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传上座部佛教经典的形成

作者：韩廷杰

 
佛教于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时期发展为世界宗教，当今流行于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以及我国云南省的这支佛教，大体位于印度南部，故称南传佛教，与流行于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的北传佛教相对应。

南传佛教即上座部佛教，根本上座部又称为雪山部，然而流行于当今斯里兰卡等国的这支佛教，并不是纯粹与大众部相对立的上座部佛教，而是分别说部，因对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教义理论分别解说而得其名，南传七论之一《分别论》表现得尤为突出。由“分别说部”之名，可见《分别论》在这支佛教中的重要地位。

这支分别说部佛教又称为赤铜碟部或铜碟部（Tambapanni），另译铜掌。《大史》和《异部宗轮论》都未提及，玄应《音义》卷二十三认为：铜碟部即指上座部。南传上座部佛教以斯里兰卡为根据地，以斯里兰卡的大寺派为其正宗。巴利文的《大史》、《岛史》和《大唐西域记》卷十一在讲斯国起源时，都讲到这样一个故事：北印度梵伽国（今孟加拉一带）国王娶羯陵迦王的女儿为后，生一美女，住在罗罗国的森林里，与狮子同居，生一男一女，兄妹二人结为夫妻，生三十二个孩子，长子毘阇耶被立为付王，他及其部属皆行为不端，被驱逐出境，被赶进大海。当他们下船登陆的时候，已筋疲力尽，便用手撑着地坐了下来。因为触到了古铜色的土尘，手掌被染红，所以这个地方和这个岛就有了“铜掌”之称。

由此可见，所谓分别说部或赤铜碟部之称不是上座部佛教的原称，而是上座部佛教经典尤其是论典形成之后的后人称谓。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三十五岁的时候，在菩提树下静座沉思而悟道。从此以后，他称为觉者，即佛陀，简称为佛。释迦牟尼成佛以后，开始他的弘法活动，直到他八十岁时在拘尸那迦城郊的沙罗树下圆寂，其间共四十五年。

佛教以反印度的正统宗教 —— 婆罗门教而起家。婆罗门教把人分为四个等级，即四种姓：婆罗门（祭司）、刹帝利（武士）、吠舍（农民和手工业者）、首陀罗（服务行业的劳动者）。前三种姓称为再生族，他们可以参加婆罗门教，婆罗门教能给他们第二次生命，首陀罗称为一生族，他们没有资格参加婆罗门教，婆罗门不能给他们第二次生命。除此以外，还有不可接触的“贱民”，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谁要是看见他们，就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所以他们出门时往往带着梆子，边走边敲，让人回避。

针对这种情况，佛教提出“众生平等” 的口号，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佛教僧团，这使佛教迅猛发展，很多低种姓人都加入佛教僧团，如释迦牟尼的大弟子优婆离，原来是个理发匠。这些社会底层的人们，很多是文盲，没有文化。面对这些人，释迦牟尼弘法的时候，不能咬文嚼字，必须通俗化大众化。

印度的语言很复杂，很不统一，释迦牟尼弘法的时候，为了让他们听懂，只能用方言俗语来讲。有人主张用文言文梵语，受到释迦牟尼的严厉批评。释迦牟尼认为使用梵语弘法，会严重脱离群众，使那些想参加佛教僧团的下层人民大众不敢加入，势必影响佛教僧团的发展，所以释迦牟尼非常坚定地主张用方言俗语弘法。这种传统延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公元前四世纪部派佛教出现以后，仍然保留着这样的传统。部派佛教的各个部派分布的地区为同，使用的方言也不同，如正量部使用阿巴勃朗姆湿语。说一切有部流行于古印度西北部，当时这里已经普遍使用梵文，所以该部使用梵文。

释迦牟尼最初弘法使用何种方言？学术界说法不一，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一致结论。释迦牟尼的弘法活动，主要在摩揭陀国，所以他使用了摩揭陀方言，这就是巴利文（PāLi）。巴利文并不是纯粹的摩揭陀方言，还受到其他方言的影响，所以有人把巴利文称为半摩揭陀方言。“巴利”一词来源于阿育王石刻铭文中的pāliyāyāni，因在其婆罗蜜文体中，a、ā可以互换，所以paliyāyāni，也可以写成pāliyāyāni，原形是pāliyāya，来源于梵文的paryāya，其意为“必须重诵的经典”。由此可见，巴利文是佛教重要的经典语言，巴利文经典比梵文经典更接近原始佛教。

释迦牟尼逝后，弟子们回忆他说过的话也这样做，也是用方言俗语，所以最初的佛典是方言。这样做，局限性很大，因为一个地区的方言，只能在这个地区使用，其他人不懂，不利于佛教的传播，到公元四世纪，印度已经普遍使用梵文，佛教徒为了扩大佛教影响，就想把原来佛典的方言俗语改写成梵文。改写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佛典中分为偈颂和长行两个部分。偈颂是佛经中的诗体，起提示、总结、综合作用；长行是佛经中的散文体，往往是对偈颂进行解释或者论述。偈颂必须押韵，不像长行那样自由。有的字按方言俗语押韵，按梵文则不押韵。要改写，难度很大，为了回避这个问题，他们把长行部份改写成梵文，偈颂仍然是方言俗语。如普遍流行的《妙法莲华经》、《无量寿经》等梵文本至今还是这种形式。有的佛典虽然把偈颂、长行都改写成梵文。但偈颂部分为了押韵，仍然保留着俗语成分。这种独具特色的梵文、俗语共存形式，称为混合梵文或佛教梵文。自说一切有部以后，因为梵文已经普遍使用，新写的佛典就是纯粹梵文了。

有个问题很值得关注。如前所述，不同部派因为流行地区不同，使用的方言也不同。很多佛典都已改写成梵文，唯独上座部佛典一直是巴利文，并未改写。如何解释这个问题？我认为上座部佛典最庞大最具特色，改写起来困难最大，所以没改。还有一个问题很值得关注，我国历史上的译经师只是翻译梵文佛典，以大乘为主，兼顾某些小乘派别，如属于法藏部的《长阿含》和《杂阿含》等。属于上座部的现存巴利文经典一本也没译，这只能从我国译经师的宗教观点来解释，他们是大乘佛教徙，致力于弘扬大乘佛教，他们翻译某些小乘经典，是为了大乘探源，所以对纯属上座部的巴利文经典不感兴趣。

释迦牟尼在世时，他的说教靠师徒口授相传，并无文字记载。他过世以后，为了对他的说教进行甄别审定，佛教徒举行集会，由亲闻佛说教的人背诵佛的教诲。得到大家公认的，就肯定下来，此称结集。泰国拉玛一世王在位期间（1782 ——1809），僧王瓦那拉特（vanarat）用巴利文著《结集史》（sangitivamsa），讲述南传佛教的九次结集，前三次在印度，四至七次在斯里兰卡，第八次和第九次在泰国。

第一次结集于释迦牟尼逝后当年雨季举行，地点是摩揭陀国首都王含城，参加结集的有五百比丘。当时正是阿阇世王执政时期，他对这次结集在物质生活条件等方面给予很大的支持，这次结集由迦叶主持，由阿难诵出经藏，由优波离诵出律藏，上述内容据《五分律》卷三十、《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二等。

佛教经典对第一次结集的记载非常混乱，据《四分律》卷五十四、《十诵律》卷六十等载，在举行第一次结集时，由阿难诵出经和论，由优婆离诵律。据《付法藏因缘传》卷一等载，由阿难诵经，由优婆离诵律，由迦叶诵论。据《迦叶结经》等载，经律论三藏皆由阿难诵出。

据《法藏经》记载，以迦叶为首的五百比丘在王舍城举行结集，先使优婆离诵毘尼藏（即律藏），次使阿难诵五阿含，最后诵阿毘昙（即论）。有一万罗汉后来，以婆斯婆修为上首，皆住界外，各诵三藏。真谛的《部执论疏》对这个问题的记载，与《法藏经》略有出入，但比《法藏经》更加具体。以大迦叶为首的五百比丘于四月十五日在王舍城的七叶窟举行结集，先使阿难诵五阿含为经藏，次使富楼那诵阿毘昙，即对法藏，次由优婆离诵毘奈耶为律藏。当时有无量比丘想来听法，迦叶不允许，使住界外，各自如法诵出三藏，婆师婆比丘为上首，因为他们人数众多，所以称为大众部，界内比丘以迦叶为上首，因为释迦牟尼佛亲自指迦叶为上座。释迦逝后也为弟子所依，所以该部称为上座部。

玄奘著《大唐西域记》卷九对第一次结集的情况是这样记载的：“出王舍城北门行一万余，至迦兰竹园，自竹园西南行五、六里，南山之阴，大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尊者摩诃迦叶于此与九百九十九大罗汉以如来涅槃后结集三藏，阿难集经藏，优婆离集律藏，迦叶波集论藏。雨三月尽，集三藏讫，以大迦叶僧中上座，因而谓之上座部焉。

大迦叶结集西北，有窣堵波，是阿难受僧诃责，不予结集，至此宴坐，证罗汉果，证果之后，方乃予焉。

阿难证果西行二十余里，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大众部结集之处，诸学无学数百千人，不予大迦叶结集之众，而来至此，更相谓日：如来在世，同一事学，法王寂灭，简异我曹，欲报师恩，当集法藏。于是凡圣感会，贤智毕萃、复集素坦缆藏、毘奈耶藏、阿毘达磨藏、杂集藏、禁咒藏，别为五藏。而此结集，凡圣同会，因而谓之大众部。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与《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基本一致，对“九百九十九”之说进行了解释。原因是阿难当时漏（āsrova，烦恼）还未尽，迦叶让他出去勤修一夜，漏尽以后才赶来参加，而且由他诵出经藏。玄奘弟子窥基所著《异部宗轮论述记》卷上也讲到第一次佛教结集时有窟内、窟外之分，形成大众部和上座部，坚持这种意见的还有《文殊师利问经》等。

有不少佛教经典，如《阿育王传》、《十诵律》卷六十、《四分律》卷五十四、《大智度论》卷二、《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二、《善见律毘婆沙》卷一和《增一阿含经》的《序品》等，都曾记载佛教的第一次结集，都没提到窟内、窟外之分。所以大众部和上座部的分裂应当是第二次佛教结集，这和南传佛教《大史》、《岛史》的记载是一致的。

如前所述，各个部派分布的地区不同，使用的方言不同，佛教观点也不相同，不可能一起举行结集，只能是分别结集。英国渥德尔著《印度佛教史》指出：“我们所能找到的一切材料一致说明十八部各有其不同修订本的本藏。”（王世安译本，第11页）。

结集只能是结集经藏和律藏，不可能结集论藏，因为论晚出，第一次佛教结集时，论典还没有产生。《大唐西域记》卷九所说第一次佛教结集形成五藏，难以立足。《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有明显的时间错误，玄奘认为大众部部结集处的窣堵波（Stupa，佛塔）是阿育王（Asoka，意译无忧王）所造。佛教第一次结集是在释迦牟尼涅槃那年（一说是释迦逝后三天，一说是释迦逝后两个月），而阿育王是释迦逝后二百年的人物。

第二次佛教结集举行于释迦逝后一百年，参加结集的比丘有七百人，故称七百结集。结集的地点是吠舍离（在今印度比哈尔邦穆查发浦尔），所以这次结集又称为吠舍离结集。这次结集分裂出大众部和上座部，这是佛教的根本分裂，因为此后佛教还要继续分裂，以后的分裂称为枝末分裂，根本分裂的原因，北传佛教的《异部宗轮论》称：“如是传闻，佛薄伽梵般涅槃后百有余年，去圣时淹，如日之没，摩揭陀国俱苏摩城，王号无忧，统摄赡部，感一白蓋，化洽人神，是时佛法大众出破，谓因四众共议大天五事不同，分为两部：一、大众部，二、上座部。四众者何？一、龙象众，二、边鄙众，三、多闻众，四、大德众。其五事者，如彼颂言：“余所诱无知，犹豫他令人，道因声故起，是名真佛教。”

《异部宗轮论述记》对这段话进行解释。“龙象众”是指如龙或象一般“性禀兇顽”的大天之流。“边鄙众”是指大天的门徒，“心行理外因之边，无德可称，名之为鄙。”“多闻众”是指凡夫学者，“随顺圣人，妙达幽微，广闻三藏，助善朋党，故日多闻。”大德众即圣众。这就是各有首、徒的二善众和二恶众。对于这四众还有另外的解释。

《异部宗轮论述记》和《大毘婆沙论》卷九十九对“五事”进行了解释，大天认为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阿罗汉还存在五种缺点：

1、一般人具有两种漏：烦恼漏和不净漏。阿罗汉已断烦恼漏，未断不净漏，迂有魔女的引诱还会遗精等，这就是“余所诱”。

2、无知有二种：染污无知和不染污无知。阿罗汉已断染污无知，未断不染污无知，所以不知道自己已经达到的果位，这就是“无知”。

3、疑有二种：随眠之疑和处非处之疑。“处非处”即理非理，与理相应称为“处”，与理不相应称为“非处”。阿罗汉已断随眠之疑，未断处非处之疑，还没有透彻理解佛教理论，在判断是非时仍有犹豫，这就是“犹豫”。

4、阿罗汉必须依靠他人的记别，才能知道自己是罗汉。如舍利弗智慧第一，目犍连神通第一，通过佛的授记，方知自己是已达解脱的罗汉，这就是“他令人”。

5、因为佛教的基本原理有苦、空、无常、无我等，阿罗汉至诚唱念“苦哉”之声，有利于认识这些佛教真理，这就是“道因声故起”。

大天等人认为上述五种观点是真正的佛教，这就是偈颂中所说的“是名真佛教”。支持“大天五事”的比丘占多数，组成大众部。反对“大天五事”的，多是僧团中年老位高思想保守的比丘，组成上座部。罗汉是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大乘佛教认为还应进一步成菩萨成佛，可见大天指出罗汉的五种缺点，已是大乘佛教思想萌芽，所以小乘佛教骂他犯杀父、杀母、杀罗汉、佛身出血、破和合僧五逆罪，死后下无间地狱。《分别功德论》则赞美说：“唯大天一人是大士，其余皆是小节。”

窥基著《异部宗轮论述记》讲得更加详细具体，四众因争论“大天五事”而分裂，庶民百姓、大臣，乃至阿育王前去调解都无济于事。这种记载有明显的年代错误，第二次佛教结集举行于佛逝后一百多年，阿育王是佛逝后二百多年的人物。

南传佛教的《大史》、《岛史》也认为佛教的根本分裂是从第二次结集开始，分裂的原因是东方跋耆族比丘提出的“十事”。关于“十事”的记载，佛教典笈互有出入。南传佛教《大史》第四章只是列出“十事”名称，并没解释。据《四分律》卷四，“十事”如下：

1、应两指抄食，南传佛教有“二指净”之说，看来不是一事，“二指净”是想把“过午不食”的戒律执行得灵活一些，太阳的影子偏过中午二指后，亦可进食。

2、得聚落净。南传佛教称为“他聚落净”，在城市吃饭以后，还可以到附近乡村就餐。

3、得寺内，相当于南传佛教的“住处净”，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比丘，可以分别举行布萨仪式。

4、后听可，相当于南传佛教的“赞同争”，僧团中一部分比丘，可以就某事首先作出决定，事后再取得他人承认。所以这一事又称为“未听净”，即有些比丘没有当场听到对某一事件的决定，可以事后追认。

5、得常法。相当于南传佛教的“所习净”，出家前学习的东西，出家后仍可学习，《五分律》认为有的可以学习，有的不可以学习，不能一概而论。

6、得合。相当于南传佛教的“酥、蜜、石蜜和酪净”，可以把这几种东西混合在一起吃。

7、得与盐共宿。相当于南伟佛教的“角盐净”，把盐放在角器中，第二天仍可食用。这一事又称为“盐姜合共宿净”，即把盐和姜放在一起，第二天仍可食用。

8、得蓄不截坐具。又称为“作坐具随意大小净”，相当于南传佛教的“无缘坐具净”，作坐具不用贴边，可以随意太小。

9、得钦阇楼罗酒。相当于南传佛教的“钦阇楼伽酒净”，比丘可以喝没发酵或半发酵的椰子酒。

10、得受金眼。相当于南传佛教的“受蓄金银钱净”，比丘可以接受居土布施的金银钱币。

关于“十事”，另有异解。第二次佛教结集以东方跋耆族比丘的“十事”为中心，双方各派代表四名参加辩论，这八名代表是：萨婆伽罗、离婆多、三菩提、耶舍、修摩罗、沙罗、富阇苏弥罗、婆萨摩伽罗摩。会中辩论的“十事”属于“微细戒”，跋耆族比丘主张执行戒律可以宽松一些，遭到阿难弟子耶舍等人的强烈反对，分成两派：赞成“十事”的组成大众部，因为他们人数众多。反对“十事”的组成上座部，因为他们年老位高，思想趣于保守。

关于第二次佛教结集的记载，《五分律》卷三十、《毘尼母经》卷四、《大唐西域记》卷七等的记载与南传佛教基本一致，《大唐西域记》卷七称：“城东南行十四五里，至大窣堵波，是七百贤圣重结集处。佛涅槃后一百一十年，吠舍离城有诸比丘，远离佛法，谬行戒律。时长老耶舍陀……宣明圣教。”（中华书局校注本第601—602页）玄奘是大乘佛教徒，理应同情大众部，这里却赞同上座部。

佛教部派的分裂以摩揭陀国的强大为其背景，在频婆娑罗王的统治下，摩揭陀国吞併了安伽国。频婆娑罗王的儿子阿阇世王继承王位以后，又吞併了乔萨罗国和吠舍离。吠舍离就是提出“十事”的跋耆族比丘所在地，也是第二次佛教结集的所在地。这个地区商业发达，富商多，有钱的人多，所以往往出现向比丘施钱的现象。按照原始佛教戒律，居士向比丘施钱，比丘接受居士布施的钱，都是违背戒律的。

在这种新形势的影响下，富商居士开始向比丘布施金银钱币，比丘只好接受，这就是“十事”金银净的来由。跋耆族比丘认为形势变了，比丘的戒律也应当随之而变，但思想保守的耶舍长老等反对这种观点，反对这种变化，这种矛盾越来越尖锐，使佛教僧团走向分裂。《摩诃僧祇律》卷三十记载，上座部、大众部的分裂只是吠舍离比丘受取金眼，并没有讲到其他原因。由此可见，“受取金眼”是佛教根本分裂的主要原因。

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传播的地区越来越多，势力范围越来越大，释迦逝后一百多年以后，佛教在摩揭陀国以西的摩偷罗国也盛行起来，由于东西两地的生活习惯不同，使佛教戒律发生相应变化，其余“九事”则与此相关。

佛教在其自身发展的进程中也蕴藏着分裂的因素。佛教以反婆罗门教起家，又和沙门思潮中的其他派别不同。在其发展进程中逐渐受到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的影响，使它的神话色彩越来越浓，这在大众部中有明显的反映，这是大众部遭到保守派——上座部反对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中阿含.箭喻经》，结发童子曾向佛陀提出十个理论问题：“世有常，世无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南传佛教的《分别论》亦记载了这一事实。佛陀对这些问题避而不答，认为讨论这些问题徒劳无益。随着佛教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又不能不涉及到，释迦在世时没有回答，他涅槃以后，他的弟子们各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解释，这就必然带来意见分歧。

此外，释迦在世时，他有一定的权威性，他的弟子们可以团结在他的周围。他去世以后，他的弟子们都能影响相当数量的居士，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第二次结集的分裂已成必然。从戒律方面来讲也存在着同样问题，在第一次佛教结集时比丘们就对“微细戒”问题展开辩论，据《十诵律》卷六十记载，主持会议的迦叶坚持“我等尽当受持不应放捨”。但究竟哪些戒律是“微细戒”，大家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这也埋下了分裂的种子。跋耆族比丘提出的“十事”实际上就是微细戒，有人坚持，有人反对，由意见分歧发展为公开分裂。

第三次佛教结集只有南传佛教有记载，北传佛教没有记载。结集的时间是释迦牟尼逝后二百三十六年，护法王是阿育王，有一千比丘参加，结集地点是摩揭陀国的首都华氏城，结集的目的是对第一次结集的《阿含经》重新会诵整理，批驳外道邪说。据《法藏经》记载，第一次佛教结集时由阿难诵出五阿含，这显然是南传佛教的五部：《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小部》。

会后，目犍连子弟须撰《论事》一书，是研究部派佛教的重要典笈。

据《善见律毘婆沙》卷二记载，阿育王在鸡园寺供养上万的出家人，有许多非佛教徒混杂其内，异论纷云。为了纯洁三藏，在阿育王即位后的第十七年，召集第三次结集，以目犍连子弟须为上座，有一千比丘参加，用了九个月的时间。结集完了以后，把十几个上座分成几批，派往各地，四出传教。阿育王派末阐提到罽宾和犍陀罗，带的是《譬喻经》，相当于《增一阿含经》的第三十卷，受教人数八万，出家一千。阿育王派摩诃提婆至摩郁婆慢陀罗国（相当于现在的买索尔），带的《天使经》，相当于《增一阿含经》的第三十二卷，受教人数四万，全部出家。阿育王派勒弃多至婆那婆私国（相当于现在迦那罗的北部），带的《无始相应经》，相当于《杂阿含经》的第三十三卷，受教人数六万，七千人出家，建立五百寺院。阿育王派昙无德到阿波兰多国（相当于现在的古贾拉特），带的《五聚喻经》，相当于《杂阿含经》的第三十三卷，受教人数三万，男、女各一千人出家。他派摩诃昙无德到摩诃勒咤国，带的《摩诃那罗陀迦叶本生经》，八万四千人受教，三千人出家。他派摩诃勒弃多至叟那世界国（位于今印度西北部），带的《摩迦罗经》相当于巴利文《增支部》的第二卷，七万三千人受教，一千人出家。他派末示摩、迦叶、提婆纯毘弟须、提婆等往雪山边，带的《初转法轮经》，相当于《杂阿含》的第十五卷，数万人受教，五千人出家。他派须那迦和乌多罗至金地，带的《梵网经》，六万人受教，三千五百男人出家为比丘僧，一千五百女人出家为比丘尼。他派他的儿子摩哂陀及其眷属壹地臾、乌帝夜、参波楼、拔陀沙罗四位长老同沙弥须摩那、伏婆塞盘头迦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传播佛教。

经过阿育王的传教活动，使佛教势力很快超出恒河流域，遍及全印度，并传播到世界上很多国家，使佛教发展成世界宗教，成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之一。

关于第四次佛教结集，南传佛教载为上座部佛教结集，北传佛教载为说一切有部的结集。北传佛教又有《婆薮槃豆法师传》和《大唐西域记》两种记载。《婆薮槃豆法师传》记载如下：这一次结集举行于释迦牟尼逝后五百年中，地点在古印度西北部的罽宾国，召集人是说一切有部的著名论师迦旃延子，有五百罗汉和五百菩萨参加，由马呜撰《阿毘达磨毘婆沙论》百万颂。

《阿毘达磨毘婆沙论》，即《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abhidharmamahavibhasasastra），共二百卷，往往简称为《大毘婆沙论》或《婆沙论》，其内容是注释古印度说一切有部论师迦多衍尼子的《发智论》，内容丰富，按照《发智论》，分为杂、结、智、业、大种、根、定、见等八章，并批驳小乘佛教大众部、法藏部、化地部、饮光部、犊子部、分别说部等部派及数论、胜论、顺世论、耆那教等外道观点，还记载了法救、妙音、世友、觉天等四大论师关于说一切有部理论的不同观点。

马呜（asvaghosa）是早期大乘佛教论师，其传记没有记载他写过《大毘婆沙论》，可见《婆薮槃豆法师传》的记载难以置信。

据《大唐西域记》卷三，第四次佛教结集是迦腻色迦王（kaniska）执政时期（一四四——一七0）举行的，这次结集是由于胁尊者的建议，以世友为上座，地点是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有上百罗汉参加。结集的目的是论释三藏，先作《邬波第舍论》十万颂，解释经藏。次作解释律藏的《毘奈耶毘婆沙论》十万颂，后作解释论藏的《阿毘达磨毘婆沙论》十万颂，共三十万颂九百六十万言。迦腻色迦王让人把这些论典刻于赤铜板上，存于石函，并建塔藏于其中。

据斯里兰卡《大史》记载，第四次佛教结集在斯里兰卡国王伐多伽摩尼阿巴耶（vattagamaniabhaga，前八十九——前七十七年在位）统治时期举行。地点是斯里兰卡的马特列村阿卢寺，由罗希多主持，有五百比丘参加，主要任务是修订上座部佛教三藏注释，重新安排经典次序，成文的巴利文三藏及其僧伽罗文注释自此形成，相传对这次结集的经典核对了一百多次。

通过四次结集，形成佛教经典，最初的佛典都是刻写在具多罗树叶上，为了保存，往往放于竹箧，这就称为“藏”。人们把佛经进行分类，大体上分为三种，称为三藏：一、经藏。经是梵文sutra的意译，音译素怛缆，是佛的说教集；二、律藏。律是梵文vinaya的意译，音译毘奈耶。律藏是佛为佛教徒制定的戒律；三、论藏。论是梵文abhidharma的意译，音译阿毘达磨。论藏是后人写的，是论述佛经中的义理。“佛经”这个词，从狭义上来讲，只是三藏中的经藏。从广义上来讲，可以理解为“佛教经典”，包括经、律、论三藏。广义的佛经又称为“众经”、“一切经”等。

佛说的法依其形式和内容分为十二种，称为十二分教：

1、契经。又称为长行，以散文体记载佛的教诲。

2、应颂。以诗体总结契经的内容，所以又称为重颂。

3、记别。又称为授记，原为教义的解说，后来特指佛对其弟子的予言。

4、讽诵。又称为孤起，全部以偈颂形式记载佛的教诲。

5、自说。不用其他人提问题，佛陀自行开示教说。

6、因缘。记载佛说法教化的因缘，很像经的序品。

7、比喻。佛以比喻形式宣说法义。

8、本事。除《本生经》以外，佛陀及其弟子的前生故事。

9、本生。佛陀的前生悲行故事。

10、方广。宣讲广大深奥的教义，即大乘教义。

11、希有法。又称为未曾有，记载佛陀及其弟子所显现的奇迹。

12、论义。论述抉择诸法体性，分别辩明其义。

十二分教是大乘佛教的区分，南传上座部佛教只承认九分教，即十二分教的前九种。

大乘佛教只承认四次结集，对以后的五次结集概不承认，因为以后的五次结集都是校勘出版巴利文的南传上座部佛教经典。即使是上座部佛教国家，对以后的五次结集意见亦不一致。

根据斯里兰卡的传说，于提婆南毘耶帝须王（Devanampiya Tissa）在位时期（公元前二四七 ——前二0七年）举行过一次结集，以阿利陀（Arittha）长老为上座。本次结集于以摩哂陀为首的弘法团到达斯里兰卡后举行，根据摩哂陀长老的意愿，有六万阿罗汉参加，由摩哂陀长老的第一位僧伽罗族弟子阿利陀诵经藏，结集地点是斯里兰卡古都阿奴罗达布罗的塔园，具体时间是公元前二三二年，本次结集历时十个月，斯里兰卡的巴利文《大史》没有记载这次结集，其传说出于僧伽罗文资料。《大史》记载了迦腻色迦王时期的第四次佛教结集，还有一次结集于一八六五年举行，地点是罗特那布罗（Ratnapura），以希迦杜维悉利苏蒙伽罗（Hikacluve Siri Sumangala）为上座，持续了五个月，受到伊达摩尔乔达巴斯那耶迦.尼拉梅（Yddamakgida Basnayaka Nilamae）的赞助。

泰国的《结集史》把提婆南毘耶帝须王时代的结集称为第四次结集，把迦腻色迦王时代的结集称为第五次结集。缅甸佛教界不同意这种划分，他们认为第五次结集于缅甸敏顿王（Mindon）在位时期（一八五三 ——一八七八年）的一八七一年举行，地点是敏东王的首都曼德勒，参加者除二千四百名缅僧以外，还有多名斯里兰卡高僧，本次结集以律藏为中心，考订律典原文的同异，本次结集共经五个月。最后把校勘过的律典刻在七百二十九块石板上，竖立于曼德勒山麓他陀塔寺（Kuthoaw）中，外有四十五座佛塔围绕，现在还存于曼德勒古都，敏顿王被称为第五次佛教结集的护法王。

泰国的《结集史》认为第六次佛教结集于斯里兰卡大名（Mahanama）国王时期，时间大约是五世记末六世纪初，佛音（Budhaghosa）把佛经注释从僧迦罗文译成摩揭陀方言，即巴利文。缅甸佛教界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从公元一九五四年五月到一九五六年五月，在吴努的主持下，在缅甸举行了第六次佛教结集。这是缅甸向全世界传播上座部佛教的突出事件，吴努对此非常重视，参加这次结集的国家有缅甸、泰国、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等十个国家，举行这次结集的目的有二：一、为了净化经典；二、为了加强缅甸和世界各国的联系，以便于向国外传播上座部佛教。

此次结集在和平塔区的石窟里举行，这个石窟是仿照印度第一次佛教结集时的七叶窟建造的，这个石窟能够容纳参加结集的二千五百名比丘和四、五千信众，此次结集以第五次结集所刻的七二九块大理石刻文为依据，参照斯里兰卡、泰国、柬埔寨以及英国伦敦巴利圣典协会的巴利文本进行校勘。

在举行第六次结集之前，吴努曾召集善法派、瑞经派、门派等缅甸佛教三大派的十七位法师开会，让他们互相谅解。会议期间，把缅甸的一千一百二十九个大长老分散到一百一十六个会场工作，核对和重新编辑巴利圣典。把一百八十五个斯里兰卡高僧分成三十七个组，编同样的典笈，最后由缅甸、斯里兰卡和泰国的大长老核对定稿。

两年期间共进行了五次会议，第一次集会完成了律藏五本书，每本二千二百六十页。第二次集会由缅甸国师任主席，第三次集会由柬埔寨和老挝两国长老主持，并由两国王子和缅甸总统分别致辞。当时正在缅甸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国佛教代表团应邀出席了公元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的会议。出席的人，除参加结集的二千五百比丘以外，还有缅甸总统吴巴宇、总理吴努、联邦佛教总会会长吴敦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外宾应邀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各国驻缅大使。会议期间，由缅甸的苏巴纳和普卡迦两位法师高声朗诵在修纂佛经中的疑难问题。第四次集会由泰国国师主持，第五次集会由斯里兰卡暹罗派首领摩尔伐德（malwatta）主持。

由此可见，第六次佛教结集是由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这五个上座部佛教国家任领导，在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日的公元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结束，前后共进行了两年时间。政府为了纪念这次结集，决定减刑大赦，发行特种纪念邮票，出售纪念车票和机票。并发布屠宰业者休业四天的命令。当时有二千六百六十八名青年集体出家。

第七次佛教结集是在斯里兰卡波罗迦摩巴忽（parakramabahu）王在位时期（公元一一五三——一一八六年）举行的，地点是斯里兰卡的王宫，持续了一年的时间，以大迦叶波（mahakassapa）为上座，任务是修订佛音编纂的三藏注释。当时的斯里兰卡佛教徒腐败不堪，不守戒律，甚至有妻室儿女。所以波罗迦罗摩巴忽王利用大迦叶波整顿僧团，以他为首组成宗教法庭，审判犯罪比丘，清除不守戒律的僧人。并使大寺派、无畏山寺派和祇陀林寺派三派佛教徒联合成一个整体。统一后的僧团，以大寺派为主，无畏山寺派和祇陀林寺派实际上已被取缔。在此基础上组织本次结集。本次结集除修订佛音编纂的三藏注释以外，还很注重戒律，把大家共同承认的戒条刻写在伽尔（KaL）寺的石板上。按照这种戒规，每年都举行一次授戒仪式，要求国王亲临现场。

第八次佛教结集是在泰国阿瑜陀耶王朝的波罗摩脱赖瑙那王（Boroma TraiLoKanat）在位时期（公元一四四八——一四八八）举行的，此时清迈的泰族国王提拉克也笃信佛教，在该地建立寺宇，奉祀有名的绿玉佛像。为了使佛教在泰国打下牢固基础，于公元一四七七年他在自己的首都清迈召集了第八次盛大的佛教徒结集大会，参加此此次结集的有泰国名僧一百多人，用一年的时间校刊全部佛教圣典。

第九次佛教结集是于泰国近世曼谷王朝时期举行的。近世曼谷王朝时期是指公元一七八二年拉玛一世王建立曼谷王朝开始至公元一九一七年为止的一段泰国历史。这个时期的泰国版图大致在现有疆界内逐渐确定下来。公元一七六七年缅甸人占领了阿瑜陀耶城以后，毁掉了该城的寺院、佛像和三藏经典，为了改革僧团，重新编订三藏典笈，拉玛一世王于公元一七八八年在曼谷涅槃寺召开了第九次佛教结集，他派遣优秀和尚到一些省份，甚至到柬埔寨去搜集最好的三藏经典带回首都，为第九次佛教结集做好准备工作。

参加此次结集的有二百一十八名高僧和三十二名俗人学者。会议期间，把到会人分成四组，每组负责校刊一个类型的经典。此次结集先后经历五个月的时间，从公元一七八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开始，一七八九年四月十日结束，共编二百八十八篇，起码有三千五百六十八捆棕榈叶，还专门为国王准备了一套付本，包括三百五十四篇，起名叫“结集篇”。

这次结集以后，涅槃寺改名为室利沙哩婆若（srisarvajna，吉祥一切智）。第九次结集编订的三藏经典就存放在这里。

拉玛一世王对此结集非常重视，他和他的弟弟每天早晚都到场，早上给和尚送饭，晚上与和尚一起念经，并送腊烛和清醒剂。会议结束以后，国王赠给和尚袈裟，赠给俗人学者衣服。

泰国《结集史》所讲的九次结集，前五次与斯里兰卡《大史》所载相同，后四次，不仅大乘佛教不承认，其他的上座部佛教国家亦有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