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到山花烂漫时

丰一吟

--记丰子恺报答恩师弘公的两份心愿

　　自从我父亲坐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课堂里聆听李叔同老师的教诲至今，已经八十八年了。八十八年前的一九一四年，他们俩就结下了师生缘分。李叔同先生既是我父亲读书时的老师，又是皈依师(一九二七)。这两重师父的恩典，使我父亲终身难忘!虽然弘一大师早在一九四二年就圆寂了，父亲也在一九七五年去世了，但师生缘分是永远存世的。直到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日杭州师范学院成立"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之时，这缘分可说是凝成了结晶，向全世界发出熠熠的光辉。

　　一九二八年，父亲开始画劝人保护生物藉以培养自己仁爱之心的《护生画集》，由弘公写字，字画各五十幅，于一九二九年弘公五十岁整寿时由开明书店和佛学书局出版。

　　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在广西宜山又作护生画六十幅，以庆贺恩师六十大寿。画成后寄往泉州请弘公写字六十幅(于一九四0年由开明书店和大法轮书局出版《护生画续集》)。当时收到弘公从泉州来信说："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

　　父亲后来在《护生画三集》的序言中写到当时的心情和自己回答恩师的话，说"那时冠寇势凶恶，我流亡逃命，生死难卜，受法师这伟大的嘱咐，惶恐异常。心念即在承平之世，而法师住世百年，画第六集时我应当是八十二岁。我岂敢希望这样的长寿呢？我复信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一九四二年弘公圆寂，当时我父亲正在遵义，即将动身去重庆，收到了泉州发来的电报。

　　一九四八年，父亲从杭州到台湾后转赴厦门，特地往南普陀吊弘公闭关之地，看到弘公亲手种植的杨柳，作了《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一画以抒发自己对恩师的深切怀念。他又去泉州拜谒了弘公圆寂之地。泉州佛教界人士热烈欢迎，李他坐在恩师圆寂的床上拍照留念。其中有一位居士拿出一封信来给我父亲看，是父亲以前寄弘公而弘公转送给这位居士的，"世寿所许，定当遵嘱"八个字赫然在目。

　　于是从泉州回厦门后，父亲便着手画第册七十幅。开明书店的章锡琛先生认为弘公既已去世，这第三册由书法家叶恭绰先生写字最为适宜。一九四九年，父亲事先写信到香港取得了叶先生的同意，便将七十幅画送到香港。两星期后，七十幅字写毕，父亲在隆隆炮声中带了字画飞回上海迎接解放，并交大法轮书局出版。

　　第四册由朱幼兰先生(后来任上海佛教协会副主席)写字，字画各八十幅，陆续寄到新加坡，于一九六0年由父亲的挚友广洽法师筹资出版。

　　那时父亲已年过花甲。"世寿所许，定当遵嘱"八个字一直铭记在心。 为了提早完成这一份心愿，父亲在一九六五年就画成了第五册( 奇怪，他似乎预感到一场浩劫就要来临)。这第五册请厦门的佛学家、书法家虞愚先生(当时在北京)写字。字画各九十幅，也交新加坡出版。

　　史无前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阴霾于一九六六年开始笼罩了整个大陆。如何完成《护生画集》第六册，那不仅是世寿许不许的问题，而是当时的形势不会容许父亲实践这一伟大的诺言。可是，有志者事竟成，父亲在一九七三年利用每天黎明前的时间竟悄悄地完成了第六集一百幅画!

　　弘公百岁阴寿是在一九八0 年。父亲提早七年，在自己离世前两年完成了这一心愿，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弘公有灵，暗中在督促他啊!

　　这第六册找谁写字呢？在那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时节，又有谁敢冒着生命危险来为这最后一册《护生画集》写字呢？　　难得朱幼兰先生有大无畏的精神。他不仅给这第六册提供材料，还自告奋勇写了这一百幅字。

　　至此，护生功德圆满。至于出版，我想，父亲一定是坚信有这么一天的!

　　这第六册《护生画集》的原稿，是父亲去世三年后的一九七八年由广洽法师带回新加坡与前五册合集于一九七九年出版的。

　　《护生画集》的出版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整整 跨越了半个世纪。这部画册可说是父亲一生中历时最长的一部巨著。从最后两册提早创作的情况来看，更体现了父亲报答恩师的一片苦心和恩师对我父亲 冥冥之中的暗示。从一九六六年到无父亲去世的一九七五年，那是容得下护生的年代吗？可是他把第五册提早五年于一九六五年画成，以把第六年早七年于风雨飘摇的一九七三年画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缘!

　　父亲为报恩师，有两份心愿想完成。第一份心愿，就是完成六册四百五十幅护生画。这份心愿主要全靠他自己。那第二份心愿却犯难了。那就是：必须为恩师成立一个纪念馆，让人们永远记得这位伟大的艺术先驱者、律宗重兴者。可是，这份心愿因受制于许多客观条件，终于未能在他生前实现。

　　在当时，要为一信和沿办一个纪念馆，谈何容易!只能一步一步来。

　　据林子青先生回忆：一九四八年，刘胜觉居 从泉州请来弘一大师骨灰，与林子青、刘质平两位先生共同护送到上海，在静这寺上供后，送到杭州，安置在招贤寺。当时出席安置仪式的有：弘伞法师、巨赞法师、宽愿法师、李季谷先生，还有吴梦非先生及夫人和当时 的杭州博物馆馆长，大家一起照了相。我父亲一九四八年姀支了台湾、厦门，大概是因此而未能参加这次仪式。

　　灵骨在招贤寺放了一年多后，坦到虎跑山半山上，安上一块"弘一大师石塔石路奠基纪念"的石牌(据林子青先生说，上面的字是马一浮先生所书)。我父亲出席了这次奠基仪式。从照片上 看，还有宝云法师、田惜安先生、钱君匋先生与其夫人等等。

　　到此，弘一法师在杭州总算有了一块纪念地。

　　但我父亲并不满足于此。一九五三年，他发心为弘公建造石塔，除了自己捐款外，还有叶圣陶先生、钱君匋先生及其家属等出资。共耗资当时的人民币约一千八百万元。由父亲 的同学黄鸣祥先生监工，于次年一月落成。石壁中央嵌入一方石碑，父亲 以黄鸣祥先生的名义书写一篇碑文，以记其事。

　　一九五七年，又由新加坡广洽法师集净财增筑石栏等，使石塔更臻完备。前来凭吊之人络绎不绝。

　　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四年，由广洽法师集资，在吴梦非、刘质平和钱君匋三位先生的协助下，父亲又出版了《弘一大师遗墨》和《弘一大师遗墨续集》。前者所收为刘质平先生藏品和夏丐尊先生之孙夏弘宁先生、杨白民先生之女杨雪玖女士的藏品；后者是把一九三0 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李叔同临古法书》重新出版。

　　然而，学生对恩师的纪念并未到此为止，父亲还是没有忘记办纪念馆的这份心愿。

　　一九五六年六月，办纪念馆的事终于有了眉目。父亲 写信给广洽法师说：政府指定虎跑钟楼为馆址，但经费须自筹。到一九五八年六月，广洽法师来信表示：新加坡有善信喜舍，愿为纪念馆捐款。父亲于七月收到信后，立即复信说："纪念馆即着手筹办。今日与吴梦非兄商谈进行步骤，决定先向政府正式呈报，次邀集正式筹备委员会。"父亲迫不及待，就在这封信上将与吴梦非先生商定的正式名单列如下：广洽法师、吴梦非、丰子恺、朱幼兰、黄鸣祥、罗良能、丰一吟、马一浮、黄炎培、叶绍钧、堵申甫、李鸿梁、刘质平、许钦文、宝云法师。(吟注：在父亲信中，名单分两行写，马一浮写在第二行之首)。

　　可是，要办纪念馆谈何容易!上信寄出才半个月，父亲又给广洽法师寄去一信说："昨吴梦非来言，彼向杭州当局接洽，据复此事目下尚未能实行，须暂缓进行。因上次系政治协商会批准，而市政府未能即刻实行云云。……"于是这件事一拖再拖……

　　杨雪玖女士当时还在世，她一听到这消息，连忙把她父亲杨白民先生留下来的弘公早年送他的几件书法作品和写给他的信送过来，供未来的纪念馆陈列。

　　谁知好事多磨，办纪念馆的事一直杳无音信。后来，在意识形态方面掌握得越来越紧。到一九六六年以后，连父亲自己的安危也在难料之中，哪里还谈得上为先师办纪念馆。

　　杨雪玖女士所捐的弘公早期书法和书信，一直置之高阁，在父亲生前再也没有机会进入纪念馆。

　　一声春雷，大地重见天日，万物又生光辉，到处生机勃勃!

　　一九八四年，杭州市园林文物管局竟主动找上门来，说他们要在虎跑办一个李叔同纪念室，期望得到我们的支持。我喜出望外，立刻拿了尘封数十年的弘公墨宝来到杭州。当时在办纪馆的事上给园林文物管理局以大力支持或扣墨宝、捐实物的，还有弘公在俗时所生的儿子李端先生。他特地派了两个女儿(李汶娟和李莉娟)前来祝贺，经上海和我同行。还有李叔同先生的高足刘质平先生之子刘雪阳、我父亲的门生胡治均，一起支参加这次筹备会。

　　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看见我和雪阳捐来真迹和实物，似乎有点出乎意料之外。他们想不到我们对这件事这样大力支持。我们却反过来感谢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可不是吗父亲三十年前的宿愿 ，今天才得实现!

　　他叔同纪念室(后来迁到茶室南面大厅里时改名为"馆")于一九八四九月有志于此日正式对外开放。至今吸引来砂知多少参观者啊!父亲如能晚走十年，活到八十八岁，他就可以看到这第二份心愿也终于实现了。

　　后来，对弘公的纪念如雨后春笋：除杭州外，泉州、天津、台北、上虞等地都相继建立了这样那样的纪念馆室或成立了弘公的研究会。对弘公的纪念真的已经到了山花烂漫的地步。

　　而在这烂漫山花之中，今年年初竟突然爆出一枝奇葩：年已八旬的"雨夜楼主"把自己收藏数十年的一批画作公诸于世，其中竟有李叔同先生早年所作的三十多幅油画、水彩画和素描!浙江省政府对此十分重视，表示将建设一座一流的美术收藏馆所。

　　就在此时，倒引起我想到了一件事：当初我把父亲遗留下来的弘公墨宝捐赠给杭州园林文物管理局时，他们的一位美工同志有一次对我说，他在为陈列展品而对墨宝进行复制时，发现有一幅字(好像是那个很大的双喜字)，上面有铅笔打稿子的印迹。他说，会不会是假的？我听了拫惊讶，这是杨白民先生的女儿亲手交给我父亲的，哪里会是假的？一个字放得这么大，很可能要打一下铅笔稿，何况李叔同先生做事一向就是那么认真!

　　后来，他们把真迹藏进了仓库，展出仿制品。但究竟藏在哪个仓库？至今是否安然无恙？真让我提心吊胆!我真怕他们把这些真迹误作赝品，没有好好保存。

　　李先生晚期的书法，我们见到的较多。而这些早期作品，人们就很难见到庐山真面目了。我多么希望有关方面能把这些作品也重视起来，把它们公诸于世，让弘公书法爱好者能一睹为快!(记行当时园林文物局的负责人是陈文锦，具体联系的有刘辉乙和陈汉民两位先生。)

　　不过，我在捐书法真迹时留了后步，一个裱好的书信手卷没有捐出去，后来给了浙江博物馆。当时杨雪玖女士年已老迈，家境也不是很好。我请博物馆给了她一笔在当时还算可观的奖金(记得好像是五百元)。这个书信手卷估计一直藏在浙江省博物馆里。

　　父亲的两份心愿都已圆满完成了。他所画的《护生画集》，如今不仅在中国，全世界凡有华人、有佛教的地方，恐怕都可以看到此书 ，或出版，或销售，或赠送。一共印过多少册，那是数也数不清了!

　　父亲的两份心愿，在当时只是一个花蕾，一棵树苗，如今则已经山花烂漫，说不定哪一天又会开放出奇花异草，令人目不暇接呢!

　　两位前辈的在天之灵，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