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洞宗

曹洞宗曹洞宗为禅宗南宗五家之一，由于良价禅师在江西宜丰洞山创宗，其弟子本寂在吉水（今江西宜黄县）的曹山传禅，故后世称为曹洞宗。

目录

简介  溯源  学说  禅法  传承良价  洞山  本寂  云居道膺  常忠  寿昌元谧  洪断诸缘  式微  中兴  普利禅寺

简介

禅宗南宗在唐朝后期传播迅速，并发展成为禅宗的主流，到唐末五代时期，派生五个流派：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统称禅门五宗，或称禅门五家。五家当中流传时间长、影响较为深远的是临济宗和曹洞宗。

临济宗提出“四料简”，以“棒”、“喝”见称，其施教方式偏重于行动上的开导，较为活泼、生动；曹洞宗提倡“五位说”，以“回互”著称，施教方式是“行解相应”，精耕细作，态度较为稳健、绵密，不仅具有哲学的辩证精神，且体现出禅宗对儒道两家思想的融摄。

曹洞宗的创始人是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其宗脉系惠能——青原行思——石头希迁——药山惟严[1]——云岩昙晟——洞山良价[2]——曹山本寂[3]。

溯源

曹洞宗也称洞家。是我国佛教禅宗五家七宗之一，以洞山良价为宗祖，宗名之由来有二：一说洞指洞山，曹指曹山，乃合师良价所住之江西宜丰县之洞山与徒本寂所住之吉水县之曹山之名，本应称洞曹宗，习惯于称曹洞宗；“另一说取曹溪惠能之曹与其法孙洞山良价之洞，合称为曹洞宗。取六祖曹溪惠能，系以此表明本宗乃六祖正风之嫡传，惠能门下以青原行思、南岳怀让二者最杰出，本不分嫡庶，后一宗之法分而为二”，至开创中国禅宗史上的五家七宗，即南岳怀让其下开创临济（杨岐、黄龙两派）宗和沩仰宗，青原行思其下开创的云门、法眼、曹洞三宗。曹洞宗一系传承惠能、青原行思、石头希迁、药山惟俨、云岩昙晟之一脉，历经衰落、中兴，远播海外，至今风影犹存。

世人多认同第一种看法，南宋智昭《人天眼目》卷三中说：“良价晚年得弟子曹山耽章（本寂之别名）禅师，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风播于天下。故诸方宗匠咸共推之日曹洞宗”。

“曹洞宗”一语，是中国禅宗五家七宗形成以后才有的名称，五家七宗之宗名也各有来历，我们可以从其它宗派名称的来历来考究曹洞宗名。在当时看来，与曹洞宗并存的还有临济、沩仰、云门、法眼四宗，特别是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同出青原行思门下，云门宗是文偃在韶州云门山（广东乳源县北）的光泰禅院举扬一家宗风而得名，这是以地名为宗名；法眼宗是南唐中主李璟给文益法师以“大法眼禅师”的称号，后世因称此宗为法眼宗，这是以法号为宗名。另临济宗是义玄法师在河北镇州（今河北省正定县）的临济禅院弘扬佛法，后世就称它为临济宗，这是以寺名为宗名。沩仰宗是灵佑法师和他的弟子慧寂先后在潭州的沩山（在今湖南省宁乡县西）、袁州的仰山（在今江西省宜春县南），阐扬禅家宗风，后世就称它为沩仰宗，这以地名为宗名。以此推断曹洞宗名应与此类似，也应为当时背景下之命名。且曹山以前叫吉水、荷玉山、梅山，唐末本寂禅师住此山，本寂法嗣于洞山良价，遂成曹洞宗，以仰慕六祖惠能之德，故以六祖所居之曹溪而改山名为曹山，所以取师之“洞”山、己之“曹”山合而为曹洞，因而曹山之改名是因追慕六祖之德，而曹洞之“曹”乃取曹山之“曹”。况曹洞宗之名称本不是本寂时之名称，所以取惠能大师所住之曹溪之说实属后人附会，曹洞宗之祖洞山良价乃禅宗巨匠青原行思门下之第四代法孙，其佛学造诣众所皆知，为禅宗一代宗师，师明宗正，无须晓说，不必表明其宗派之源。

学说

五位说是曹洞宗的禅法理论，奠基于良价和本寂，也是他们二人的发明。在南宋惠洪《禅林僧宝传》、智昭《人天眼目》、清代性所编《五家宗旨纂要》、以及明带和日本人编的洞山、曹山语录中，皆有记载他们关于五位说的资料。良价彻悟自性后，觉得惠能所提倡的顿悟法门，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做到的，于是他就揭橥五位的方便法门，因势利导，广接上、中、下各种不同根器的学人，后来弟子本寂又加以发展，遂成独具特色的，绵密完整的曹洞五位说。

所谓曹洞五位，有正偏、功勋、君臣、王子等四种，其中正偏五位、功勋五位都是良价的创说，君臣五位、王子五位，则是曹山本寂所立。此五位说的根本思想宗旨，是曹洞宗用以阐释真如与现象世界的关系问题的方便说教。在他们看来万事万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回互”与“不回互”的关系。所谓“回互”就是指万事万物是互相融会、贯通的，虽然万物的界限脉落分明，但在此中有彼，彼中有此，互相涉入，不再区别彼此。“不回互”就是说万物各有自己的位次，各住本位而不杂乱，因此所谓“回互”“不回互”即是要从事物普遍联系、发展和变化的观点看问题，这是一种禅对理事关系的哲学思辩，是对辩证法的天才的猜测，属于朴素、自发辩证法的范畴，也正由此草洞宗便成为禅宗诸派中哲学思辩味最浓的一派。

曹洞五位说这种以“回互”理事圆融为核心的思想，它的渊源可上溯到石头希迁。希迁乃惠能的弟子青原行思的法系。（700——790）俗姓陈，端州高要（今广东高要）人。在他大约十三四岁时曾拜竭过惠能，但不久惠能示寂，他便在惠能生前“行思去”的启示下去投靠行思。辩对问答，敏捷承当，颇得行思首许，得法印可，随后至南岳结庵而居，住寺南台寺东石台，传法接众，名声远播，后人称之为“石头和尚”。他示寂后曾有著作《参同契》流传后世。据载他是因读《肇论》中的“会万物为己者，其唯圣人乎？”12一句而有会于心，写成一篇《参同契》以说明理事参同回互。

《参同契》代表了石头系的禅法思想。它从理事、心物、内外关系诸方面立论，把理事圆融看作认识的至极、成佛的关键。文中说：“灵源明皎洁，支派暗流注。执事原是迷，契理也非悟。门门一切境，回互不回互”。13这里“灵源”指真如佛性、性理，它是明洁的本体。“事”指灵源的派生物。“流注”，不间断，变化无常。就是说，理事关系虽不明显表现，但它确实存在。执着于外物无疑是错误的，但如果不懂得“回互”关系，即使契合于理，也不能说达到了“悟”。理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一切事物具有各自的理；一切事物又在本体理的基础上既统一又区别，因此互相涉入融会。这就是“回互”，回互的实质便是统一。同时一切事物又暂住于自己的位次而不杂乱，处于相对稳定壮态。这就是“不回互”，不回互中有对立的因素。理事之间，事事之间即有“回互”关系，又有“不回互”关系，它们是相涉而又有分位，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希迁还将“理”分为物理之和性理之理。他认为从物理上看，事各住一方，如色的质相有青黄等的差别，那么则青有青的理，黄有黄的理，各住其位，然而从性理上看则是统一的。因为此性理也就是心性，它是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因此理事应该是会通的，他的结论是“事存涵盖合，理应箭锋柱，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14他以盖来喻事，盖随器而有大小方圆之不同，事也如此而有千差万别。但就理上说，则不应执着这些差别，如同人之以箭射空，箭箭相顶，以一贯之。他要求修行者应从理事圆融，本末会通的“会宗”、“会道”的立场看待事事物物，而不能片面地仅从理或事的角度来认识问题，并且应当依据这种关点来确定前进的目标，切莫自以为是，虚度光阴。总之希迁的《参同契》提出了佛学的理论问题——理事的关系，但他是用“回互”“不回互”来解释这理事关系的，由此“回互说”便成了《参同契》的核心思想，也是石头系禅学的特色，洞山良价、曹山本寂所提出的五位君臣、偏正回互等的思想皆导源于此。

在中国禅宗史上，如果说石头希迁因为开辟“回互”之路而为这一路上之肇始者，则药山惟俨因一肩担荷起石头家业、在禅宗内部继续标举注重思想传承与文化整合之旗帜而成为第二代传人。

禅法

禅的特色在于“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曹洞宗也不例外，但由于有以上哲学理论为基础，其禅法也显得很独特，曹洞宗风在以坐禅向上一路，以探究学者心地为接机之法，即所谓“曹洞用敲唱”，师家应学人之敲而唱之，其间不容毫发。自称其法门不论禅定精进，仅须了达佛之知见即是‘即心即佛’；心佛众生，菩提烦恼，名异体一。

如前所述，洞山良价认为万物都是虚幻的，万法本源为佛性，所以无须四处去求佛，佛在性、心中，心即是佛，得道靠顿悟，用不着以打坐息想、起坐拘束其心地终年修行来渐悟。曹山本寂也认为现象体现本质，心即佛，即相即真。这为默照禅的提出准备了理论基础——佛在心中。只要心中默究，即可显现佛性。所以天童正觉认为心是诸佛的本觉、众生的妙灵，只因无明风起，自设障隔。如能静坐默究，净悟佛理，把所有的妄念去掉，不被愚痴包裹，便能事事无碍以至事理圆融。正觉正是根据这种思想而倡导“默照禅”。默，指沉默专心坐禅；照，即以慧来鉴照原本清净心性。正觉认为实相即是无相之相，真心即是无心之心，真得即是无得之得，真用即是无用之用，故主张以“坐空尘虑”来默然静照，不必期求大悟，唯以无所得、无所悟之态度来坐禅。天童如净对于行持，偏重打坐。他说参禅是身心脱落，只要打坐，离五欲、除五盖，便是和佛祖相见的时节，不用烧香、礼拜、念佛、修忏、看经。这是正觉默照禅的进一步的发展。到无明慧经却也倡导看话禅，说：“参学之士，道眼未明，但当看个话头”。他又根据一般禅家的“唯心净土，自性弥陀”的旨趣，说：“念即佛，佛即念”，“念佛心即净土”（ 参见《续灯存稿》卷二）。 湛然圆澄他把一切法门摄归一心，他说念佛是念此心，看教是辨此心，持咒是护此心，参禅是参此心；又说此心即定、慧，非心外别有所谓定、慧。

虽然各代高僧在禅法上有一定的差别，但曹洞宗最主要是默默地实修坐禅，即相即真，万法本源为佛性，心即是佛，人自具自性清静之真如之心，只因无明风起，阻隔事理，无从见性，所以求佛无须去外界，只要能静坐默究，去掉妄念，了悟佛理，顿悟即可成佛，选择照彻本源自性之道、励志于佛道生活的默照禅。

纵观曹洞宗之发展，其中充满了曲折离奇，有辉煌也有孤独，其佛学在坚持禅宗的见性成佛基础上，又坚持实修的默照禅，在中国佛学史独树一帜，对于促进中国禅学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后代禅宗的发展模式在许多方面与曹洞宗是分不开的，并且禅宗所遗留的圣迹中有许多是曹洞宗所留下的，曹洞宗在中国禅学发展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外，即使是精妙绝伦的超世理论，并不是如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世界”般没有发展的空间，而是一个知识、文明、智慧的积累过程，如果没有新的积累与超越，那么其理论也会逐渐被遗弃冷落，曹洞宗的发展历程就弃分证明了这一点，无论起落皆依其自身的理论建设，所以佛教的未来应着重于自身知识与理论的积累与超越，或者说创新建构，特别是佛教人才建设。再者，作为人间宗教的一典型代表，应积极关注世间动态，发扬其慈善精神，关注民生，普渡众生，建立健全良好的精神基础。这对在中华大地上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传承

曹洞宗之发展图谱

《祖庭事苑》七中记载：“曹山即洞山之嗣子，今不言洞曹，言曹洞者，盖由语便而无他。丛林或指曹为曹溪，盖不知世裔来历之远近，妄自牵合。” 曹洞宗源出六祖弟子行思，传希迁，希迁传药山，药山传云岩，云岩传良价禅师。住瑞州洞山，洞山传本寂禅师。住抚州曹山，其说立五位君臣以为宗要。五位者，正中偏，偏中正，正中来，偏中至，兼中到，是也。君为正位，臣为偏位。正位即空界，偏位即色界。
代表人物层出不穷。

良价

良价(807-869)，少时在家乡诸暨随师出家，青年时期到嵩山受戒，之后遍游禅林。他先去南泉(今安徽贵池境内)参谒普愿(748－835)，深领妙契，随后又往沩山(今湖南宁乡境内)参谒灵佑(771-853)，再在云岩(湖南潭州境内) 从师昙晟并受心印。昙晟圆寂后，良价离开云岩又先后云游了鄂州、袁州、吉州、宣州、建昌等地。唐大中十三年(859)，良价来到宜丰洞山，当他涉蹚洞水时睹影顿悟， 因是终止云游，从此驻锡洞山，宣讲他所悟是的禅宗新法，一时四方徒众纷纷前来学法。良价的弟子本寂(840－901)在洞山学法数年，后到曹山(今江西宜黄境内)弘扬师法，遂使宗风大举。由于良价住洞山，本寂居曹山，所以禅林中把师徒两人创立、弘扬的新禅宗称为“曹洞宗”(不言“洞曹”而言“曹洞”，惟语顺而已)。

良价圆寂后，洞山众僧推举道全为洞山住持。道全进一步发展了曹洞宗，为洞山禅学作出承上启下的贡献。

曹山法系四传之后便断绝。良价另一法嗣道膺(835－902)一脉绵延趋盛，传到天童正觉(1091-1157)时，曹洞宗再度广扬天下， 国内许多著名禅林都是由曹洞宗法嗣所创，正所谓“今天下举宗者，往往推少林，而少林所宗者盖曹洞也”( 赵宝俊《少林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早在良价住持洞山时， 便有位叫瓦室能光的日本僧人到洞山参师良价，并在洞山住了30年。 新罗( 今朝鲜) 僧人利严(870-936)曾嗣法于道膺，归国后在须弥山建广照寺，创须弥山派。公元13 世纪初，日本僧人道元又将曹洞宗传入日本，开立日本曹洞宗。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曹洞宗信徒已发展到1000多万人。

良价禅学思想

曹洞宗大本山

良价禅学思想的真正形成是在他涉足洞山时，他看到水中映着自己的倒影，顿时“大悟彻悟”，由是作偈语：

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 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 须应凭么会，方得契如如。

良价认为无须四处去求佛，佛在性中，心即是佛，觉悟不假外求，得道靠顿悟，用不着以打坐息想、起坐拘束其心地终年修行来渐悟。此后，良价陆续作了《玄中铭》、《五位君臣领》、《五位显诀》等偈颂，用“正”、“偏”、“兼”3 个概念配以君臣之位来对其教义加以阐述：

所谓正位，即是君位，含体、空、理，指本来无物，唯真如是本位。偏位即臣位，含用、色、事，指万物有事相。偏中正，即臣相君，指唯见真如，不见事相，舍事入理，摄用归体。正中偏，即君视臣，指唯见事相，不见真如，背理就事，从体引用。兼即君臣合道，指将体用、真俗、事理、净染统一起来，正偏兼带，事理混融，内外和合，非染非净，非正非偏。

“五位君臣”说把万法根源归于佛性，以佛为世界最后的精神本体，即君位，而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只不过是这个本体所显现出来的现象而已。

曹洞宗禅风以回互细密见称，其宗旨是万物皆虚幻，万法本源为佛性，这正是良价禅学思想的体现。

良价除作了《玄中铭》、《五位君臣颂》、《五位显诀》外，还撰有《宝镜三昧》、《纲要偈》、《新丰吟》。此外还编纂过《大乘经要》一卷。良价的言语经其弟子整理成《曹州洞山良价禅师语录》、《筠州洞山悟本禅师语录》各1卷，被曹洞宗信徒视为经典。至于良价的其他诗作及玄言则散见于历代有关宗教著述中。

良价于唐咸通十年(869)端坐圆寂，唐懿宗敕良价以“悟本禅师”谥号。 良价舍利葬洞山，立以石塔，号“慧觉宝塔”，后世俗称“价祖塔”。

洞山

曹洞宗祖庭

唐大中十三年(859)，良价云游到洞山， 在此募邑民雷衡之地建广福禅寺，衡施以环山肥田3000余亩作寺产。

唐朝末年，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捐资扩大洞山寺宇。北宋咸平年间，广福寺易名为“功德禅寺”，宋真宗赵恒为禅寺专门书写了匾额。绍圣五年(1098)，宜丰同安女居士雷四十三娘为纪念良价洞山悟道，特捐资在良价当年“睹影逢渠”的洞水(今葛溪，洞山禅寺前)之上建起一座颇具特色的单拱石桥──逢渠桥。元初， 县人胡俊孚施资扩修寺宇。元末，洞山寺宇俱毁于兵燹，曹洞宗祖庭遭到极大破坏。明万历年间，寺基丈量入公产版籍。至崇祯年间，本县举人戴国士得其产，于是再倡修复洞山，特延请匡山高僧净聪到洞山。净聪在此重整寺宇，张扬曹洞正宗，四方僧侣自远而至者日众，洞山法锡由是复振，净聪也因之誉为洞山“中兴第一祖”。

本寂

本寂(840-901) ，19岁在福州灵石山出家，25岁受具足戒。唐咸通年间(860-874)初，参学洞山良价门下。本寂悟入之后，随缘放旷，如愚若讷。受请开法宜黄曹山后，本寂全力弘扬师承五位铨量，并加以创新。基本思路是遵循“宝镜三昧”之原则，发挥良价“即事而真”的思想，在修持方法上，光大师承良价所倡导的“三种渗漏”、“三路”之法。所谓“三种渗漏”，即指三种错误见解，具体说来是“一见渗漏，机不离位，堕在毒海”；“二情渗漏，智常向背，见处偏枯”；“三语渗漏，体妙失宗，机昧终始”。针对这三种错误见解，良价指出三种手段即“三路”以对治。“三路”即鸟道、玄路和展手。鸟道者无踪迹可行，亦即参学者需直下体悟；玄路者如“夜半正明，天晓不露”，说明明?“回互”，学人要蹈此路。而展手者，示学人事理双明，体用无滞，尽展两手，直入般若门。在光大师承的“三种渗漏”、“三路”基础上，本寂又倡导“三种堕”手法，即“一者披毛戴角”，为类堕；“二者不断声色”，为随堕；“三者不受食”，为尊贵堕。究其根本，本寂认为，“类堕”系“冥合初心而知有”；“随堕”则因“知有而不碍六尘”所产生。因此，对于禅修者说来，必须严肃对待，“明转位始得”。这就要懂得“须向声色有出身之路”，明白“声不是声，色不是色”，一切皆虚妄不实。如此，“便得法喜禅悦之食”，不至于落入“尊贵堕”。本寂住锡曹山寺期间，时任南平王钟传多次礼请本寂移锡洪州（今南昌），但本寂志在山野光大宗门，屡以释法常的词句“摧残枯木倚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遇之犹不顾，郢人那解苦追寻”作答，婉言相谢。本寂驻锡曹山长达30余载，弘扬远承释希迁“即是而真”，光大释良价所唱“五位君臣”法门，善接三根，大阐法音，广弘万品。正是这样，本寂以道合君臣，偏正互回，继续发扬光大洞上宗旨，于是四方参学者甚众，“洞山之宗，至即为盛”。“家风细密，言行相应，随机利物，就语接众”的曹洞宗风逐渐形成与完善。他撰拟的“解释洞山五位显诀”，成为曹洞丛林之标准，从而形成曹洞宗。世人曾这样评说：“洞山确立一宗的规模，至曹山而大成，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曹洞宗正式形成。”从中可以看出，曹洞宗是本寂在继承师父良价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发扬光大而创立的。

对于曹洞宗宗风的弘传，本寂虽有开先河之建树，可惜的是其法脉四传之后，即记载失详，有《抚州曹山本寂禅师语录》两卷等传世，座下法嗣弟子有洞山道延、金峰从志、曹山慧霞、韶州华严等。而曹洞一支，多赖疏山匡仁、云居道膺门下衍延下去，直至今天。

本寂同门师弟匡仁在洞山得法后，来到金溪县疏山，肇建白云禅院(后改名“疏山寺”)，力弘曹洞宗风，并着《四大筹颂略》、《华严长者论》等传世。座下徒嗣甚众，出名的有护国守澄、疏山证、黄檗慧等。新罗(今韩国)僧明照安、百丈超、洞真大师庆甫等也都先后来其门下参学，使曹洞一脉传到了朝鲜半岛。

云居道膺

与本寂、匡仁为同门师兄弟的云居道膺(848-902)在曹洞宗法的传衍上功不可没。他得良价印可后，力弘曹洞宗风，先结庵宜丰县三峰，再迁吉安庐陵，后应南平王钟传之请，主法永修县云居山真如禅寺。他在此讲经说法30余年，座下徒嗣多至1500余人，著名法嗣有云居道简、同安道丕、归宗怀恽等。其中有慕名专程而来的新罗(今韩国)僧人利严(870-936)、高丽(今朝鲜)僧庆甫(869-948)等。利严得法回国后，创须弥山派，开海东禅门九山之始。这一支的曹洞宗宗风代相传承，主要有同安丕、同安志到梁山缘观，再经十二传至天童如净，再传日本僧永平道元，将曹洞宗传入日本。

五代十国时期，曹洞宗弘传较唐代盛势不减。洞山祖庭先后有良价、道全、道延、慧敏等住持法席；曹山则有光慧、智炬、慧霞住持；道膺座下则有怀岳、道简、昌禅师等相继住持。此时，曹洞宗的弘传已经到了浙江丽水、鄂州(州治在今湖北)武昌，远及四川成都、陕西南郑、河南沁阳、山西大原等地，堪称遍及全国。

宋宣和年间(1119-1125)，曹洞宗巨匠芙蓉道楷的法嗣、惟照、释资圣南、洞山微等力弘曹洞宗风。释德止获徽宗赐“真际禅师”之号，且诏住圆通寺，入住后力革丛林弊端，修寰寺宇。大唱君臣五位之旨，得四方衲子崇拜。继其后为曹洞宗法嗣释正觉（1091-1157）执掌圆通寺、江州承天寺等处法席，到绍兴二十七年（1157）圆寂后，谥“宏智禅师”。在宋代，临江军慧力寺、青原山净居寺等多为曹洞宗法嗣掌其丈席，悬曹洞宗钟板。但曹洞宗创立到元末明初时一度衰落，曹洞法脉传承失详，几近消亡。值得庆幸的是，曹洞宗在明嘉靖年间(1522-1566)得以中兴。当时，南城籍的常忠和常润师兄弟两人于嵩山少林寺(在今河南省)曹洞宗二十九世宗书小山座下承嗣曹洞法脉后，常忠返回江西宏法，常润则继主少林寺法席，遣其不少法嗣赴江西弘法。可以说，曹洞宗的中兴，常忠、常润师兄弟居功至伟。

常忠

常忠(1514-1588)，字蕴空，建昌府人(府治在今南城县)，于少林寺嗣法后南下回赣，初住新城(今黎川县)廪山寺，隐修20余载，晚年传法释慧经。崇仁人慧经(1548-1618)，俗姓裴，号无明，21岁于新城廪山寺礼常忠为师，得印可后隐修于峨峰寺(今属黎川县)达24年之久。后应请住持南城宝方寺，以农禅而兴寺，弘扬曹洞宗风。明万历三十八年 (1610)应请迁锅于新城寿昌寺，仍行农禅，“生平佛法，未离锄头边”，以十余载精力，率众鼎新寺宇，培养人才，座下弟子有博山元来、鼓山元贤、东苑元镜、寿昌元谧、青原真元等，光大宗门，代相承传，形成一法系，人称曹洞宗“寿昌法系”。从而奠定了曹洞宗中兴的基础。

博山元来(1575-1630)师事无明慧经，为寿昌寺首座，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出主饶州博山能仁禅寺(属江西广丰县)法席。以曹洞为圭旨，行禅律、禅净并行之途，宗风为之大振，座下法嗣相传。“弟子益进，朔即燕都，南尽交趾，望风而至者岁以千计”。出名的弟子有宗风道独、雪硐道奉和瀛山智间等，而后代相承传，直至清代末年法脉仍为明确。博山元来的首徒道独(1599-1660)，先弘法于庐山归宗寺，后回粤中，其法嗣函呈继师道独之后住持庐山归宗寺后也回到粤中，而后，这一支法嗣在广东、香港、澳门等地传承，长及数百年。

寿昌元谧

南城人寿昌元谧(1579-1649)，弱冠出家，继师慧经之后担任新城寿昌寺住持20多年，致力弘扬曹洞宗风，光大了寿昌法脉座下嗣法弟子有道璞等。

洪断诸缘

与寿昌法系同时兴盛于江西的曹洞宗洪断诸缘法系，则是法嗣于常润门下的洪断诸缘(1550-1621)所创立。他17岁出家，四处游方参学，后在嵩山少林寺常润座下得印可。明万历七年(1579)，应请出主北京西山万佛堂。万历二十年(1592)，闻及曹洞宗祖庭云居山真如禅寺已是“最怜清净金仙地，返作豪门放牧场”，很为痛心，请准朝廷后毅然迁锡云居山。洪断登山后结茅闭关3年，跪诵《华严经》。得慈圣皇太后等支持，主持真如禅寺法席。万历三十三年(1605)，洪断晋京请赐藏经，获准而归。万历三十七年(1609)，启坛传三坛大戒，礼请古心道安律师弘演毗尼，千华三昧律师董襄戒席，四方戒子慕名而至，盛况空前，轰动江楚。洪断主持云居山法席达20余载之久，使这一祖师道场雄风再现。座下弟子有常慧、常锦、常潮、常慷等数十人，而后分化于云居山、上高、高安、袁州仰山、乐安等地，代相传承，形成曹洞宗洪断支系，弘传至今。

就在寿昌与洪断法系盛传于江西之期，常润另一徒嗣方念慈舟、敬堂法忠等亦在赣光大曹洞宗法门。方念慈舟(?-1594)也是于少林寺释常润座下得印可后，在隆庆年间 (1567-1572)末，入主云居山真如禅寺、庐山圆通寺等。座下法嗣有释湛然圆澄(1561-1626)等，弘法于浙江一带，形成曹洞宗云门法系。19岁在钱塘出家的敬堂法忠(1541-1620)于常润座下得印可后，开法庐山讲经台，再迁庐山仰天坪，肇建云中寺。弘法之余，栽松10余万株。晚年嗣法弟子释能幻、释能握、释能撑等人。

清代曹洞宗的弘传，可谓名僧辈出，大德叠现。作为曹洞宗中兴祖庭的新城寿昌寺，清顺治十年(1653)遭火灾烧毁，弘化于金陵(今江苏南京)栖霞寺的曹洞宗三十三世法嗣竺庵大成，闻讯后毅然跋涉回赣，主持修复新城寿昌寺，直至圆寂。其弟子兴沛承师遗愿，继续完成了寿昌寺的修复振兴。曹洞中兴另一重要的场地——博山能仁禅寺，自清以后，则多有高僧大德在此主持法席，先后由释道奉、释觉浪道盛、释道霈、释宏瀚（曹洞宗三十四世）、释一澄、释剖云、释一导等代相传承，达百余年之久。崇仁县的明敏，14岁在宜黄曹山寺出家，承曹洞法脉后，先住持曹山寺5年，后主法抚州上桥多福寺。释未也，康熙年间(1662-1722)主法宜黄桃华山寺，力弘曹洞宗风，直到乾隆七年(1729)退居。稍后，曹洞宗寿昌法系第七世的界周，主法宜黄石门寺。明海(1857-1912)，法承曹洞，于清代末年至民国初年主法宜黄桃华山寺。

清代早期庐陵青原山(今属吉安)净居寺历任住持也多为曹洞宗法嗣。笑峰大然、药地大智(1611-1671)先后主法青原山净居寺，两人皆是由仕宦入佛门的精英人物。在清代早期，如笑峰大然、药地大智这样“脱下朝服，穿上袈裟”的僧人还有不少，以至当时吉安青原山、安福武功山佛教一度昌盛。

民国时期，曹洞法脉传播重心又转至抚州地区。释竹慧于桃华山寺（宜黄县）明海座下得曹洞法脉之传后，于1925年主持振兴了宜黄石门寺。使其规模达到数十亩，住僧20余人，成为其时弘扬曹洞法旨一大丛林。

新中国成立后，释虚云于1953年迁锅云居山真如禅寺。期间，并弘曹洞宗风，传承法嗣，使“五位君臣”之说，续承不断。再传腾智为第五十六代，后有瑞之等承之，代相传承。至 1992年底，曹洞一宗，在赣弘传，经久不衰。

释未也，康熙年间(1662-1722)主法宜黄桃华山寺，力弘曹洞宗风，直到乾隆七年(1729)退居。稍后，曹洞宗寿昌法系第七世的界周，主法宜黄石门寺。明海(1857-1912)，法承曹洞，释竹慧于桃华山寺（宜黄县）明海座下得曹洞法脉之传后，于1925年主持振兴了宜黄石门寺。使其规模达到数十亩，住僧20余人，成为其时弘扬曹洞法旨一大丛林。

式微

从公元10世纪中叶起，曹洞宗进入了百年孤独的年代。

臣主相忘古殿寒，万年槐树雪漫漫。

千门坐掩静如水，只有垂杨舞翠烟。

这首诗，本来是曹洞宗用以形容其臻于“偏正回互”、“君臣道合”、成佛作祖之至上境界的，但是从后世史家的眼光来看，却预示着风中漫舞的百年孤独。

云居道膺入灭，在10世纪上半叶（五代十国时期），相继有同安道丕、同安观志、梁山缘观在继嗣宗脉，但香火如缕。

自石头希迁源、曹洞立宗以来，气象阔大浑厚的曹洞大宗，由于其立宗之初内在义理思想的早熟、外在名相语汇的贫弱匮乏大有关系，这在上文已作分析。

在梁山缘观“急索”之下，大阳警玄终于契悟，可以“上碑”传世，梁山观禅师悬悬之心，总算落一实处。很难说这种传承是否过于勉强，但是无论如何，到大阳警玄之世，曹洞宗竟至中断。这种暂时的中断，与其说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毋宁说是出于他的高度自觉、高度负责任的毅然抉择。

史家往往因大阳警玄留皮履布直缀托付浮山法远代为觅传人的戏剧情节，而谓警玄门下乏嗣。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据《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等记载，警玄法嗣并不乏人，动以一二十人计，即使警玄入灭之后，亦有福严审承等人尚在世，不可谓无人承嗣。其中审承、清剖两人还号称奇杰，有语录传世，著名于时，所以历来所谓后继无人，不过是史家臆测之语。那么大阳警玄何以出此壮士断腕之举？

曹洞宗自十世纪初以来，传承脉息遽弱，自同安丕、同安志到梁山观，难以为继之窘状日甚。这并非外在压制使然，而系内在泉源枯竭，无从当机接人，至警玄之世，以警玄之机警聪慧，仍无以改观。自同安丕三传以至警玄，百年有余，曹洞门下静如止水，新意生机丧失殆尽。这种难乎为继的孤独之状，不仅仅表现为门下冷清，更在于承其法统者精神深处的痛苦和无告。

警玄最后不是从自己门下聊选一人，姑且付托——他从梁山观和自己身上已明察此路不通，而是明乎因缘未具，时节未至，毅然壮士断腕，断绝门下任何法嗣之念，将曹洞法统，以皮履直缀为记，庄重托付如日中天的临济高僧浮山法远，嘱其代觅天旋地转时节出世之曹洞真传。

这是何等大智大勇之举！设若警玄此时一念苟且，草率付法，则其个人自不必冒断绝法嗣之风险，而曹洞宗门必步入陈陈相因、彻底枯竭之绝境！须知，为宗谱续法嗣极易，为精神择传人极难。由此反观佛教史、禅宗史上诸宗兴衰内在奥秘，可知苟且极易、不苟且极难，苟且必衰、不苟且必兴之至理！就这一意义而言，大阳警玄真为千古一高僧！

大阳警玄这一千古绝唱，因其后投子义青的成功接续，而往往为论者忽略不识，史家常归功于浮山法远，殊不知阳警玄为其关键。大阳警玄以非凡气魄与手段，了断曹洞宗在公元十至十一世纪前期尴尬孤独的百年史，为曹洞宗的长远发展带来了真正的转机。

选择浮山法远，来代觅曹洞真传之人，是大阳警玄高着眼的一个明证。浮山法远（990－1067）为临济名僧，在禅林中有“远公虎子”之名。欧阳修闻其说法之后，曾感叹：“修初疑禅语为虚诞。今日见此老机缘，所得所造，非悟明于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法远早岁游学时，曾参大阳警玄门下，得到警玄印可。是以警玄识人，托付传法大事于法远，法远当此大任，未敢丝毫疏忽，历经二十余年，始得择中投子义青，其嗣法警玄。

投子义青（1032－1083），俗姓李，青社（今安徽舒州）人。十岁出家，数年间精通《法华》、《华严》和《百法论》等经论。后随法远数年，兼习临济与曹洞禅法。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受法远嘱，接续曹洞法统，其来历深厚，眼界开阔，又值盛年，上接曹洞中断二十余年法脉，有生机勃发，无陈腐逼仄，煞是清新可喜可观：

圣节上堂：“天垂玉露，地涌祥云，千江澄万顷烟波，四塞贺尧风舜化。山连碧汉，树起清风。琼林华绽于瑶池，御柳莺啼于玉苑……诸仁者，正当恁么时，且道‘君臣道合’一句作么生道？”良久云：“道泰君臣清宇宙，时丰齐贺舜尧年。”

谢化主上堂：“碧岫横空，白云自异。灵苗独秀，繁草何生。金鸡啼处，月落三更。玉兔眠时，日轮当午。琼林上苑，枯木逢春，宝殿苔生，歌谣万里。然虽如是，且道‘应时应节’一句作么生道？良久云：“夜来深雪里，天晓数枝开。”

试比较投子义青与警玄门下审承诸人的机锋，则其高下，不啻天壤。由警玄而经法远，一只看不见的巨手，如是终于校正了曹洞禅法脉，此等大手笔，非玄、远等第一流禅者所不能梦见。

义青嗣法弟子中，以芙蓉道楷最著名，芙蓉道楷（1042－1118），沂州（今山东临沂）人，俗姓崔，少辟谷学道，后游京师，试《法华》得度，具戒游淮西，时义青住白云山海会寺，道楷遇而言下悟入，先后住持安徽马鞍山、江西洞山和湖北大阳等地寺院。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住持京城净因寺，后五年移住天宁寺。开封尹李孝寿以其道行卓冠丛林，请帝赐紫衣和师号。道楷谢恩爱拒受，被逐出京外遣放，次年敕放释，令自便，即仍庵于芙蓉湖上，学徒数百，环绕坐卧，楷虑祸，乃日各食粥一杯，不堪者稍稍减退，随侍者犹百余人。徽宗政和七年（1117），帝为所居庵赐额“华严禅寺”。明年入灭，遗偈云：“吾年七十六，世缘今已足。生不爱天堂，死不怕地狱。撒手横身三界外，腾腾任运何拘束。”

曹洞宗历代传人中，超出江西湖南，长期住持帝京者，道楷为第一人，这本身就说明曹洞宗较之以往，活动范围大增，而眼界亦大，至于道楷的突出个性与节气，更令曹洞宗增色，设若当初曹洞宗无大阳警玄毅然“断腕”之举，依然苟且局促于区区同安道院，后来义青、道楷之崭新局面气象，岂可梦见？

对于喜好以“君臣偏正”来说明自己哲学体系的曹洞宗来说，宋徽宗之于芙蓉道楷间的戏剧性情节，其实可以视作对曹洞宗风的一次检验，兹录道楷上表拒受帝赐之文如下：

“……伏念臣行业迂疏，道力绵薄，常发誓愿不受名利，竖持此意，积有岁年，庶几如此传道后来，使人专意佛意，今虽蒙异恩，若遂忝冒，则臣自违素愿，何以教人。岂能仰称陛下所以命臣住持（指奉敕住京师两大寺——引者注）之意，所有前件恩牒，不敢只受。伏望圣慈察臣微悃，非敢饰词，特赐俞允。臣没齿行道，上报天恩。”

帝闻，又令李孝寿亲往谕旨，而楷道心坚定，孝寿只得如实具闻。因此发生后来帝怒收楷，付有司逐京外之事。这是曹洞宗进入社会政治舞台中心之后的一次极精彩的亮相，是曹洞宗报恩思想由洞山良价报母恩而至道楷报皇恩的一次完整的宗教实践演绎，其结果赢得了上至天子下至士民的真正尊敬。宗门至此，焉得不光大。

芙蓉道楷门下著名者有子淳、法成、惟照、元易、自觉、禧浦、齐琏、善秀、法灯等人。其中以丹霞子淳（1054－1119）和净因自觉（？－1119）著名于时，亦且传世久远。

中兴

曹洞宗在立宗之后，在10至11世纪前半期150余年的历史中尚未得到长足发展，以1064年，投子义青接续法脉的戏剧性情节作为分界线，此后就是曹洞宗真正展开生发的年代，芙蓉道楷便是“中兴”之祖，以他为新的历史起点，曹洞宗在此后几个世纪之中，呈现出一种饶有意趣的梯次发展局面（丹霞子淳和净因自觉在其间作了必要的铺垫和过渡）：

第一梯次是北宋末到南宋前期的宠智正觉。

第二梯次是贯穿南宋中后期的长芦清了一系。

第三梯次则是直接发端于南宋，盛行于金元时代北方的净因自觉一系。

具体地来说，从两宋之际兴盛起来，活跃于南宋的曹洞宗禅师，以丹霞子淳系为主。子淳门下发端出宠智正觉、长芦清了两支。

宠智正觉之所以出类拔萃，超徒越众，蔚然成为道楷中兴曹洞宗之后的先锋人物，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因缘的。

宠智正觉（1091－1157）是隰州（治今山西隰县）人，俗姓李。七岁能诵儒典，日诵数千言，其祖父与父亲两代都是深受禅宗薰陶的知识分子，参询禅师，诵习《般若》不辍。如此则使正觉少小与禅宗固结深缘，十一岁出家，十四岁受具足戒，十八岁开始游方参学。其先游踪北地中原，首参汝州（治今河南临汝）香山寺枯木法成禅师。此法成即芙蓉道楷弟子，亦曾受诏住持汴京名寺，名重当代。正觉二十三岁，得遇丹霞子淳，随侍五年，先掌记室，后升首座，并随子淳从中原南迁，此间得子淳传法。子淳入灭后，受清了之邀，曾往真州长芦（在今江苏仪征县）为清了之首座。子淳门下两大弟子理共住一寺。宋室南渡之后，建炎三年（1129），正觉开始住持明州天童寺（在今浙江宁波），此后近三十年间，除曾应诏住持杭州灵隐寺数月之外，均住天童寺，其倡“默照禅”即在此期间，卒谥“宠智禅师”。有《宏智正觉禅量广录》传世。

有宋禅宗史上，正觉的突出成就，在于其倡导“默照禅”，为南宗禅（主要是曹洞禅）的一种非主流传统——坐禅传统创造和阐明了充分的理论根据，具有强烈的指导修行实践意义。他的朋友兼论敌大慧宗杲禅师评其“烹佛烹祖大炉鞴，锻凡锻圣恶钳锤”，此言可谓知人，而评其“起曹洞于已坠之际，针膏肓于民死之时”则值得深思，深思宗自投子义青续法，至芙蓉道楷门下，已然中兴，楷入住帝京赐紫封号，其门徒如法成者亦享此殊荣，正可谓方与未艾之际，宗杲何以断言其“已坠”和“必死”只有首先弄清此一关键，然后总可言“默照禅”要旨。

简略地来说，曹洞自洞山曹山开宗，九传至于宠智正觉，其间几三百年，曲折多舛，间有高僧如警玄、义青、道楷辈出，但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这就是适应立宗之后的需要、创建本宗独有的一整套思想理论体系，并使之在可操作层面完善成熟，对本宗修行实践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惜乎从洞曹两代起，即一直未能彻底解决此一问题，前文已详细分析，曹洞立宗之前以“偏正回互”论成立为标志，即已具备思想的早熟性质，洞山曹山两大师使之更为丰富缜密有加，完成成熟，而在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和依据上则未及开拓，特别是有关本宗在南宗禅法体系之内存在的合理性——其中最突出的是坐禅看经、融会别宗甚至外学（如儒道）这一系列迥异南宗禅主流（洪州、临济）的本宗特色，一直未能正面阐明，随着曹洞宗的次第传承，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旧有的“偏正回互”、“君臣五位”的学说日益不能满足需要，尤乏可操作性（历代禅师渐次弃置不言及即是明证），而新的理论体系又未曾建立起来，其矛盾结果事关曹洞宗生死存亡。是以，先有大阳警玄途穷思变、壮士“断腕”于前，尔后即便在芙蓉道楷中兴繁华的表象之下，理论上无以立足的危机依然深重。反之，临济名僧宗杲以临济禅法蔚为南宗主流、体大思精、大机大用之显赫背景，冷眼观之，看破曹洞致命危机所在，自是意料中事，故云其时曹洞仍在“已坠之际”、“必死之时”！他猛烈抨击“默照禅”，却又高度赞扬“默照禅”起曹洞于必死绝境、使其起死回生之功，这一矛盾态度真可谓旁观者清，最得曹洞宗实际。

明乎此，则知宠智正觉“默照禅”针砭之深切，注重坐禅，自石头、药山以来，至曹洞立宗以后，一直是石头宗系和曹洞宗的修行实践传统特色，如果说那些属于形而上的义理特色可以随时间推移而有所淡化、脱落，那么重坐禅这一传统则贯穿修行实践，未能回避，如何与北宗禅之坐禅观心、拂尘看净传统划清界限，与惠能南宗明心见性、直下顿悟之宗旨保持一致，进而言之，如何对曹洞宗修行实践提出根本性的指导方针，为其后发展开拓生存空间——以上正是正觉禅师入手处。

“默照禅”者，合守默静坐与般若观照之谓也。正觉自作《默照铭》云：

“默默忘言，昭昭现前。鉴时廓尔，体处灵然。灵然独照，照中还妙。露月星河，雪松云峤。晦而弥明，隐而愈显。鹤梦烟含，水含秋远，浩劫空空，相与雷同，妙存默处，功忘照中。……正偏宛转，明暗因依。……回互底时，杀活页纸我。……吾家底事，中规中矩。传法诸方，不要赚举。”

正因为切中修行实践要害，找准了新的理论生长点，正觉认为“默照禅”能给曹洞学人以中规中矩、不被赚举之信心。这里，既包含和坚持了偏正回互、理事泯融的形而上理念，又更是一种切实便利的习禅方法，他明确否定北宗禅法，认为神秀所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是区分“雪里粉”、“墨中煤”的荒谬之举，指出默照者并非观心看净，没有一个身、心一类的特定观照对象，不仅要求习此禅法者去除一切观照对象之念，而且连坐禅者自身也要休歇、融入“空”中：“照与照者二俱寂灭，于寂灭中能证寂灭者是你自己。若恁么，桶底子脱去，地水火风，五蕴十八界，扫除无余。”

通观“默照禅”之禅法，正觉既坚持和发展了石头希迁以来禅法宗旨，并将其推展到彻底空心之极致，使曹洞禅法落到实处、站稳脚跟，同时又大胆扬弃了洞、曹二宗师名相过于繁琐之弊，一改本宗素来不事张扬宣传传统，提出简便易行、富于吸引力的主张，所传心要，较之往圣，删繁就简，明白晓畅，号召力极强。其矛头所向，直指人心：“参禅一段事，其实要脱生死，脱生死不得，唤什么作禅？”如此直下了当，不能不令曹洞生命力全活，宗风大振！无怪乎正觉住天童，四方学者争相奔凑，逾千二百，其住天童垂三十年，寺屋几千间，无非新者，因缘时节至此而备，天童寺遂为一代习禅中心，此千百学人，得法之后大多“分化幽远，晦迹林泉”，如龙归沧海，虎放南山，虽山海之大不显其迹，而龙吟虎啸，其影响之大岂可蠡测。

宠智正觉“默照禅”禅法馨香犹温，长芦清了一系又连绵继起，是为曹洞禅入南宋发展之第二梯次。

长芦清了（1091－1152），法号真歇，左绵安昌（在今四川）人，俗姓雍。嗣法于丹霞子淳，然游历广泛，登峨嵋，朝五台，入京师，访禅讲名席，积磨炼之功，南游诣长芦，先为祖照禅师充作侍者，后一语投契，继其法席，有语录二卷行世，曹洞宗善于融会诸宗特色，至南宋之际，已然袒露于世，无所回避，其中最为传统者当属曹洞与华严相为表里，清了即著有《华严无尽灯记》，融华严入禅，其末有偈云：

镜灯灯镜本无差，大地山河眼里花。

黄叶飘飘满庭际，一声砧杵落谁家。

又作《净土宗要》，提倡念佛，强调“信知乃佛乃祖，在教在禅，皆修净业，同归一愿。”表现强烈的融会禅、净、教思想。

天童宗珏（1090－1160），一名大休，舒州人，俗姓郑。师事长芦清了禅师，嗣其法。住明州天童寺，学众恒逾300，较之前辈，曹洞规模至此又见大增。

雪窦智鉴（1162－1191），滁州人，俗姓吴。曾谒长芦清了禅师，时宗珏以首座示以方便，遂隐居苦参，久之得悟，乃嗣宗珏法绪。住明州雪窦（在今宁波），以本色接人，四方远来学法，门风大振。

天童如净（1162－1128），明州苇江人，俗姓俞。初参雪窦智鉴，鉴问：“汝名什么？”净曰：“如净。”鉴曰：“不曾污染，净个什么？”净莫措。一日白鉴曰：“愿乞某充净头。”鉴曰：“不曾染污，净个什么？若道行，许汝净头。”净又莫措。阅数月，鉴召净室内曰：“前来一拶，道得也未？”净拟议，鉴大叱：“出！”如果激发数番。一日，忽上方丈，白鉴言：“某甲道得。”鉴曰：“纵脱臼窠，即落便宜，如何道得？”净拟进语，鉴便打，于是豁然有省，连声叫曰：“某甲道得，某甲道得。”鉴微笑，即请充净头，从受鉴会嘱大法，为曹洞法嗣。因其身长而豪爽，时人称为净长，后世号为“长翁”。相继住建康府清凉寺、台州净土禅寺、临安府南山净慈寺和明州天童寺等东南名刹。住天童四年，学者辐凑、门庭清严，海内以为法式。临终遗偈曰：“六十六年，罪犯弥天。打个跛跳，活陷黄泉。咦，从来生死不相干！“嗣其法者有鹿门觉、石林秀等人，日本京都僧人永平道元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谒见如净。两年后，如净竟许为法嗣，传芙蓉楷祖法衣、《嗣法书》、《自赞顶相》和《宝镜三昧》、《五位显诀》等，与道元携返日本。　

天童如净在南宋曹洞宗史上有殿军之慨，这与其个人风格大有关系，其为人豪放，见处高迈，放言纵谈，痛斥时弊，则恶拳痛棒。史家往往以“只管打坐”一语概括其宗风，而言不及其内心沉痛激愤之深，实为皮相之言。　据永平道元所述，其示云：“参禅者身心脱落也，不用烧香、礼佛、念佛、修忏、看经，只管打坐而已，”则看似将“默照禅”推展为极致，即所谓“发展”，其实为匡救时弊痛下针砭之行也。禅宗发展至此，其僧界惑溺名利，风纪颓败之状亦臻于极致。观如净说法之语，不见乃祖从容绵密、回互亲切之风，而触目尽是愤嫉痛言，如指斥“僧堂里都不管，云水兄弟也都不管，只这与客官相见追寻而已，”又如常就天下僧家长发爪之辈警诫云“不会净发，不是俗人，不是僧家，便是蓄生。古来佛祖，谁是不净发者！如今不会净发，真个是蓄生！”其它如指斥在服装上“近来都着直缀，乃浇风也，你欲慕古风，则须着褊衫……近来参禅僧家，谓着褊衫是律家兄弟服者，乃非也，不知古法人也。”又如在经行步态上强调“僧家寓僧堂，功夫最要直须缓步，近代诸方长老不知人多也，知者极少……你试问诸方长老看，毕竟他未曾知也。”他因而规定自己门下：“今日参内里之僧，必着褊衫，传衣时、受菩萨戒时亦着褊衫。”经行则“肩胸等不可动摇而振也。”以上通见其日本法嗣永平道元在《正法眼藏随闻记》所转述之语。以一代豪迈不羁之龙象，却似乎汲汲于发、爪、着衫、步态等琐细不堪处，其实睹落弃而知秋之沉痛，扶危局于欲倾之悲苦，堪向何处道得？最后，他竟将曹洞传法信物，悉数尽付随参不到三年的异域僧人道元，令其席卷而归海东，此似为色望之举，实乃拯救曹洞之一高着眼。回顾曹洞宗历史，壮士断腕。自行了断，以拯法脉，大阳警玄在前，天童如净殿　后，如是再者，其令人肃然深思。

天童如净目送传法信物尽随道元挂帆远去，回过头来，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置身其间的五家禅宗的格局的呢？他上堂示众云：“如今个个只管道云门、法眼、沩仰、临济、曹洞等家风有别者，不是佛法，也不是祖师道也。”“近年祖师道废，魔党畜生多频频举五家门风，苦哉！苦哉！”盖对五家儿孙落窠窟、竞势利、使正信佛法沦丧之危局痛入骨髓，故出此独断之语。道元回到日本，用旁观者口吻转述说：

“大宋国120余年，接引学人者，攀临济之四料简，四照有，云门之三句，洞山之三路、五位等，以为学道标准，先师天童和尚，常笑此曰：‘学佛岂如此也？’

数百年来禅宗界惨淡经营之五家格局，竟被一句“学佛岂如此也？”轻轻问住，这便是曹洞宗在宋代操守清严见识高迈的法门龙象——天童如净所下的总结之语，令人不免有悲从中来之慨。在这里，简单地批评天童如净矫枉过王、偏激片面，或指认永平道元有某种贬家禅总格局也好，其成就是绝不容否定的，也无法否定，问题是，面对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佛教历史局面，人们都能回味这位高僧的轻轻一句笑语：“学佛岂如此也”么？

在芙蓉道楷门下，曹洞宗中兴的第三梯次则是由净因自五传至万松秀一系所完成。其历时近一百五十年，与丹霞子淳至天童如净一系历时大体相当，但跨越南宋、金和元三代，中间数传法脉较为模糊不清。

净因自觉（？－1117），青州人，俗姓王。少业儒，受知于司马光。宋绍圣（1094－1098）年间，从芙蓉道楷落发，数年从学，得楷印可。崇宁（1102－1106）间，奉诏住京师净因寺。政和元年（！！15）迁鹿门寺（在今湖北襄阳）。

政和七年（1117）二月示众而化。灰烬中有舍利如菽，还葬青州，入塔日，有雨华之感应，史家有将天童如净法嗣名鹿门觉者，与净因自觉混为一谈，缘于净因自觉后迁鹿门之故。实则二者相距百年有余。

青州一辨，为净因自觉法嗣。宋宣和（1119－1125）年间，曾聚十方僧众，拈提宗纲，设百问示众，由慈云觉遂一作答。其后，由元代林泉从伦逐一附颂，集成《青州百问）一书，宣示曹洞宗风，流行后世。

青州中以大明僧宝、王山僧体二代，传世雪岩如满禅师。雪岩如满（1136－1206），一作慧满。山西汾阳人，俗姓崔。在太原王山谒僧体禅师而得法，并承师丈席。晚迁大明寺（在今河北磁县），学人四集，盛极一时，有语录传世。

万松行秀（1166－1246），河内之解（今河南洛阳一带）人，俗姓蔡。少年出家于邢州（今河北邢台）净土寺，辗转至磁州大明寺参雪岩如满，总二十七日便领旨，在满门下二年，尽得其底蕴，如满遂付以衣偈，令其嗣法，返回邢州净土寺后，在寺旁构“万松轩”以自适，因有万松之号，次迁中都（今北京）万寿寺，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行秀应诏赴内廷升座说法，帝躬迎礼，闻法感悟，赐锦绮大衣，建普度会，每岁设齐。后奉诏移住大都仰山栖隐寺，再迁报因寺，晚年退居报恩寺从容庵，秀天资英才，于百家之学无不淹通，曾三阅藏经。著述甚丰，有《祖灯录》、《释氏新闻》、《鸣道集》、《辨宗说》《心经凤鸣》、《禅悦法喜集》和《请益录》，并语录等若干卷，而以《从容庵录》最为著名，及门弟子众多，得法者一百二十人，影响最大者林泉从伦、华严至温、雪庭福裕等，以居士身份从学护法的还有耶律楚材等金元两朝官绅。

《从容庵录》是万松行秀在耶律楚材敦请之下，将历年讲解公案和颂古的旧稿整理所在之书，集中体现了他所弘扬的曹洞禅风。耶律楚材为此书作序，该书全称《万松老人评唱天童和尚颂古从容庵录》，诠释正觉的《颂古百则》。其每则集公案与颂古为一。依《碧岩录》体例，每则之下例分示众、列举公案、列举公案、列举颂古、夹注和评唱五种内容。行秀自述其撰此书目的有三：“一则旌天童学海波澜。附会巧便；二则省学人检测讨之功；三则露万松述而不作，非臆断也。”行秀博学广闻，引领学人窥见宏智正觉心要，游刃有余，其兼通内外典功夫亦在“述而不作”之中毕现。

曹洞宗发展至十三世纪上半期，其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一方面，由丹霞子淳经清了四传至天童如净一系，几经周折，至如净竟告消歇。前文已分析如净身陷禅界弊端丛生之局，愤世嫉俗，无力回天，终将曹洞传法信物悉付日僧道元，任其跨海东去，道楷中兴之功，遂传东瀛。另一方面，净因自觉至万松行秀一系由南方渐移北地，入金元之庭，不意在如满至行秀一两代之间，不过三四十年光阴，竟然得到自由生发，倾倒朝野，生机勃勃，发扬光大中兴精神，又开辟了曹洞兴盛北地百余年的黄金时代。此中底蕴，实令人深思。从社会文化氛围看，南宋偏安，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交织，虽僧界亦不遑宁处，更兼文化腐朽习气深重，禅虽如净之操守清严亦回天乏力；而净因自觉一系，数代传承之间不知不觉脱离南宋，得遇北地金元政权，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北地不久，所染汉人习气不深，文化上多清新刚健之气，少滞着陈腐之习，故能为佛教生存与发展提供广大空间。万松行秀遇如此时节因缘，于心平气和之中从容伸展，其庵号“从容庵”，着《从容录》，力从容道业，此等境遇则为南方曹洞宗人所未敢梦见。

普利禅寺

曹洞宗祖庭

清康熙十一年(1672)，是时洞山寺宇已更名为普利寺，重建洞山寺宇的后法堂(即藏经阁)及僧房。嘉庆二十三年(1818)，洞山正宗38世住持海寿在后法堂门楣正中立起大匾，上书“佛在性中”，对良价的禅学思想作了高度概括。

洞山现存禅迹及宗教主要景观有后法堂、价祖塔、佛塔林、逢渠桥、夜合山、拐杖山、木鱼石、考功泉、聪明泉及罗汉松等。佛塔林规模甚大，仅洞山禅寺周围各山头，就有自唐至清历代佛塔大小近50座，其中“慧觉塔”(良价墓塔)被中外曹洞宗僧徒奉为祖塔。20世纪80年代初期，江西省宗教事务部门拨专款对洞山开始全面修复，使曹洞宗祖庭原貌重现于世。

1981年4月， 日本宗教事务开发课课长滨名德永和日中友协宗教者恳谈会事务长铃木信光等一行3人到洞山考察，目睹后才确认洞山为曹洞宗发祥地。同年9 月7日，日本佛教史迹考察团松田文雄一行16人再次到洞山参谒。1985年11月，日本曹洞宗研究会申村健治一行4人来洞山参拜。通过这几次佛事访问， 中日曹洞宗学术交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997年，妙忠禅师应江西省宜丰县人民政府礼请主持洞山普利寺。师以一百二十五岁高龄重振禅门曹洞祖庭于荒废之中。师乃当代禅门尊宿，乃禅门曹洞宗雪庭福裕师传派第四十八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