』所说：「无我之理」为修心之要，即是以崇重证悟为旨趣可知！
又关于重禅轻讲的问题，在北齐文宣帝和僧稠禅师之「法师除废论义」也很明显。僧稠（四八零～五六零）禅师是依『涅槃经』为定业的行者。他是受文宣帝之厚遇而晋住云门寺，兼主石窟寺，且宣帝并勅各州县，另设禅院以为其道场。宣帝自皈依僧稠师之后，对禅学修持，深得奥旨！故遂有提起「废除法师案」（大正五零～五五四B）说：
「佛法大宗，静心为本！诸法师等，徒传法化，犹接嚣烦，未日阐扬，可并除废……。」
观此，当时之偏重修禅，是朝野间相互重视的现象可知！在朝廷，既然如此奖励修禅的风气，故对于后来佛教振兴之影响也不少！所以隋文帝为超荐文献皇后时，在京邑之内，特为建立禅定寺等。又北魏的代表学者—慧光（四六八～五三七）法师之一派，也极赞美勤修禅定的论调。慧光是专攻『十地经论』，其门下的英才林立，其中有一位是从儒士转进来的冯衮居士，他著『捧心论』（大正五零～六零八B）说：
「诸行者，不得信此，无明昏心，觅长觅短，听经学问，严饰我心，须识诈贼，觅他道恶，不求其长，则吾我渐歇，特须分疎，勿迷自他……此心将我，上至非想，还地下狱，常诱诳我，如怨家，如爱奴，岂可学问，长养贼心，巧作细作，使觅名利造疽妬也。故经云：当为心师，不师于心，八岁能诵，百岁不行，不救急也！」
由此很显明的觉得：听经学问，固然是严饰自己身心，可是必须反省内观，务以看内心为修道，始能达到第一义谛，才能显现诚实和谦虚而保持庄严的僧格！
兹更引一位，还是慧光门下之杰出高僧，静影寺慧远（五二三～五九二）大师，他虽有庞大的著作问世，但每当登座「未尝不赞美禅那，槃桓累句，信虑求之可得也！自恨徇于众务，无暇调心，以为失耳！」（大正五零～四九一C）
综上述，证明北地的佛学家们，虽精通典籍，但其内心还是以修禅实践为本务！然这却至深地影响后来的徒众们，废弃义学，专以倡导不立文字之学风，颇为盛行！但这种思想，导致不良后果的也不少！因为根机差些则难免堕于无知，而且会陷于蒙昧之邪行，更容易造出不学寄生的哑羊僧，唯依信仰「福寿生天」之粗浅因果报应外，真实的教义研究，似乎无人问津！而且还会被知识份子，认为佛教带有迷信色彩，不敢亲近而远离的现象！
降至隋朝，智者大师深鉴时弊，遂将南朝之轻禅重讲；和北朝轻讲重禅的偏失，予以补充均平，力倡「教观双运」、「解行双修」为旨趣。换言之：教相能证观心，观心能使教相得证于自心！经过智者大师极致的提倡，遂得南北两地之行者们，共同的承受而力行，以「解行双修」为成佛之道的真实途径！大师如是的强调，诚是符合佛陀度生之本怀，故被后人尊为「中国小释迦」的美称，诚是当之无愧！
注：
①那、满，那是指那禅师，係是修头陀行之禅行者。满是指慧满禅师（大正五零～五五二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