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９９９年６月，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读博士学位期间，在霍松林先生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学位论文《禅诗研究》。２０００年６月，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在方立天先生的指导下，继续研究佛学与诗学。进站时，我提交了《博士后研究计划》，其中谈到进一步充实提高《禅诗研究》，出版相关研究专著，主要包括《禅宗思想渊源》、《禅宗哲学象征》、《禅宗诗歌境界》三部。半年时光匆匆而逝，我日日在闭关中度过。现在，拙稿终于呈献在读者诸君的面前，我也得以暂时舒一口气，静对摇窗新绿了。

    霍松林先生和方立天先生，分别是文学界、哲学界德高望重、有学术影响的学者。亲炙两位先生的法席，我时时感受到哲学与文学、禅韵与诗情的交汇圆融，理性的深邃与悟性的通脱鼓荡着我，成为我学术探索的灵感之源。

    与霍先生的缘分，我在１９９９年初出版的《佛缘丛书·序》中曾有叙及：

    １９８４年，我以弱冠之年从先生治中国古典文学。那年一起入学的有十位同学，毕业时松林师泼墨挥毫，题赠绝句，有“十全十美古犹稀，万里前程各奋蹄”之句。当年受学之人，如今都在各自的领域扬鞭奋蹄，有的成为科研教学的骨干，有的成为其他领域的佼佼者。回顾我自己走过的路，亦颇感欣慰：多年来我一直默默耕耘砚田，寂寞溪头点勘春，自得其乐。１９８７年硕士毕业时，奉先生雅嘱，我曾尽一年之力，完成《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中２００万字的撰写任务；前些年又与先生有了新缘分，合著了《苏轼黄庭坚诗词评注》。在对古典文学与禅学的研究中，我发现，要理解中国文化，就不能不了解禅宗。唐宋以后卓有建树的中国文人，都深受禅的濡染，并将之化为性情，形诸作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必须上好禅学这一课！因此，我决心再上层楼，对禅与文学作更加透邃的体验、感悟与研究。读博三年，对我的禅学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并以博士论文《禅诗研究》初结硕果。

    十余年前，在陕西师大读硕士期间，几乎用所有的时间苦读《杜诗详注》等古典诗学名著。毕业前后，在霍先生的指导下，夜以继日地进行《万首唐人绝句》的校注、集评工作。经过艰苦的磨炼，为我此后的学术探索打下了比较紥实的基础。

    这里，再谈谈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方立天先生的有关论著给我的有益启迪。这种启迪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治学思路。近几十年来，罕有用现代哲学论题和术语来介绍佛学基本理论。因此，方先生于１９８６年出版了《佛教哲学》，运用现代哲学语言，如实地勾勒出佛教哲学的传统体系。此书从实际出发，力求适应现代人的需要，以现代语言解说佛教术语，对佛教思想进行现代化阐释。在书中，方先生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依据佛教哲学的发展轨迹，依其固有的逻辑，阐释其思想内涵。这种治学思路，为笔者撰写本书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本书一方面尽可能地遵循禅宗哲学固有的话语来描述，一方面又尽可能地适量运用现代哲学论题和术语来描述。

    二是治学精神。方先生精进勤奋，在北大学习期间，一有空就到文史楼阅览室读书，至今仍有到图书馆看书的习惯。他在谈到治学方法时说：“我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步骤是，尽可能地‘竭泽而渔’，即搜集研究对象的全部著作和有关传记等原始资料，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尽可能无一遗漏地反复阅读史料。……以便形成对研究对象的独自看法。在此基础上，再参考阅读他人的研究成果，细心比较，取其长，补己短；略他人之所详，详他人之所略，撰写论文。”尽可能详尽地占有资料，尽可能独立地进行思考，是方先生治学的基本原则。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对我的熏染很大。本书所进行的研究分析，也是“尽可能地‘竭泽而渔’”，在充分占有资料、反复阅读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观点。

    对禅宗哲学象征的探讨还仅仅是起步，要走的路还很长。限于水平，书中一定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恳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作者谨识

１９９９年６月初稿于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

２００１年３月改定于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