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相唯识宗的创立、传承与大慈恩寺的祖庭地位

 
杨维中：（南京大学哲学系）

　　【内容提要】慈恩寺的创立与玄奘有关系，而玄奘在慈恩寺所建译场实际上是玄奘翻译佛典的基地。窥基在玄奘圆寂之后，回到慈恩寺悉心研究唯识学经典，撰写了大量注疏，被称之为“慈恩法师”，唯识宗之所以能够成立且被称之为“慈恩宗”，与窥基的成就也有莫大的关系。慈恩寺是唯识宗的祖庭地位是无可动摇、举世公认的。

　　慈恩寺的创立与玄奘有关系，而玄奘在慈恩寺所建译场实际上是玄奘翻译佛典的基地。窥基在玄奘圆寂之后，回到慈恩寺悉心研究唯识学经典，撰写了大量注疏，被称之为“慈恩法师”，唯识宗之所以能够成立且被称之为“慈恩宗”，与窥基的成就也有莫大的关系。慈恩寺是唯识宗的祖庭地位是无可动摇、举世公认的。现在的问题是，在新时期如何复兴唯识宗以便恢复慈恩寺的祖庭地位。如何不能复兴唯识宗，我们讨论这个慈恩寺与唯识宗的关系，无疑只有缅怀历史盛景的悲凉而已。
　　

一

　　依照现今学术界、佛教界的普遍认识，玄奘西行的时候，中国佛教已经处于学派佛教与宗派佛教交替发展的时期。玄奘先后礼拜了十二位老师，但其中并不包括被认定为佛教宗派的天台宗僧人，也没有礼拜三论宗的祖师吉藏为师。玄奘西行的动机之一就是出于消弭学派佛教差别诠释所带来的混乱。回国之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佛教经典的翻译活动，在其弟子们的继续努力下，终于创立了一个新的佛教宗派。

　　玄奘回国之后，得到了两代皇帝太宗李世民和高宗李治的尊敬和大力支持。高宗时期已经掌握朝廷实际权力的武后，也对玄奘很尊重。可以说，玄奘回国之后，得到唐王朝最高统治者以及朝廷重臣的崇信。借助于这一良好的政教关系，玄奘不但能够顺畅地翻译出大量的佛教经典，而且为其推崇的学说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玄奘去印度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求统一佛学的途径。他回国之后，自然将这一意图贯彻到翻译活动中去了。从这一角度观之，玄奘的翻译就是他展现自己所学以及宏愿的过程。因此，他的翻译实际上也可以看作创立宗派过程。正如呂澂先生所总结的，“慈恩宗学说的特色，首先在于所用资料的完备和精确，这不能不归功于玄奘的翻译。”

　　玄奘译场的“宗派化”倾向，也反映在其弟子与执守先前所学的助译僧之间的此消彼长。玄奘第一期译场参与者大多是各地各学派的义学高僧，后来这批人逐渐淡出，而由年轻的完全接受玄奘教诲的弟子代替。神昉、嘉尚、普光、窥基等奘门四哲的出现，标志着玄奘的着眼点已经发生的转移，窥基的入场，更加强化了这一做法。以《成唯识论》的翻译为肇端，于短短的五、六年间，就以《成唯识论》为中心，吸取了护法《广百论释》和戒贤等《佛地经论》的精华，而又贯穿着《辨中边论》所说的“中道”精神，形成了严密的教义体系。

　　玄奘忙于翻译，无暇自己著述，因此，他的思想资料大多散见于其弟子的各种著述之中。譬如《瑜伽论记》卷一九就记载有玄奘对于“三性”的解释：“且如奘法师出《三性义章》，最明为好。彼立三性以三门分别：一、情事理门。二、尘识理门。三、染净通门。” 此外，还有备受重视的“三类境”，更是玄奘在印度有关经论基础上的重大创造。

　　玄奘大师的著述几乎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甚至文献中也仅有几部著述著录。他在印度撰述的《会宗论》、《制恶见论》、《三身论》三部论典，尽管未曾流传下来，但无论对中国佛教还是对于印度佛教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玄奘翻译佛典的第二个大譯場是慈恩寺。玄奘在此译经的时间不是最长的，但由于窥基后来在此寺弘扬玄奘所传，终于成立起了唐代佛教的第一个宗派，因为窥基被称之为“慈恩法师”，法相唯识宗也被称之为慈恩宗。

　　慈恩寺在长安佛寺中具有特殊性。唐贞观十年（636年）六月，太宗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葬于昭陵。贞观二十二年，太子李治在春宫，以其母文德皇后早弃万方，一心“思报昊天，追崇福业。”六月，使中大夫守右庶子高季辅宣令说：“寡人不造，咎谴所锺。年在未识，慈颜弃背。终身之忧，贯心滋甚。风树之切，刻骨冥深。每以龙忌在辰，岁时兴感。空怀陟屺之望，益疚寒泉之心。既而笙歌遂远，瞻奉无隶。徒思昊天之报，罔寄乌鸟之情。窃以觉道洪慈，实资冥福。冀申孺慕，是用皈依。宜令所司，于京城内旧废寺，妙选一所，奉为文德圣皇后，即营僧寺。寺成之日，当别度僧。仍令挟带林泉，务尽形胜，仰规忉利之果，副此罔极之怀。” 根据此令，有司于是仔细普查京城各处形胜，并最后决定在宫城南晋昌里面对曲江池的“净觉故伽蓝”旧址营建新寺。寺址既定，工役随兴。经过一番“瞻星揆地”的测量定位工作，最后制定了“像天阙，仿给园（祗树给孤独园之略）”的建造方案。整个工程，“穷班孪巧艺，尽衡霍良木”，“文石、梓桂、橡樟、并榈充其材，珠玉、丹青、赭垩、金翠备其饰”。按照设计，寺院建成之后将是“重楼复殿，云阁洞房”，总共有十余院1897间，“床褥器物，备皆盈满。”至当年十月，太子李治又下令说：大慈恩寺工程“渐向毕功，轮奂将成”，但僧徒尚缺，奉太宗皇帝敕旨，度僧三百，别请五十名大德“同奉神居，降临行道”，同时正式赐新寺寺名为“大慈恩寺”，并增建“翻经院”。很快，翻经院宣告落成，“虹梁藻井，丹青云气，琼础铜沓，金环华铺，并加殊丽。”随后，太子李治又令玄奘法师自弘福寺移就大慈恩寺翻经院继续従事佛典翻译，充上座，纲维寺任。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十二月，太宗皇帝为玄奘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入寺升座仪式。《慈恩传》卷七对此做了详细的记载描述：

　　又敕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将九部乐，万年令宋行质、长安令裴方彦各率县内音声及诸寺幢帐，并使豫极庄严。己巳旦，集安福门街，迎像送僧入大慈恩寺。至是陈列于通衢，其锦彩轩槛、鱼龙幢戏，凡千五百余乘，帐盖五百余事。先是，内出绣画等像二百余躯、金银像两躯、金缕绫罗幡五百口，宿于弘福寺，并法师西国所将经像佛舍利等，爰自弘福引出，安置于帐座及诸车上，处中而进。又于像前两边各严大车，车上竖长竿悬幡，幡后即有狮子神王等为前引仪。又庄宝车五十乘，坐诸大德；次京城僧众执持香花，呗赞随后；次文武百官，各将侍卫部列陪从；太常九部乐挟两边，二县音声继其后。而幢幡锺鼓訇磕缤纷，眩日浮空，震曜都邑，望之极目，不知其前后。皇太子遣率尉迟绍宗、副率王文训领东宫千余人充手力，敕遣御史大夫李乾祐为大使，与武侯相知检校。帝将皇太子、后宫等，于安福门楼手执香炉，目而送之，甚悦。衢路观者数亿万人。经像至寺门，敕赵公、英公、中书褚令执香炉引入安置殿内，奏九部乐、《破阵舞》及诸戏于庭前，讫而还。

　　此后不数天，太子李治又在仗卫的扈从、百僚的陪同下到大慈恩寺礼佛，会见五十大德，讲述其造寺之原由，不禁呜噎感伤，史称其“蒸蒸之情，亦今之舜也”。侍臣及僧共睹此景，无不为之哽噎。会罢大德，太子遂登东阁，宣布大赦令等。李治继而巡历廊宇，至玄奘法师房，亲制五言诗一首帖于户：“停轩观福殿，游目眺皇畿。法轮含日转，花盖接云飞。翠烟香绮阁，丹霞光宝衣。幡虹遥合彩，空外迥分辉。萧然登十地，自得会三归。”

　　太宗又给玄奘新度弟子一十五人，使其跟随玄奘至慈恩寺。从此月开始，玄奘就在大慈恩寺从事翻译活动。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四月，太宗驾幸翠微宫，皇太子及玄奘法师并奉命陪从。翠微宫，位于今西安长安区沣峪滦镇南浅山上的黄峪填充村，是唐太宗李世民避暑养病的离宫，始建于唐代初年，唐贞观十年废，贞观二十一年重修，名曰翠微宫。唐太宗一行至翠微宫后，太宗与玄奘唯谈玄论道，玄奘为其言说因果报应及西域先圣遗芳故迹，皆引经酬对。帝深信纳﹐数攘袂叹曰：“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五月二十六日，太宗崩于含风殿。“时秘不言，还京发丧，殡太极殿。其日，皇太子即皇帝位于梓宫之侧。” 时为六月初一，太子即位，是为高宗。八月二十八日，葬太宗于昭陵，与长孙皇后合葬。第二年改元“永徽”。从这一叙述中可知，玄奘在太宗驾崩时在场。它应该是参与办理完毕太宗丧事之后方才离开皇宫，重新开始翻译工作。

　　根据《慈恩传》卷七记载，太宗驾崩，高宗即位后，“法师还慈恩寺。自此之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过乙之后，方乃停笔。摄经已，复礼佛行道，至三更暂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拟明旦所翻。每日斋讫，黄昏二时，讲新经论。及诸州听学僧等，恒来决疑请义。既知上座之任僧事，复来谘禀。复有内使遣营功德，前后造一切经十部，夹纻宝装像二百余躯，亦令取法师进止。日夕已去，寺内弟子百余人，咸请教诫，盈廊溢庑，皆詶答处分，无遗漏者。虽众务辐凑，而神气绰然，无所拥滞，犹与诸德说西方圣贤立义诸部异端。及少年在此，周游讲肆之事，高论剧谈，竟无疲怠。其精敏强力，过人若斯。复数有诸王卿相来过礼忏，逢迎诱导，并皆发心，莫不舍其骄华，肃敬称叹。”

　　永徽三年（652年）春三月，“法师欲于寺端门之阳造石浮图，安置西域所将经像。其意恐人代不常，经本散失，兼防火难。浮图量高三十丈，拟显大国之崇基，为释迦之故迹，将欲营筑，附表闻奏。”高宗勅使中书舍人李义府告诉法师：“师所营塔功大，恐难卒成。宜用砖造，亦不愿师辛苦。今已勅大内东宫掖庭等七宫亡人衣物助师，足得成办。”于是用砖，仍改就西院，其塔基面各一百四十尺，仿西域制度，不循此旧式也。塔有五级，并相轮露盘，凡高一百八十尺。层层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一万余粒。上层以石为室。南面有两碑。载二圣《三藏圣教序记》，其书即尚书右仆射河南公褚遂良之笔。初，建塔奠基之日，玄奘法师曾自述诚愿，略述自己皈依佛门经过、赴印求法原因、太宗父子护法功德等，最后说：“但以生灵薄运，共失所天，惟恐三藏梵本零落忽诸，二圣天文寂寥无纪，所以敬崇此塔，拟安梵本；又树丰碑，镌斯序记，庶使巍峨永劫，愿千佛同观，氛氲圣迹，与二仪齐固。”在建塔过程中，玄奘师“亲负篑畚，担运砖石”。“首尾二周，功业斯毕”。此塔于永徽五年方才建成。

　　永徽三年（652年）夏五月﹐中印度国摩诃菩提寺大德智光、慧天等致书给玄奘。智光于大小乘及彼外书四韦陀、五明论等莫不洞达，是戒贤上首门人，五印度学者咸所共宗。慧天于小乘十八部该综明练，匠诱之德，亦彼所推重。玄奘法师在印度时，常共切磋。慧天虽弘教有功，然未措心于大乘，执守小乘之见。玄奘在曲女城法集之时，在辩论中挫败了慧天，慧天亦愧伏，自别之后，钦伫不忘，乃使同寺沙门法长带来问候书信及奉送玄奘毡两端。永徽五年春二月，法长辞还，又索报书，玄奘法师写答书并信物。玄奘所写两封书信，收录于《慈恩传》卷七而保存至今。

　　永徽六年（655年），玄奘翻译的《理门论》一卷流传长安，被吕才阅读研究。吕才作《因明批注立破义图》，引起一场续数月的大辩论。

　　显庆元年（656年）正月，高宗就慈恩寺为皇太子设五千僧斋，每人施布帛三段，敕遣朝臣行香。薛元超﹑李义府来谒，问玄奘说：“翻经固法门之美，未审更有何事可以光扬？又不知古来翻译仪式如何？”玄奘回答说：“法藏冲奥，通演实难，然则内阐住持，由乎释种。外护建立，属在帝王。所以泛海之舟，能驰千里。依松之葛，遂竦万寻。附托胜缘，方能广益。今汉魏遥远，未可详论。且陈符姚已来，翻宣经论，除僧之外，君臣赞助者，符坚时，昙摩难提译经，黄门侍郎赵整执笔；姚兴时，鸠摩罗什译经，姚主及安城侯姚嵩执笔；后魏，菩提留支译经，侍中崔光执笔。及制经序，齐、梁、周、隋并皆如是。贞观初，波颇罗那译经，勅左仆射房玄龄、赵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伦、太府卿萧璟等监阅详缉。今独无此。又慈恩寺圣上为文德圣皇后营建，壮丽轮奂，今古莫俦，未得建碑，传芳示后。显扬之极，莫过于此。公等能为致言，则斯美可至。”二公许诺而去，第二日上朝，遂替法师陈奏。此后，高宗指派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府、杜正伦等校阅经文，襄助译事。三月，高宗为慈恩寺作碑文，并允御笔亲书。书成，法师特集合徒众，及京城僧尼，举行一次“迎接御制并书慈恩寺碑文”的大典。玄奘法师为此前后两次表谢高宗。四月十四日，高宗送御书《大慈恩寺碑》，于佛殿前东南角造碑屋安置。《旧唐书•高宗本纪上》记载，显庆元年“夏四月戊申，御安福门，观僧玄奘，迎御制并书慈恩寺碑文。导从以天竺法仪，其徒甚盛。”五月，玄奘法师旧疾复发，几将不治。高宗令御医治理始瘳。玄奘法师病愈，高宗遣使迎入宫内，住凝阴殿之西阁。玄奘即在此翻译。

　　显庆二年（657年）二月，玄奘法师随高宗往洛阳，译经僧若干人也随往。在洛阳，玄奘住于积翠宫，继续译经。四月，玄奘随高宗避暑于明德宫，住飞华殿，翻译《观所缘缘论》一卷，及续译《大毗婆沙论》、《发智论》等。五月，法师还居积翠宫译经，因上翻译各经次第，表奏高宗，文中说：“去月日奉敕所翻经论，在此无者宜先翻，旧有者在后翻。但《发智》﹑《毗婆沙论》有二百卷，此土先唯有其半，但有百余卷，而文多舛杂，今更整顿翻之。去秋已来，已翻得七十余卷，尚有百三十卷未翻。此论于学者甚要，望听翻了。”夏四月，高宗避暑於明德宮，玄奘奉命陪从，安置飞华殿。五月，敕法师还于积翠宫翻译。

　　这一年，玄奘乘回洛阳之便，就近还乡，查访宗族情形，知晓族人无多，仅仅寻得适瀛州张氏的老姊一人而已。与老姊相见，然后知父母的坟陇，只是已荒芜颓坏，便欲择地改葬。后经高宗允许，于是将父母遗柩改葬于西原。改葬之日，洛阳附近，道俗赴者万余人。

　　显庆二年（657年）秋九月二十日，玄奘请求高宗批准入少林寺翻译。其表文说：“玄奘每惟此身，众缘假合，念念无常。虽岸树井虅，不足以俦危脆。干城水沫，无以譬其不坚。所以朝夕是期，无望长久，而岁月如流。六十之年，飒焉已至。念兹遄速，则生涯可知。加复少因求法，寻访师友，自他邦国，无处不经，涂路遐遥，身力疲竭。顷年已来，更增衰弱，顾阴视景，能复几何？既资粮未充，前涂渐促，无日不以此伤嗟，墨陈之不能尽也。……望乞骸骨，毕命山林，礼诵经行，以答提奖。又蒙陛下以轮王之尊，布法王之化，西域所得经本，并令翻译，玄奘猥承人乏，滥当斯任。”高帝览表不许。

　　玄奘居于积翠宫译经，无时暂辍，积劳成疾。高宗闻之，立遣医官慰问。

　　显庆三年（658年）正月，玄奘随高宗自东都还长安，仍居于慈恩寺。

　　玄奘大师后来还建立了西明寺和玉华寺译场，并且圆寂于玉华寺，但在玄奘曾经住锡过的佛寺中，慈恩寺无疑地位最高。
　　

二

　　玄奘译经传法十几年，门下弟子云集，俊杰贤才如林，而专事述作，弘扬其瑜伽唯识之学，光大其门庭的，举世公认的是窥基。慧沼被称为慈恩宗中土二祖。

　　窥基的生平事迹，除《宋高僧传》本传记载较为详细外，其余资料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现存史籍中，关于窥基出家过程的细节之记载，歧义很多。重要的有：“三车和尚”之诬、出家为沙弥的住寺、受具足戒的时间、入玄奘译场的时间，如此等等，都需要辨析。而其家世虽然明确，但其父的生平却不清楚。

　　窥基（631—682），戒名大乘基，俗字洪道，俗姓尉迟，宗出鲜卑族尉迟部，祖籍是山西省朔州善阳（今山西省朔州市），后居京兆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贞观二十二年（648），窥基十七岁时，在玄奘的请求下，唐太宗下诏令天下诸州寺院各度五人，玄奘所在的弘福寺度五十人。窥基应该是在这一次剃度为沙弥的。窥基二十五岁正式进入玄奘译场，参与佛典翻译。时为高宗显庆元年（656）。窥基进入玄奘译场，担任笔受，窥基进入玄奘译场三年之后方才有机会担任笔受。起点就是《成唯识论》的翻译。玄奘本来欲将解释《唯识三十颂》的十家论书全部译出，神昉、嘉尚、普光、窥基分别担任笔受工作，但窥基不久心生退意，因为他认为各家解说有异，全部译出会使汉地读者不知所从，掌握不到适切意旨。窥基的看法颇合于中土人士的思维惯性，玄奘经过思考同意了这一设想。于是以护法一家为中心而统合其它各家论说，并由窥基独自担任笔受工作。这就是《成唯识论》十卷本的由来。窥基的著述中未曾标出具体翻译时间，而《开元释教录》记载的显庆四年（659）闰十月可能是完成时间。

　　玄奘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圆寂于玉华寺，译业中止，窥基时年33岁。完成玄奘的瘗藏之后，窥基在大慈恩寺继续从事著述。由麟德元年至永淳元年（682）共18年，窥基独立地弘扬自己所学，维护了玄奘所持护法系唯识学的完整性与纯正性，为唯识宗的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窥基独立弘教十八年，以地域变迁为线索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慈恩寺初期，即窥基由玉华寺扶柩回长安。在其师葬礼之后，住锡慈恩寺。这一时期大致七年多，窥基的大部分著述应该是于此时完成的。从玄奘圆寂至东行，窥基在慈恩寺住锡。从情理上推测，这七八年时间，正是窥基大显身手、夯实唯识宗根基、培养弟子的辉煌时期。但现存文献中，记载的事情不多。

　　第二时期，东行弘教时期，这一时期，窥基离开长安向东，到达太原、五台山以及定州。离开太原，窥基即游历五台山，时间在咸亨四年（673）。窥基住于华严寺西院，于此寺造弥勒造像一躯，由其亲自以“金字”书写《般若经》。写经完毕即回长安住慈恩寺。

　　永淳元年（682），窥基示疾，至十一月十三日，圆寂于慈恩寺翻经院，春秋五十一。

　　与窥基对于玄奘的全方位继承不同，有许多奘门弟子以及曾经一度跟随玄奘学习的“学僧”，囿于昔日所学“古唯识学”，对玄奘所传承的护法系唯识学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有些甚至直接批评玄奘所传护法系学说。尽管当代学者喜欢说窥基是“宗派”之见，但“佛教宗派化”的途径就是差异化和在固守“师说”基础上的诠释性创新。从这个角度说，真正继承玄奘事业的弟子，最突出的是窥基。作为“奘门”之“正统”，窥基是得之自然的。

　　在玄奘门下，窥基勤于记述，长于疏释。参译之际，凡玄奘有所宣讲，均详作记录，并加疏释，撰为述记。史载玄奘每于黄昏二时讲新译经论，译寮僧伍竟造文疏、笔记、玄章并行于世。而窥基记述释文最勤，功亦最著。窥基《唯识二十论述记》称：“我师不以庸愚，命旌厥趣，随翻受旨，编为《述记》。每至盘根错节之义，叙宗回复之文，旨义拾释，以备提训，更俟他辰。” 因此，窥基之作大多亲受于玄奘，玄奘的意旨多保存于他的著作中，后来玄奘圆寂后，时人多以他的记释为依据和标准。尽管有些记释后出，他也是以当初听讲记录为根据的。如窥基《杂集论述记》“归敬颂”中说：“微言咸绝杳无依，随昔所闻今述记。”

　　关于窥基的著述，汤用彤考证出能知其名的著作四十八部，现存二十八部 。窥基著述颇多，涉及面很广，而以瑜伽唯识之学为重点，举凡玄奘所译的有关经论都有注释，并且对照真谛旧译经论加以解释评判。在这些著述中，窥基以护法一系学说为重心解释印度瑜伽行派经典。他不仅提议编译了以护法注释为主的《成唯识论》，而且再三注释此论，有关《成唯识论》的注释就有四种，部头多达三十六卷。其中《述记》二十卷，为所有注疏中卷数最多者。《别抄》也有十卷之多，《掌中枢要》四卷，《料简》二卷。

　　窥基也注释玄奘所译的二部因明论典，一为《因明入正理论疏》六卷（亦有八卷本），一为《因明正理门论述类记》一卷，对因明学多有发展。
　　

三

　　玄奘弟子以及助译僧的佛学倾向很复杂，真正继承玄奘思想和弘法方向的唯有窥基而已。窥基圆寂之后，其大弟子慧沼忠实地继承了其师的事业，批驳不忠于玄奘一系的奘门弟子及其它助译僧对唯识学的诠释。慧沼被称为慈恩宗中土三祖。

　　从唯识宗发展史而言，窥基的嗣法弟子慧沼应该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在激烈的宗派竞争中，慧沼艰难地发扬光大玄奘、窥基所开创的事业，尽力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释慧沼（650—714），讳玄 ，俗姓刘氏，其法号又作“惠沼”或“惠照”。李邕《神塔碑》记载，慧沼祖籍彭城（即属江苏省徐州市），“曾祖秦随音州北海县宰，因家住淄川”。 淄川隶属于淄州。因此慧沼被称为“淄州沼”、“沼阇梨”、“山东一遍照”、“淄州大师”。慧沼剃度、受大戒的地点都不详，而赞宁《宋高僧传•慧沼传》说：“自奘三藏到京，恒窥壸奥。” 从上述事实推断，慧沼亲自拜见过玄奘的可能性不大。《神塔碑》记载：慧沼于“咸亨三年，服膺长安基、光二师。” 窥基于咸享三年（673）之后数年曾经离开长安至太原、五台山、博陵等地弘法，后来又应召回慈恩寺。从慧沼忠实于窥基的思想看，他应该是跟随窥基出长安至外地弘法的。否则推算，跟随窥基学习时间太短，想必不会有后来如此巨大的成就。慧沼同时跟随窥基和普光学习，且精通《法华经》、《无垢经》、《金刚般若》、《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等，《瑜伽师地论》、《杂集论》、《成唯识论》、《因明论》、《俱舍论》。这些经论，都是窥基所重视的，且窥基大多有著述行世。从所引文表述看，慧沼是在其师的直接指导下，撰写很多著述。慧沼的表现，令窥基和普光刮目相看，大为赞赏。由此奠定了他在玄奘所创唯识宗中的祖师地位。

　　大概在窥基圆寂之后，慧沼行化各地。慧沼在各地行化二十余年，宣讲经论，弘扬唯识学说，成就非凡。于神龙元年（705）前后被征召到京师，协助义净三藏翻译佛典。义净三藏着力翻译的经典在戒律方面，但主译的《成唯识宝生论》五卷是护法解释《二十唯识论》的书，算是接续了玄奘未竟之业。慧沼所作著述大多以玄奘译本为底本，但他疏《金光明最胜王经》即采用了义净的新译本。

　　根据《神塔碑》的总结，慧沼历经四代皇帝，生平曾被驿征三次，诏讲二次，补纲维大德六次，敕译经论四次，并且被召结坛降雨。由此可见慧沼的社会影响之一斑。

　　关于慧沼的著述，根据文献著录统计，共计20余种，现存有十种，共四十卷：《金光明最胜王经疏》十卷、《十一面神咒心经义疏》一卷、《法华玄赞义决》一卷、《成唯识论了义灯》十四卷、《因明入正理论续疏》二卷（仅存下卷）、《因明入正理论义断》一卷、《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一卷、《大乘法苑义林章补阙》八卷（现存卷四、卷七、卷八）、《能显中边慧日论》四卷、《劝发菩提心集》三卷。此外，慧沼佚失的著作有《能断金刚般若经疏》二卷、《仁王般若经疏》一卷、《温室经疏》一卷、《盂兰盆经疏》一卷、《二十七贤圣章补阙章》三卷、《发菩提心论疏》三卷、《法华经纂要》一卷、《法华经略赞》五卷、《因明入正理论略纂》四卷（日本《东域录》认为可疑）等。

　　玄奘弟子众多但思想倾向复杂，其中数窥基忠实地继承了其师着力弘传的印度护法系唯识之学。玄奘开创的唯识宗教义中，最难于被中土人士所接受的是五种性说。窥基在玄奘圆寂之后，不懈地弘扬、会通这一学说。然而，同为奘门弟子的法宝却不接受玄奘所弘扬的佛性观，且专门撰写《一乘佛性究竟论》批驳窥基维护师说的立场。慧沼则专门撰写《能显中边慧日论》反击法宝的观点。

　　慧沼的弟子智周是公认的唯识宗嫡传祖师，一般以其为四祖。然而，慧沼的另外一位弟子义忠在长安大慈恩寺几十年，对于唯识宗的贡献应该是很大的。智周、义忠处于盛唐时期。这一时期的佛教，华严宗仍然兴盛，而密宗更是如日中天，南宗禅在安史之乱后迅速崛起。在这种形势下，唯识宗能够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佛教史称智周为大师，评价很高。后代以之为慈恩宗四祖。

　　释智周（668—723），俗姓徐，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市）人，十九岁受戒，二十三岁入慧沼门下，得慈恩宗嫡传。学成后，行化诸郡。曾在濮阳报城寺、定水寺传播法相宗的教义，以恢弘师承，提携后学，史称“濮阳大师”。后世尊其为中国法相宗第四祖。

　　关于智周的著述，据《东域传灯目录》、《法相宗章疏》、《注进法相宗章疏》、《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华严宗章疏并因明录》所载有十六种，现存十一种：《成唯识论演秘》十四卷、《大乘入道次第》一卷、《法华玄赞摄释》四卷、《梵网经菩萨戒本疏》五卷、《成唯识论掌中枢要记》二卷（现存上卷）、《成唯识论了义灯记》二卷（现存下卷）、《注成唯识论卷十七》、《因明入正理论疏前记》三卷、《因明入正理论疏后记》三卷、《因明入正理论疏抄略记》一卷、《大乘法苑义林章决择记》四卷。智周遗失的著作还有五种：《般若心经疏》一卷、《二十七贤圣章记》一卷、《瑜伽论疏》四十卷、《因明义断记》一卷、《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记》一卷。

　　智周的著述虽多从慧沼禀受而来，但也包含一部分由玄奘传来而未经前人记述的印度学说。例如，《枢要记》中释“相见影质种子”的异解，又如《演秘》卷四释《述记》所引和《瑜伽》五十二说“出世间法由真如所缘缘种子生”一义有关的天竺三释。又如《枢要记》述《能断金刚般若》用杜行顗梵本的经过，都可见智周著述是另有亲闻依据的。

　　玄奘传授给窥基的，是以陈那、护法为主的唯识思想。窥基之后有慧沼力排众议，使法相宗盛极一时。智周继承慧沼的思想，努力从事唯识和因明的著述，继续阐扬窥基的学说，并继慧沼《劝发菩提心集》之后，阐论法相宗修行的境行果，成为《大乘入道次第》。此《大乘入道次第》为智周著作中，很受日本法相宗重视的著作。

　　智周中土弟子见于记载的不多，日本方面的有些文献说，如理是智周弟子，但也有文献说其是慧沼弟子。日本和新罗传说智周为中土法相唯识宗三祖或四祖。但在智周之后，再也没有文献指名智周在中土的嗣法弟子是何人了。相反，智周以及慈恩宗诸祖师的著述和学说在日本却绵延不绝。

　　智周最重要的贡献是对日本求法僧的培养。日本僧人随智周学习法相教义，将智周及其先师的著述和思想传入新罗和日本。这不仅加强了中国和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而且使奘门诸师的著述典籍得以保存并留传不绝，智周也就成为日本法相宗北寺传的祖师。

　　慧沼、智周时代，面对的是华严宗兴盛和南宗禅的崛起，而开元年之后，佛教的主流逐渐被密宗和禅宗占据，法相唯识学逐渐被边缘化了。如此以来，唯识宗便不可避免地逐渐失去了宗帕特性。于大安国寺学习、宣讲唯识经典的僧人，有些似乎专守唯识宗宗法，但大多并不专门弘扬唯识宗经典。 但这一法系的存在，无疑也说明，在会昌法难之前，唯识宗在京城长安仍然有弘传阵地和法脉延续。

　　会昌法难，唐代佛教遭到沉重打击，隋唐佛教甚至整个中国佛教由此发生转折，而对于经典和师承都很倚重的唯识宗，其原本的发展线索被中断。会昌法难之后的唐末五代时期，面对禅宗和净土宗的迅猛发展，唯识宗是否有一个完整的富有成效的恢复活动，都无从证实。搜之以现存史籍，能够找到唐末时期，唯识宗僧人仍然在不懈地弘扬唯识经典。 而从五代时期的唯识师看，不专弘唯识是一个特点，而对公认的对唯识之学在北宋的恢复贡献巨大的永明延寿的思想体系之分析中可知，如玄奘、窥基诸师所弘扬的纯正的护法系唯识学说已经让位于《大乘起信论》学。从“法系”以及佛教“教学”的纯粹性角度说，至此，已经表明，唯识宗已经消失。延续于后世，不绝如缕的唯识经典的宣讲、弘扬，已经不再具有“宗派”意义，而仅仅是“唯识学”，更明确地说，这种“唯识学”是摄论、地论、起信论传统的“唯识学”。

　　学术界公认，由玄奘、窥基共同创立的慈恩宗在唐末之后，几乎不再传承。这是正确的。而在唯识宗的传承史中，慈恩寺的祖庭地位无可动摇。当然，随着唯识宗不在传播，慈恩寺的唯识宗祖庭地位便被凝固在唐代历史时空中了。在时代，如何恢复其祖庭地位，有待于来贤努力了。因为唯识宗的复兴中国近代显现的一线曙光不久就逝去了。近几十年来，不少高僧大德乃至佛教学者都在努力复兴唯识宗，然而对于其未来，本人不持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