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欧美佛教简史
◆概说
西方对佛教最早的瞭解，可溯于西元前三世纪，那时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曾派遣大批佈教师到印度境外弘传佛法，根据阿育王石柱敕文第十三的记载，佛教已远播小亚细亚以西，遥及巴尔干半岛、埃及等地。同一时期，希腊使臣李迦斯特尼斯曾至摩竭陀华氏城，他的游记中也提到佛教沙门。
希腊人在古印度西北部长期建有国家，依各种碑文记载，希腊人信仰佛教，供养佛陀舍利，捐献佛教窟院者颇为众多。西元前二世纪后半期，希腊的弥兰陀王掌理大夏国政，与那先比丘一场论战之后，心悦诚服，皈依佛教，依南传佛教资料显示，他在晚年将王位让给儿子后，出家学道，后来证得阿罗汉果，建立弥兰陀精舍。
西元一世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耶稣创立耶稣教，后来在欧洲各国广为流传。根据《密教律》等许多古书记载，耶稣曾至亚洲研习佛理，为时数年之久。在那个时期，佛法和耶稣的教义之间并无冲突，甚至根据一些学者考据，在西元第二世纪里，耶稣教教堂中所奉祀的耶和华是由梵语的菩萨(Bodhi-sattva)转变而来。直至今日，教堂里一些规矩也与佛教相似，例如使用念珠、神父牧师的僧袍及许多仪式等。此外，根据《梁书》记载，宋大明二年(四五九)，中国(又说罽宾国)有五位比丘航海到美洲(另有说为扶桑)流通佛法、经像，传授比丘戒。五名比丘中有一位名慧深，是经阿富汗至墨西哥及中美洲，近代在一篇〈无名的哥伦布〉文章中，显示中美洲仍可以看见类似佛教的遗迹，如佛教宝塔、白象标帜、狮子座、穿着大袍的比丘像等等。
曾经有学者说：佛法与耶稣的教义溷合在早期教堂之中，是佛教未能单独传播西方的主要原因。在西元第五至第九世纪之际，耶稣教为了集中教会权力，不仅佛教教义，即便是耶稣教许多道理、规矩都在教堂会议中否决摒除并予以改变，从此佛教教义渐渐失传于欧洲。
西元十五世纪末，欧洲各国为扩张版图，获得商机，纷纷以其船坚炮利的威势，胁迫东南亚诸国臣服，纳入其殖民地范围。为了便于统治异国人民，在当地宣扬耶教，西方各国开始研究东方人的文化思想、生活习惯、语文、宗教、历史、地理，在刚开始时，耶教徒在解释佛教时，总是刻意扭曲，多所贬抑，不意却引起西方人士对佛教更加好奇。缅甸、锡兰、印度及其他佛教国家的人民在无形中对发扬佛教精神也多有贡献，因为他们协助救治侵略国的伤兵，表现出视敌如友的榜样；佛教长老则以巴利文经典教导西人官吏及学人，不但不收取酬金，甚至以珍贵贝叶经典相赠，凡此都让西方人士对佛教逐渐产生好感。此外，阿育王石柱训诫、佛教美术、建筑物、巴利文经文等的陆续发现，更让西方学人心生敬爱。一八六七年，马克斯穆勒在大学开设比较宗教课程，继而编纂五十册的《东方圣书》，在他逝世前，欧美等国学者才将非耶稣教的宗教一视同仁，以宗教看待，佛教也开始受到西方人士的重视。一八七九年，阿诺德的《亚洲之光》以优美的诗篇歌颂佛陀的伟大，掀起英语系国家对佛教的兴趣。一八八一年，奥登堡在柏林出版《佛陀生涯、教义、教团》，以史实为资料，叙述佛陀一生弘法的经过，扫除过去多种神话传奇的假託，对于佛教的发展大有助益，后来该书因文意优美，先后被译成十多国文字。同年，以佛教徒自居的戴维兹在他的鼓励之下，成立「巴利圣典协会」，以毕生的精力刊行罗马字体巴利文三藏和注释，并翻译经论，编纂英巴辞典，着作等身，方便了学者对于佛教的研究。
然而即使如此，在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也只有少部份学者在学术上从事佛学的研究，大部份的民众对于佛教依然十分陌生，直到十九世纪末叶，东方国家才主动加强佛教在西方的传播。首先是锡兰僧侣开始自觉，纷纷起而反抗耶教教士，甚至在公开辩论中取得胜利，而达摩波罗则以雄勐迈进的姿态，于一八九一年发起摩诃菩提协会之后，陆续在欧美及非洲等地设置分会，出版多种语文的佛典和刊物；中国的杨文会则与达摩波罗、南条文雄等相约协力弘扬正法，并于一八九四年时，与英人李提摩太合作，首译《起信论》为英文，此后又培养梵语、英语及中西兼通的弘法人才，为佛教西渐作准备。
二十世纪伊始，佛教在西方国家开始生根发芽，一九○六年，杰克逊站在海德公园的自製肥皂箱上公开演说妙谛，并且经营书店，出售佛教书籍；一九○二年，英人贝尼特出家，法名弥勒，为欧洲第一位佛教僧侣，他在缅甸成立「国际佛教会」，并于一九○八年返回英国传教；一九○三年，顾也斯在缅甸剃髮为僧，法名三界智，是德国第一位佛教出家人，不但热衷于着书立说，以文字般若弘扬佛法，而且一直留心在欧洲建寺的机缘。
其后，两次世界大战的烽火虽然让佛教活动暂时中止，但对于佛教弘传却有推波助澜之功，因为佛教徒们从断垣残壁中更能体悟贪、瞋、愚痴是人类争执的根本原因，从而对于佛教真理更加渴仰，所以每次战争之后，不但佛教刊物激增，佛教团体也如同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中国以一佛教国家，于久久积弱之馀，竟奋起抗战，出乎西人意料之外，缅锡等佛化国民也在军事上给予盟军协助。东方佛教国家在英吉利等列强国家危急存亡之秋，竟与之并肩作战；缅、锡诸民族独立运动的成功，中、印等佛教国家人民力争自由的精神，凡此都让西方人士发现佛教具有微妙的潜力，值得大家尊重、研究、传播、学习。遗憾的是，佛教界一直缺乏全盘规划的人才，以致无法将圣教弘传十方。
一九二八年，太虚大师周游欧美各国宣扬佛法，倡导设立「世界佛学院」，虽功败垂成，却为汉地佛教西传开拓基础；一九五○年起，铃木大拙在美国各地努力讲学，将禅法介绍到西方世界；一九五九年，中共进入西藏，喇嘛纷纷出走，由于他们积极的活动，藏传密教因而在欧美各地蓬勃发展；一九七五年，越南、高棉相继为共党统治，越南僧侣逃亡世界各地，同时也将大乘佛教带往世界各地。一九八八年，我和慈庄暨全佛光山大众本着「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愿心，在美国创建西来寺以为大法西来的基地，此后，在全球陆续发展出百馀家别分院，分布在各地的佛光山千馀名出家弟子在二六时中辛勤弘法，接引众生；一九九二年，星云为凝聚在家居士的力量，提昇他们在佛教的地位，又成立国际佛光会，并设置檀讲师制度，迄今为止，佛光会已在世界五大洲成立一百五十馀所协会。如今可说有太阳照射的地方，就有佛光人在弘法利生，服务社会。佛光山与佛光会有如鸟之两翼，人之双臂，相辅相成，为佛教开启崭新的纪元。
一、英国佛教史话
人文历史的背景
十九世纪，叱吒风云的大英帝国，夹着船坚炮利的威势，胁迫东南亚诸国臣服，纳入其殖民地的范围。为了便于统治异国人民，从中获取商业利益，同时更为了在当地宣扬耶教，英国开始研究东方人的文化思想、生活习惯、语文、宗教、历史、地理，并成立「英国皇家亚洲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一八八五－一九○四)，辅助梵、巴语文的研究。
南传教理的研究
一八六四年，曾于锡兰服务公职的蔡特斯(Robert Childers)返回英国，并于一八七五年独力完成巴利语辞典──最早的一部巴英辞典，开启英人对巴利语佛典的研究。
一八七六年，曾在锡兰法院服务的戴维兹(T.W.Rhys Davids)回到祖国英伦执教，并于一八八二年成立「巴利圣典协会」(Pali Text Society)，有计划地将巴利三藏及注释翻译成英文出版问世，晚年有鑑于蔡特斯的巴利字典不敷使用，更与助手施铁达(William Stede)合编英巴字典，不但使巴利语研究在西方成为组织，而且为英国佛教的发展舖路，将佛陀的智慧展现在世人面前。一九二二年戴维兹去世后，他的夫人芙丽(Augusta Caroline Foley Davids)女士继承夫志，接掌巴利圣典协会，佛学译着丰富。
一八七九年，阿诺德(Edwin Arnold)的诗篇《亚洲之光》(The Light of Asia)，因词藻优美，极受时人欢迎，被译成十多国语文，使得许多读者因此而信仰佛教。
大乘经典的传入
南传佛教固然在十九世纪受到英人的青睐，大乘佛教也随着公职人员、学者专家、天主教徒的研究而传入大英帝国。首先是荷吉森(Brian Houghton Hodgson)于一八三三年至一八四八年间出任尼泊尔公使时，与僧侣交游，尽搜梵文贝叶经典，凡三百八十一部及纸本梵夹多件，不但自己致力于翻译刊行，而且慨赠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法国着名佛教学者布诺夫(Burnouf Eugene)(后藏巴黎图书馆中)及印度学人密多罗先生(后藏加尔各答图书馆中)，开启了欧洲学者研究大乘佛教思想的滥殇。
穆勒(Friedrich Max Muller)，祖籍德国，一八四六年，在布诺夫的指导下，认识佛教的真谛，为他的生命「开创新的天地」，一八四八年穆勒定居英国，在牛津大学任教，一八五七年后，为「巴利圣典协会」主编《东方圣典丛书》(Sacred Book of the East Series)，使佛教的学术价值与哲学意义备受重视。
匈牙利青年狄斯罗斯(Alexander Csomade Koros)至西藏随喇嘛学习藏文及佛教文学达四年之久，于一八三四年着《西藏语文法》(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次年，又出版《藏英大辞典》(Dictionary,Tibetan and English)，这两本书便利欧洲学者从事藏传佛教的研究。
英国学者比尔(Samual Beal)在一八五二年以佈教师身分至中国，一八七七年归国后，担任伦敦大学教授，发表甚多有关汉译佛典、中国佛教之论着，对于西人瞭解中国佛教有颇大的贡献。
一八九○年，英国政府派鲍尔(Hamilton Bower)在新疆库车发现梵文的《孔雀王经》桦皮写本，引起史坦因(Sir Mark Aurel Stein)探险西域的强烈欲望，遂于一八九九年来，率领英国探险队至伊朗、印度西北部、中亚、中国大陆西部等地探险，造成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其中在敦煌发现千佛洞的古经典文物，震撼西方学界，引起敦煌热潮，法、日、俄、德、美等国先后组织探险队至西域发掘探究，对于西域佛教研究有很大的助益。
精通巴利、梵文、中文、藏文、蒙古文、日文的孔兹是近代研究大乘佛教的佼佼者，一九五一年他出版《佛学本质及发展》(Buddhism:Its Essenceand Develop-ment)，因深入浅出，条理分明，颇受读者喜爱。一九五四年与华利(Arthur Waley)、荷娜小姐(I.B.Honer)及西藏佛教专家史尼古夫(D.L.Snellgrove)合着《各时代佛教经典》(Buddhist Texts through the Ages)。此后，他将全付身心奉献于大乘佛教经典的翻译与研究，以其学养丰富，译笔精确，被誉为当代佛学大师。
弘法活动的开展
自一九○六年英人杰克森(R.F.Jackson)在海德公园(Hyde Park)宣扬佛教教义，并自营书店，流通佛教书籍之后，佛教渐为一般民众所知晓。一九○七年，他与多人在伦敦发起成立「不列颠爱尔兰佛教会」(Buddhist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and Ireland)，以研究佛学为宗旨，并推举戴维兹教授为首任会长，阿难陀.弥勒长老(Anada Metteyya)为副会长，成员大多为学者及高知识分子。弥勒长老俗名贝尼特(Charles Henry Allan Bennett)，生于伦敦，于十八岁时展读阿诺德的《亚洲之光》之后，大为感动，于一八九八年至锡兰学佛，一九○二年在缅甸披剃出家，法名弥勒，一九○三年在仰光召集佛教徒成立「国际佛教会」，在哈拉翁夫人(Mrs.Hla Oung)的资助下，组织弘法团到英国展开弘法工作，使佛教在当时受到瞩目。一九二三年，弥勒长老逝世。「不列颠爱尔兰协会」成立二十年间，重要干部老成凋谢，幸有培因(Francis J.Payne)，继续把会员聚合起来，在艾萨克斯会堂(Essex Hall)主持一系列的佛教讲座。一九二四年，他发起创办「佛教徒联合会」(Buddhist League)，自任第一任会长，虽然不久也解散了，但他仍以无比的热忱继续演说佛法，度人学佛。
一九二四年，韩福瑞(Christmas Humphreys)合併灵智学会(Theosophical Society)伦敦分会与「不列颠爱尔兰佛教会」，成立「佛教协会」(The Buddhist Society)，自任会长，出版《中道季刊》，撰文着书，宣说佛法妙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赴各国访问，得到缅人支持，在伦敦印刷各种刊物，宣扬佛教，并将日本铃木大拙的着作介绍给英国民众。可惜自韩福瑞于一九八三年逝世后，「佛教协会」也随之没落。
摩诃菩提协会的创办人达摩波罗(Anagarika Dharmapala)志在复兴印度佛教，有鑑于弘法工作的重要，在一九二八年组织「佛教佈教团」(Buddhist Mission)，派遣法师轮流驻英弘法。一九五四年，在该会协助下，锡兰佛教徒在伦敦创建「伦敦佛教精舍」(London Buddhist Vihara)，这是南传佛教在欧洲的第一座佛寺。一九二八年秋天，太虚大师环游世界弘法，从法国来到英国，受到摩诃菩提伦敦分会及伦敦佛教会的热烈欢迎。大师希望在欧洲设置「世界佛学院」，伦敦的佛教徒被大师为法忘躯的精神所感召，立即组成「佛教
委员会」以为响应，可惜在大师赴往他国弘法之后，委员会的工作就告停止。
一九六四年，泰僧智成上座(Nansiddhi)与随侍翻译－帝须达多(Tissadatta)比丘，应加拿大籍比丘阿难陀菩提(Anandabodhi)的邀请，在泰英两地信徒的出资供养下，远赴伦敦弘法，受到西方高知识分子的欢迎，泰国皇室认为在英国组织僧团有其必要，所以在一九六六年成立「佛光寺」(Buddhapadipa Manastery)。
一九六七年，僧护法师(Ven.Sangharakshita)深感英国佛教若要在西方落实发展，必需在经济上独立自足，并且在戒律上予以改革，因而组织「西方佛教僧团之友」(Friends of the Western Buddhist Order)，展开他的革新佛教运动，以实践八正道中的「正业」为弘法的经济后盾，在世界各地成立禅坐中心及餐馆、印刷、建筑等各种合作事业。
六○年代，西藏喇嘛纷纷出走西方，藏传密教因此传入西方，例如：一九六七年，阿贡仁波切(Shetrop Akong Tarap)和创巴仁波切(Chogyamtrungpa)在英国创立的「三耶林西藏佛教坐禅中心」(KagyuSamye Ling Tibetan Center)及奇美仁波切(LamaChimeRinpoche)创立的「康藏之家」(Kham Tibetan House)等都是噶举派的寺院；一九七七年，提列因仁波切(Karma Thinley Rinpoche)及其英籍法嗣塔耶(JampaThaye)所创的「萨迦派佛法中心」(Thinley Rinchen Ling)是萨迦派的寺院；一九七六年开办的文殊师利佛学院(Manjushri Institute)主要在宣传格鲁派教义；索甲仁波切(Lama Soygal Rinpoche)主持的「莲华生佛法中心」(Dzogchen Orgyen ChoLing)则是宁玛派的寺院。七○年代，日本佛教传入英国。像「斯卢所洞修道中心」(Throssel Hole Priory)、「英国净土真宗协会」(Shin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GreatBritain)、「英国真言宗佛教协会」(The Britain Shingon Buddhist Association)等分别属于曹洞禅宗、净土真宗及真言宗系统。
人间佛教的建立
一九九○年十一月，星云赴欧洲弘法暨成立佛光会，途经英国考察时，赋予当时正在当地深造的依益法师及永有法师两项任务：一、在伦敦成立道场；二、在当地成立佛光会。他们不负众望，于一九九一年九月在伦敦最热闹的牛津街及里仁街侧，觅得一座基督书院(TheInstitute of Christian Studies, opened by Arthur Michael Ramsay in 1973)作为寺址，旋即筹组伦敦佛光协会，并于翌年四月邀请星云前往主持成立大会暨佛学讲座，承蒙当时台北驻英代表莅临参加。道场于六月二十日与屋主签约，经装潢后，在九月二十八日落成，名为伦敦佛光山，一九九三年七月，又应曼彻斯特信众的要求，于该地成立曼城佛光山。一九九四年，雅适士市许琼华女士捨宅为寺，供法师领众薰修。星云于一九九四年八月应邀至英主持佛学讲座，并为曼彻斯特佛光协会、雅适士佛光分会主持成立大会，英国佛光山的道场及佛光会合作无间，经常协力举办各种多元化的弘法活动，例如供僧法会、冬令营、才艺班、中小学教师研习营、各国寺院巡礼、中文班、慰问老人院、捐血救人、家庭普照、信徒联谊会、素食品嚐会等，其中一九九四年元月，由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及台北驻英代表处主办，伦敦佛光山协办的第一届伦敦海华文艺季，内容包括书画展、音乐演唱会、国剧、舞蹈等，受到当地社会的重视；同年由伦敦佛光协会暨伦敦佛光山主办的梵之旅－佛教艺术季与中华文化系列慈善义演，有来自十国，三千多人共同参与，台北驻英代表暨伦敦数位国会议员及当地侨领等贵宾均莅临观赏，全部门票收入都捐给英国医疗机构，迴响热烈；一九九五年，曼城佛光山暨曼城佛光协会在皮卡迪公园(Piccadily Garden)及唐人街举办的庆祝佛诞园游会，当地市议员及政府官员均前来游观，并获曼城首报《曼彻斯特晚报》全版报导；同年的僧宝节，伦敦佛光山于汉摩斯密千人大会堂(Hammersmith TownHall)举行第一次全英供僧法会，旅居英国八大宗派的僧伽及远自日、韩、斯里兰卡来此应供的比丘济济一堂，盛况空前；一九九五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是西方圣诞节的前夕，伦敦佛光山特举办佛光青年回家日，让来自奥地利、爱丁堡、英留学的青年学子及博士班研究员等，在寺院里共度温馨的夜晚；一九九六年八月九日，星云应邀赴英，与世界宗教代表大会主席布雷布鲁克牧师及伦敦佛教协会祕书长梅多士先生，主持全英各宗教代表的「和平对话──宗教与社会的融和」，印度教、佛教、犹太教、天主教、耶稣教、回教教会均派代表参加讨论，气氛十分热络。伦敦佛光山及佛光会每年在唐人街例行合办的浴佛法会得到社会的肯定，西敏市市长特将这一天订为唐人街的公定节日之一，每年市政府均有高级官员如市长、副市长等莅临参加；此外，每年都有各级学校学生在校方安排下，到伦敦佛光山参访，作为课外研究的对象，乃至英国许多学校负责人或医院教育部及监狱辅导者纷纷来函或电话联络佛光寺，询问如何将佛法应用在生活上，也有学校希望寺方能协助将佛教编入教学课程之中……，凡此均可看出佛光人不但融入当地社会，而且弘法成绩斐然。
二、德国佛教史话
佛教思想的萌芽
德国人禀性好学深思，是西方国家之中最早体会佛教真谛，并且礼赞佛教教义的国家。十七世纪时，莱布尼兹(Gottfried Wihelm Leibniz,一四六四－一七一六)着《辨神论》，曾引用一些佛学典故。十八世纪，大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一七二四－一八○四)经常在他的着作与演讲中提及锡兰、缅甸、西藏和中国的佛教，赞叹佛教僧侣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精神，并且对因缘业报的教义感到兴趣。他在临终时，曾向友人赫斯(Hesse)说：他坚信佛教轮迴的道理。
十九世纪初期，印度哲学在西方渐受欢迎，德国的哲学家如谢林(Schelling)、黑格尔(Hegel)等从翻译的书籍中认识佛教义理的博大精深，其中尤以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一七八八－一八六○)对后人最具影响。他不但广搜佛典，研读经义，并且在自己的着作中引述佛教义理，赞美佛教是「世界所有宗教中最卓越者」，更在住家里供养佛像，以佛教徒自居。崇拜叔本华思想的德国大音乐家华格纳(Wihelm Richard Wagner,一八一三－一八八三)则颂扬「佛陀人生观之伟大，使其他学说在相较之下，显得微不足道」，同时在其作品中融入佛教体裁。大哲学家尼采虽然是耶稣教牧师的儿子，却大胆地称扬「佛教的真实性高于耶稣教一百倍」，并赞美佛教徒的祥和无诤。
由于这些哲学家、艺术家的启蒙，佛学研究于十九世纪在德国向下扎根。第一个在德国开设梵文和印度学研究所的教授是薛立格(Aughust Wilhelm Von Schlegel，一七六七－一八四五)，时为一八一八年，此后许多大学，例如Tuebingen Uni-versity(一八五六)，Goettingen University(一八六二)，Munich University(一八六七)相继成立，迄今德国有十多所大学设立与佛学研究相关的研究所。第一本有关佛教的着作是科也本(Carl Friedrich Koeppen)的《佛教》(The Religion of the Buddha，一八五三－一八五九)，这本书代表德国佛教学术研究的开始。
佛教义理的传扬
一八八一年，奥登堡(Oldenberg, Hermann;一八五四－一九二○)的《佛陀生平、教义与教团》(Buddha, His Life, His Doctrine, His Order,一八八一)，在柏林出版，该书确立佛陀与佛教僧团的历史，打破部分学者视佛陀为神话传奇的谬误，意义非凡。续后，他又编纂巴利《律藏》，将其中「戒本」译成英文，并鼓励英国的戴维兹教授创立「巴利圣典协会」。
一九○三年，德国第一个佛教团体在来比锡诞生，它的名字是「德国佛教传道会」(Society for Buddhist)，是由塞顿杜克(Karl Seidenstuecker,一八七六－一九三六)所创立，目的在弘扬佛法。一九○五年，出版《佛教徒》(The Buddhist)，是西方第一本佛教刊物。同年，他在柏林建立分社，将该会改名为「德国佛教会」(Society for Buddhist Missionin Germany)，后来由于经费不足而不了了之。一九○七年，塞氏另创「大觉中心」(Mahabodhi Center)，但三年后又因缺乏财源而停办。
一九○三年，音乐家古斯(Anton Walter Florus Gueeth)，在缅甸剃度为僧，法名三界智(Nyanatiloka,一八七八－一九六○)，是德国第一位比丘，此后有许多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荷兰人跟着他学佛，甚至请求出家。一九○六年，他出版《佛陀圣言》(THE WORD OF THE BUDDHA)，多年来，被译为多种文字流通。他曾创立出版社，并发行《佛教世界－德国佛教月刊》(The Buddhist World－A German Monthly for Buddhism)。一九○九年，「德国巴利文学会」(German Pali Society)成立，其目的是为了要在西方建寺安僧。一九一一年，他意识到欧洲建寺机缘尚未成熟，于是来到斯都瓦小岛(Polgasduwa)隐居苦修，受到当地居民的敬重，争相供养。在两次大战中，他数度被视为德国间谍，鎯铛入狱，却无减其弘法热忱，一九四六年获准释放后，他再度回到波加斯都瓦小岛习禅修定，翻译经典，终老于此。三界智长老富含精深哲理的着作，对德国早期学佛者而言，是莫大的启示，他难忍能忍的精神更感召了当时许多德国人学佛修行，对于德国佛教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一九一一年，「摩诃菩提协会」在来比锡设立德国分会，齐麦曼(Friedrich Zimmermann,一八五一－一九一七)为第一任主席，塞顿杜克为秘书，并迅速将The Buddhist Look-out复刊，一九一二年又将此月刊更名为Mahabodhi Leaves，此刊物到一九一六年刊行得很顺利。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锡兰修行的德籍比丘纷纷被押解至澳洲拘禁，如三界智长老，直至一九一八年才得以回到祖国。一九一三年，佛教生活联盟从德国巴利学会中脱胎而出，他不像过去德国巴利学会那样强调巴利文的研究，而注重佛教的适用性，同时发行《佛教月刊》(Journal for Buddhism)。在高等法院任职法官的格林(George Grimm,一八六八－一九四五)，因为受到叔本华思想的启发而研究佛教，修持止观，并自学梵、巴语文，以期深入佛典。一九二一年，他合併「摩诃菩提协会德国分会」与「佛教生活联盟」，捨宅成立「德国佛教团」(Buddhist Community for Germany)，与塞顿杜克共同负责会务。一九二四年，改名为「三宝佛学社」(The Buddhist Lodge for the Three Jewels)。同样是因为深受叔本华作品感动而转信佛教的达尔克医师(Paul Dhalke,一八六五－一九二八)，向以弘法度众为己志，一九一八年开始撰写佛书，翻译经典，并创立《新佛教学报》(New Buddhist Journal)，一九二四年后更名为《零碎集─应用佛学杂志》(The Scrap Collection-APeriodical for Applied Buddhism)，以科学方法分析佛法。一九二四年，他在柏林建立「佛教精舍」(The Buddhist House)，环境优美，藏书丰富，在当时是欧洲的佛教重镇。一九二八年，达尔克医生逝世后，由其胞妹接管，二次大战期间，柏林在战火的蹂躝下损失惨重，精舍无法维持，遂由「锡兰德国弘法使团」(German Dhammaduta Society of Ceylon)买下，转为寺院。
一九二一年，斯坦基(Martin Steinke,一八八二－一九六六)在柏林创立「佛陀团体」(Community around the Buddha)，一九三三年来到中国，皈依倓虚法师，法号照空。一九三四年返国，被选为第一届国际佛学会议主席，在伦敦召开会议。后来「佛陀团体」改名为「佛教团体」(Buddhist Community)。
纳粹时代的禁佛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取得政权，禁止宗教活动，焚毁佛教着作，许多佛教团体领袖被祕密逮补，但仍有人不畏强权，暗中进行佛教活动，像格林「三宝佛学社」的会员另创「老佛教团体」(Old Buddhist Community)，格林在乌亭(Utting)的房舍就是他们聚会活动的地点；斯坦基则住在德国南部，着书讲经，藉此续佛慧命；费雪(Kurt Fisher)在「佛教精舍」继续发行《佛教生活与思想》(Buddhist Life and thinking)刊物，一直到一九四二年捨报往生为止。在锡兰弘法的德国比丘也受到战争波及，一九四一年被监禁在印度德拉屯(Dehra Dun)，直到一九四六年才被允许返回锡兰。
战后佛教的恢复
一九四五年，德国战败投降，饱受战争摧残的百姓急于拥抱宗教，佛法尤其能抚慰心灵的创伤，各地佛教团体因此纷纷成立。先是「韦勒出版社」(Kurt Weller Publishing House)推出「阿育王文库」(Asoka Edition)，以文字般若弘扬佛法。一九四九年，自从慕尼黑佛教团体加入「摩诃菩提协会」以后，许多大城市如柏林、法兰克福、汉堡、基尔、科隆等地也都相继加入。一九五一年，柏林佛教徒成立柏林佛教会。一九五四年，汉堡佛教徒成立汉堡佛教会，一九六二年由佛友捐赠罗斯堡一处风景优美的房舍作为禅修中心，名为静庐(House of Quiet)。一九五二年，葛文德喇嘛同时在印度及西柏林成立「圣弥勒坛城西方教团」(Western Order Arya Maitreya Mandala)，是德国第一座密教寺院。其后日本佛教各宗派也来德国建立道场。一时之间，林林总总，佛教在战后的德国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茂景象。
为了使德国法律承认佛教团体是德国的宗教团体，佛教徒自一九五二年便着手开会，进行立法程序，于一九五五年成立德国佛教会(The German Buddhist Society)，将各个组织团体纳入，一九五八年正名为德国佛教联盟(The German Buddhist Union)。一九八四年，德国佛教联盟为与耶稣教取得平等的合法地位，成立德国佛教总会，制订组织章程及共同目标。一九八六年，两个佛教会共同设立全国办事处，并协办全国性活动。
人间佛教的发扬
近几年来，中国佛教也在德国生根，其中以建设人间净土为主旨的佛光山与佛光会在此发展最为迅速。自一九八八年开始，就有德籍人士专程前往美国西来寺及在台湾的总本山－－佛光山求受三坛大戒。一九九二年，佛光山派满彻法师到没有任何信众基础的西柏林弘法利生，短短数年中，不但接引无数德国人士学佛修行，并且在千辛万苦的情况下筹建柏林佛光山、莱茵禅净中心、法兰克福禅净中心及汉堡佈教所等四所道场。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年，柏林、莱茵等地分别成立佛光协会，除例行的共修会、读书会、佛学班、禅坐班、抄经班、才艺班、语文班等之外，每月出版中、德文《佛光世纪》，还有不定期的佛学讲座、信徒讲习会、青少年学佛营、青少年心理座谈会、妇女法座会、各种佛像、念珠、禅画、油画、佛像、花艺、中国结、国剧脸谱展览、园游义卖会、素食品嚐会、乐团表演等等，不但经常接受当地媒体採访报导，而且也受到当地政府及社会人士一致肯定，比方自一九九五年起，柏林劳工局有感于佛光人弘法利生的善行义举，特准今后凡佛光山派来德国的法师名额不限，并可获得居留权，这在没有移民政策的德国而言，是稀有难得之事；一九九六年九月五日，柏林佛光协会十位代表应总统贺隆(Roman Herzog)先生的邀请，到总统官邸参加文化活动，此乃中国团体首度获得的殊荣，所以当地德国人咸表欢喜，赞扬佛光山及佛光会让他们认识佛教，也使他们深深体会到人间佛教思想可以开拓他们的心灵领域，是当今德人所迫切需要的。
三、法国佛教史话
欧美佛学研究之先驱
在西方世界中，法国是首先以系统化的方法来研究佛学的国家。在一八二六年以前，巴利文鲜有人知，直到法国的布诺夫(Eugene Burnouf,一八○一－一八五二)与德国的拉森合写了一本《论巴利语文》(Essaisurle Pali)，西方人士才开始兴起研究巴利文的浪潮。其次，布诺夫着手研读荷吉森赠给他的一百七十六卷梵文经典，于一八八四年出版《印度佛教史导论》(L'Introductional' Historiedu Buddhism Indien,一八八四)，此书对佛传及佛教义理有独到见解，且对《般若经》、《愣严经》、《华严经》、《金光明经》、《法华经》等大乘经典的内容作提要分析，是一部划时代的大书。这种主要依据梵文佛典，并参考汉文与藏文的版本，採取分析抉择的方式，为西人研究佛学开创一条新路。后来他在巴黎组织法亚协会，并将《妙法莲华经》由梵文译成法文。由于他开研究佛学风气之先，故又有「欧洲佛学研究之父」的美名。
布诺夫逝世后，研究梵文原典的翻译工作仍继续进行，在这个领域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列维(Sylvain Levi,一八六三－一九三五)，曾游历印度、日本、俄国、巴勒斯坦、美国、中南半岛、中国、朝鲜等国家，曾任法兰西学院、俄国圣彼德堡、印度三提尼肯坦大学教授，回到法国后，出任法亚协会副总裁，日法会馆馆长等职。一八九八年，在尼泊尔搜集一批梵、藏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有安慧的《唯识三十颂释》、无着的《庄严经论》等，列维将其校勘翻译成法文后出版。他的许多着作打开了佛教哲学与历史研究的新天地，也引起人们对藏文佛典的注重。
列维的欧洲学生中，以比利时人蒲仙(Louisdela Vall'ee Poussin)的成就最为卓着，他将世亲的《俱舍论》译成法文，并依据汉、梵、巴等资料，详加注释，是一本独步当代的大作，内容不仅包括说一切有部，也包括一般的佛教哲学，几乎可以视为佛教百科全书。其根据汉译本《成唯识论》的法译本，也以梵、藏有关资料作为注释。蒲仙在译介北传佛教方面贡献至钜。
继蒲仙之后，以拉莫特(Etienne Lamotte)最为优秀。他将《大智度论》及《摄大乘论》翻译为法文，包含丰富的注脚，受到时人之好评。
戴密维(PaulDemi'eville)曾任中国厦门大学教授、日本法日研究所所长，并主编荷兰出版的汉学杂志《通报》。他注重汉藏佛学的研究，对当代学界影响很大。
太虚大师弘法之影响
佛教在法国成为一种宗教信仰始于太虚大师的巡迴说法。他于一九二八年启程赴英、法、德、荷、比、美等国弘化，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到法国马赛、巴黎，主持多场佛学讲座，备受法国学者及知名人士热烈欢迎，并共同发起筹建「世界佛学院」，法国政府还决定捐地作为院址以示支持，当时也曾有法国佛教徒马格尔李维与太虚大师商议成立「巴黎佛教会」，可惜这些组织都在大师离去之后，没有继续发展。一九二九年，在太虚大师的促成下，罗丝贝莉(Constant Lounsbery)女士成立「法国佛教友谊会」，后改名为「巴黎佛教协会」，于一九三九年出版《佛教思想双月刊》，并定期举办佛教活动、佛教艺术展览等。这个组织与当时英国的佛教团体成员多出身于中产阶级不同，其领导人都来自上层显贵，如索尔波那等，可惜该会于一九六九年时停止活动。
越南佛教徒移居法国
由于法国曾将越南、高棉、寮国纳为殖民地，所以一九四五年越南战争爆发后，越南人民开始移居法国，在巴黎建立「法国佛教联盟」，遗憾的是他们主要仍在本国人民的圈子中发展，因此对法国佛教影响不大，但现在也有一些越南佛教团体开始发展，如设在巴黎近郊的国际佛教文化中心－－「灵山寺」，一九八八年时，该寺又在离里莫四十公里的项贡市购地二十八公顷，建立佛法市，计划培养越南、柬埔寨、斯里兰卡等籍法师，以便将来在法国，甚至在西方各国弘法。
日本禅宗、日莲宗传入
一九七○年之后，日本禅师将禅的修行引入法国，促使许多禅寺纷纷建立。首要者为位于巴黎的国际禅学会。此外位于罗尔河和谢河的大溪禅寺与在亚德斯市的禅修中心，两者都是日僧Deshimaru Taisen法师建立，现已捐给法国人。日莲宗在法国有两个中心，一是在巴黎近郊的梭区，一是它们的欧洲中心，位于崔慈市。信徒有五百组以上，每组约十二至十五人，他们定期聚在一起打坐修行，讨论佛法。
藏传佛教重集体修行
藏传佛教约在本世纪七○年代传入，藏传修行中心的生活是一种集体修行的寺院生活，有的办佛学课程，分三年、三个月及三天多种，由喇嘛来带领大众打坐修行，其中有三间较大的团体：一、Dhagpo Kagyu Ling，成立于一九七七年，位于威赛河的圣里昂省；二、Kagyu Ling，成立于一九七四年，位于布诺市的巴勒虚古堡，另为男、女众各设一修持中心，并设立翻译中心。三、Karma Ling，位于阿威亚省，创立于一九八○年，由法国喇嘛丹尼斯邓突负责，以融和传统佛教与西方宗教为其特色，定期举办以宗教、佛教、现代主义为主题的辩论会，吸收许多知识份子参加。
法国佛教协会之成立
法国佛教协会成立于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下设六个委员会：一、宗教对话委员会，积极参与大型的公众辩论会；二、佛教性与现代性委员会，其下所属之伦理小组委员会曾发表关于堕胎、人工授孕、安乐死与遗传学等社会问题的意见，引起社会大众，乃至天主教会的兴趣；三、资讯传播委员会，提供佛教讯息给各传播媒体；四、社会活动委员会，其下设有监狱佈教小组委员会、宗教教育小组委员会、联繫人道组织之小组委员会，数年前监狱佈教委员会已经得到司法部同意在监狱或感化院佈教；五、法律诉讼事项委员会，保障佛教的权益；六、国际关係委员会，负责与不同的国际机构，如联合国考察团、欧洲议会等保持良好关係。
佛光人西来弘法度众
一九八九年，越南静心禅寺落成，翌年，住持明礼法师邀请佛光山慈容法师前往主持开光。当地侨民求法若渴，一再邀请星云在巴黎建寺弘法。一九九一年四月，慈庄法师与依晟法师在巴黎郊区梵得乐镇(Verdelot)寻得一座建于十四世纪的法国古蹟－－卢瓦雷诺古堡(Chateau Launoy Renault)作为道场，是为佛光山在欧洲的第一座寺院，由慈庄法师担任第一任住持。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七日，星云到巴黎古堡为巴黎佛光协会主持成立大会，随即在古堡举行孝亲报恩盂兰盆法会及观音法会，许多人因深受感动而自愿申请加入佛光会，并要求皈依成为信徒。后为便利大众礼佛，在巴黎第十三区设立临时办事处，弘法活动以家庭普照、干部训练及佛学讲座为主。随着信徒日益增加，空间不敷使用，第二任住持依照法师在佛光会前后任会长江基民、詹行琨等多位居士协助下，于一九九三年迁址于九十四区史达林大道旁的一座仓库，正式展开弘法工作，大家同心协力，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竟然举办了不下三十场法会，而佛光会也举办了多项文化、教育、慈善、联谊等活动。一九九五年八月，获市政府核准修建，目前除例行法会之外，还办有佛学研读班、儿童班、医学讲座、文化艺术展览等活动。此外，慈庄法师、依照法师等人更远赴瑞士、比利时、荷兰等国家辅导成立佛光协会。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二日，巴黎佛光协会暨巴黎佛光山在樊尚森林举办的浴佛法会，人潮不断，盛况空前，法国菲加报纸、第二国家电视台及第三电视台特作现场採访。同年八月，国际佛光会在巴黎国际会议厅举行第五届世界会员代表大会，美国柯林顿总统、台北李登辉总统、美国高尔副总统均致电祝贺，法国国会议员高乐加雅马库士先生、美国加州参议员马丁尼兹女士、中华民国侨务委员祝基滢先生、立法委员潘维刚女士、法国佛教协会会长杰克马丁居士等贵宾，皆莅临观礼。凡此都说明了佛光人在法国短短数年内弘法度众的成绩已受到社会人士的肯定。
四、俄国佛教史话
蒙古佛教初传俄国
儘管十多年前，苏联的考古队宣称在俄境内的西土耳其斯坦发现了多处属于一至二世纪的佛教遗迹，但俄国佛教真正有历史可考是在十七世纪的时候，由卡尔米克人及布利亚人从蒙古高原传到俄国本土。
卡尔米克人原本居住在外蒙地区，在一六二○年左右，经过吉尔吉斯远达里海西北方的窝瓦河，也就是俄国的南部定居下来，同时也将佛教在此落地生根，后来苏俄在此设立「卡尔米克自治州」。
布利亚人是贝加尔湖一带的游牧民族，十七世纪时成为白俄帝国的殖民地，后来苏联在此成立「布利亚自治共和国」及「赤塔州亚金民族管区」。由于佛教具有哲学、医学及工艺等多种文化内涵，喇嘛僧成为当地的知识阶级，自从蒙古人须与俄国官僚接触之后，喇嘛僧就充当协调的任务。例如：一七一二年时，就有一百五十名西藏喇嘛来此，同时也有布利亚人到西藏去研习佛学。
帝俄女皇敕封可汗
一七四一年是布利亚佛教的转捩点，在这一年，俄国伊莉莎白女皇下诏封立可汗喇嘛为其佛教行政之最高首长，此后当地佛寺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建立。如禅理学会、慈国寺的曼巴医学会、阿津庙的佛教信条学会等的成立，使寺院在当地不但是宗教中心，也肩负文化、教育、医学研究的使命，而若干佛寺从事印製佛典、收藏图书、精美的绘画凋刻等工作，更增进佛教在当地的重要性。
佛教僧侣地位重要
十八世纪时，布利亚喇嘛沙亚额夫受凯撒林大帝之命到西藏观光，这是第一次欧洲国家的人民到达西藏。阿津庙的住持丹日赫诺夫及龙多额夫喇嘛有许多蒙古及俄文的佛典着作，还有一些喇嘛由于曾在苏俄各大学担任教授、讲师，使得佛教僧侣在苏俄历史中颇佔地位，像哥姆波额喇嘛曾在卡根大学执教，潘迪喇嘛有丰富的西藏文学译着，依诺图额夫喇嘛不但是佛教着名学者而且曾周游亚洲各国。多尔耶夫(Dorjiev)喇嘛尤其着名，他于一八八六年在哲蚌寺学佛六年后，得到「格西」(相当于佛学博士)的最高头衔，并且被指派为西藏第十三世喇嘛的宗教顾问为期十年之久。此外，他在西藏、苏俄的外交关係上穿针引线，也使得他倍受朝野重视。一九一二年，他得到达赖喇嘛的五万银币的支持，授命他在圣彼得堡建寺。儘管希腊正教教会强烈反对，Kalacahakra寺还是在一九一五年落成。这座外观融和西藏、蒙古及欧洲建筑样式的道场，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礼忏法会，每年有一次的结夏安居活动，是第一座在欧洲国家首都实践佛教仪礼的佛寺。这里的佛教活动，除了提供住在首都里为数不少的布利亚人及卡尔米克人宗教上的需要之外，也引起东方研究院(Oriental Institute)中佛教学者的兴趣。
政府鼓励研究佛学
在沙皇政府的鼓励下，佛教研究大为兴盛，十九世纪开始，俄国出现不少佛教学者，例如米那耶夫(一八四○－一八九○)，是圣彼得堡大学印欧系语言和比较语言学教授，先后三次赴印度、锡兰等国考察佛教，着重探讨佛教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也翻译了一些佛教文献。瓦西里也夫(一八一八－一九○○)是喀山和圣彼得堡大学教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通晓梵、汉、蒙、藏、韩、日和突厥方言，特别强调汉文和藏文文献在早期佛教研究中的地位，他的主要着作是《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东方宗教》、《佛教札记》等，此外还翻译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及世友的《异部宗轮论》等。彻尔巴斯基(一八六六－一九四二)是前苏联最有成就的学者，他曾两次参加奥登堡指挥的中亚探险队，发现许多梵文和藏语文献，从此致力于佛学研究，对于陈那和法称的学说尤其感到兴趣，整理出法称的《正理一滴论》梵文本和藏文本及陈那的《集量论》，并且将《俱舍论》、《辨中边论》、《明句论》等翻译成英文出版。一八九七年起，他参加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奥登堡的「佛教文库」编纂工作，一九三六年出版了二十卷。此外他与法国的列维、英国的罗斯、比利时的蒲山、日本的荻原云来等合作研究世亲的《俱舍论》，自一九二八年起，主持科学院的佛教文化研究所，其佛学论着丰富，其中尤以《佛教逻辑》最为着称。他曾到印度参访，得到许多宝贵的佛教资料。虽然他两度接到西藏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邀请，但圣彼得堡的外交部均以政治理由没有批准他的护照申请，后来经由多尔耶夫喇嘛的关係，建立与布利亚之间的管道，因此他们师生终于得以直接和「格西」们研习佛法。
赤色政权摧毁佛教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际，布鲁雪维克主义者对卡尔米克人发动征服战争，这是苏俄佛教首度遭受摧残。
苏联红军取得政权之后，首先镇压耶稣教会，驳倒一神论的教理，至于佛教，由于多尔耶夫具辩才，机智地声称佛教非但不是一神论，而且提倡利他的人生观，因而使佛教暂免一劫。在多尔耶夫的领导下，布利亚和卡尔米克境内的寺院到处林立。一九二七年，「苏联佛教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会中发言人强调佛教和共党的相同点，甚至致函达赖喇嘛，赞歎苏联的政策。当时就有人倡言：真正共产党的创始人是佛陀，而非马克斯，惟有佛陀的精神才能赋予列宁生命力。
然而曾几何时，史达林于一九二九年巩固政权之后，便开始大事镇压及肃清行动，佛教自然也无法免于祸难，卡尔米克及布利亚的寺院或被破坏，或被改作仓库、牛圈，所有佛教典籍、佛像、法器等一概焚毁。一九三四年，温和派的政治领袖基罗夫(Kirov)被暗算之后，史达林更将积压多年的愤怒发洩到极点，不到三年内，将喇嘛全部逮捕，或送去劳改，或被处决。多尔耶夫于一九三七年被捕，次年死于乌兰乌克的监狱中。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苏联共党为争取巴尔干半岛各正教教会的同情，并表示苏俄国内信仰自由，以与同盟国建立友好关係，因此与希腊正教妥协，暂时废除反宗教政策，同时又为了争取近东回教国家的同情，回教传教士也安然无事，然而对于佛教，苏联并未採取同样措施。列宁格勒(圣彼得堡)佛寺的卍字全被拿掉，佛教建筑物被改为无线电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卡尔米克人中约有一千人左右，经由西德移民美洲大陆，定居纽泽西等地，他们在漂泊流浪的旅程中，未曾忘记自己的根源，所到之处均手捧佛像、佛具及经卷。
不久，苏联政府准许佛教建寺，靠近乌德兰德的依瓦金斯基寺及吉达的阿津斯基寺得以建立。少数在劳改中倖存的喇嘛也被派驻在这些寺里主持佛教仪式。一九七○年代中期，当第一批好奇的俄罗斯人前来参观时，年老的喇嘛们倾囊相授，此后，欧洲的俄国人即由此管道得到传统佛教的精髓。
一九五七年，布鲁雪夫继位，风气稍微开放，被放逐国外达三十八年之久的卓越佛教学者罗雷之(George Nikolaievich Roerich)回到苏联，被选派为莫斯科东方研究院佛学系首届主任。他的回国激起佛教学术研究的浪潮，一九五八年，曾在西伯利亚长达二十二年劳改的丹德龙喇嘛与他邂逅之后，相约携手合作。其后，佛教典籍接二连三的被译成俄文，学术刊物上也频频出现讨论佛理的文章。
一九七二年，勤于弘法度众的丹德龙喇嘛再度被捕，两年后在贝加尔湖的劳改营捨报往生。虽然老成凋谢，一股新的佛教运动默默兴起，地下刊物以複印方式，由匿名者将现代佛教人士，如铃木大拙、艾伦.华兹、伊凡斯温兹、大卫尼尔、葛文达喇嘛的禅学及西藏佛学着作，翻译成英文，悄悄分发。
一九八五年，欧俄人士到布利亚学佛的人骤增，其后来自美、韩、印度等国的佛学教师也开始到苏联授课。一九八七年，达赖喇嘛经由列宁格勒到了蒙古。多尔耶夫在列宁格勒的寺院也回复为佛教团体，一九八九年，布利亚籍青年三摩耶夫喇嘛被派任为该寺住持。儘管佛教有复甦的迹象，但是振兴佛法尚待努力。
佛光协会努力弘法
有鑑于此，一九九三年，国际佛光会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成立协会，国立东方博物馆米达沙莎馆长在成立大会上致辞时，慷慨激昂地说道：「目前苏俄正是人心空虚的时候，佛光正好普照而来，这真是全俄罗斯人的福气。」
三年多来，圣彼得堡及莫斯科佛光协会除成立佛学班研习佛法、举行佛学讲座之外，几乎每年都举办一次佛学学术会议，针对佛教历史、哲学、心理学及佛光学进行探讨，并将拙作《星云大师讲演集》第一集、天台哲学、法藏的《华严金狮子章》、《圆觉经》第一品等译成俄文。此外，也参加当地佛教社团的联谊活动。虽然是刚起步，大家都对俄国的佛光会寄予厚望。
五、美国佛教史话
淘金热潮与佛教的传入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历经鸦片战争及洪杨之乱，民生艰难，因此当沿海华人听说美国加州发现金矿时，就不顾生命的危险，一窝蜂地怀着挖金之梦远渡重洋，来美国打天下，也将他们所信仰的佛教带入，但当时华人备受排挤，只是在小小的佛堂庙宇中拜拜而已，并没有将佛法弘扬开来。儘管如此，佛寺扮演了抚慰心灵的角色，是华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十九世纪末叶，夏威夷需要大量劳工种植甘蔗与凤梨，这又吸引了大量的日本人抱着衣锦还乡的美梦，千里迢迢来此谋生。
中国的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不但不管移民生死，而且责备移民触犯国法，遑论弘扬佛教，宣慰侨胞；相对于此，日本佛教则因为：一、得到本山(总部)的支持，派遣传教师来此建寺弘法；二、夏威夷卡拉乌阿国王访日期间得到日本盛情，而且当时民族学知识不完备，许多夏威夷人以为与日本人是同族关係，而得到先天上的优势。一八八九年，日僧曜日苍龙(Soryu Kagai)到达夏威夷，以法水来抚慰日本移民的思乡之情，两年后，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宫本惠顺(Eijun Miyamoto)来此建寺。但这些僧众的佈教活动都局限在日本侨民的圈子里。
宗教会议与佛教的生根
一八七五年，奥葛特上校在纽约创立「灵智学会」(Theosophical Society)，经由这个组织所出版的刊物和主办的演讲，使一些美国人对转世、因果及涅槃等观念渐有认识。一八八○年，奥葛特上校赴锡兰受持五戒，是为第一位美籍优婆塞。同年，英国阿诺德爵士的《亚洲之光》诗集在波士顿出版，激起美国人对佛教的兴趣。一八九一年，达摩波罗在可伦坡成立「摩诃菩提协会」，其所出版的《摩诃菩提月刊》(Mahabodhi Journal)受到重视，因而被邀请出席一八九三年的「世界宗教会议」(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s)发表论文。在这次会议中，出席者大部份是耶教徒，但达摩波罗及宗演禅师的演说却倾倒全场，使更多人认识到佛法的伟大。此后，越来越多的美国知识份子从事佛学的研究，佛书的出版也骤然增加。其中，尤以华伦(Henry Clarke Warren,一八五四－一八九九)创办的「哈佛东方丛书」(The Harvard Oriental Series)成绩最为斐然，其他如兰曼(Charles Rockwell Lanman)、克拉克(Walter Eugene Clarke)、印加斯(Daniel H.Ingalls)、依文思(W.Y.Evans-Wantz)、史特劳斯(C.T.S.Strauss)、哥达德(Dwight Goddard)、陈观胜(Kenneth Chen)等美国一流的教授学者，都为佛学在美国的传播作出贡献。畅销书《佛陀的福音》(The Gospel of Buddha)作者卡洛斯(Paul Carus,一八五二－一九一九)，在「世界宗教会议」中对于宗演禅师的论文大为感动，遂于一八九七年聘请他的弟子铃木大拙(Daisetz Teitaro Suzuki)到伊利诺州的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担任编辑，写下为数颇多的佛教论文、翻译及书评。一九○九年，他返回日本从事教学、研究，编辑英文版的《东方佛教》(Eastern Buddhist)杂志，同时又用英文写了很多有关佛学，尤其是禅宗的着作。
「世界宗教会议」之后，日本佛教徒发现美国是宣扬佛教的一块沃土，一八九四年，日本净土宗本部派冈部学应(Rev.Gakuo Okabe)到夏威夷，他背着阿弥陀佛的圣像四处传教，一八九六年在夏威夷岛上的甘蔗农场设立第一座净土宗寺院；一八九九年，净土真宗西本愿寺僧侣园田宗惠(Rev.Shuei Sonoda)及西岛觉了(Rev.Kakuryo Nishijima)衔命抵达旧金山弘法，创立北美佛教会(Buddhist Mission of North America)，是为美国第一个佛教组织，一九四二年，改名为「美国佛教会」(Buddhist Church of America)。此后日本佛教各宗派均纷纷派人在美国建寺弘法。一九○五年，旧金山的罗素夫妇前往日本随宗演禅师习禅，翌年，宗演禅师应邀访美之后，认为在美国宣扬禅宗的时机已经成熟。他的弟子宗活(Sokatsu Shaku,一八六九－一九五四)于一九○六年率领六名弟子来美，在旧金山建立禅中心，返美时，留下一名在家弟子佐佐木指月(Shigetsu Sasaki,一八八二－一九四六)，他在一九三○年于纽约成立「美国佛教协会」(Buddhist Society of America)，一九四五年改名为「美国第一禅堂」(First ZenInstitute of America)。佛教道场的建立不但安定人心，也增进移民对故乡的强烈认同，其所举办的各种佛教活动，更使得佛寺成为多元化的文教中心。
中国佛教方面，太虚大师曾于一九二九年来美国及檀香山各个大学及宗教组织巡迴讲演，受到热烈欢迎，各大报纸也视为重要消息予以登载，但可惜没有僧团继踵而来，所以中国佛教八宗圆融的大乘妙谛虽然适合欧美人士的心性，但终归只有播种而无耕耘，无法在此开花结果。
战争洗礼与佛教的开展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是国势最强的时代，但经过战争的洗礼，也是道德观念与哲学思想开始革命的一个时代，知识份子开始对耶稣教教义产生怀疑，人们开始对意识活动及心理状态的研究产生兴趣，并且嚮往禅宗那种无言的境界，刚好铃木大拙也在一九五○到一九五八年间又来美国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馀暇口说笔书，敷演禅法，在天时、地利、人和一应俱全的情况下，禅风靡漫整个美国，除了日本禅师来美国指导坐禅之外，美国本地的禅师也急速增加，甚至有所谓披头禅、嬉皮禅的产生，虽然这两种禅与正统禅有别，但是也有嬉皮后来成为正统禅的修行者。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士兵派驻日本，其中有许多人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据统计，当时大约有五万个战争新娘。这些妇女大多信奉日莲正宗，她们随丈夫回到美国之后，当然也就把这个宗派带到美国，甚至使她们的夫家改变原有信仰，而且自从一九六三年贞永昌靖(Maysyasu Sadanaga，后来改名为George Williams)投入该宗，在他的积极运作下，信徒大增，日莲宗成为五○年代到六○年代美国佛教的主流之一。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开始参与亚洲各国的军事行动，接着韩战、越战、第七舰队防守台湾海峡等等，凡此都使美国人有机会接触到东方文化的主流－－佛教，甚至在美国大学的课程里也出现相关课程。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权成立，许多华人移居香港、台湾，其中也有少数人移民美国，七○年代以后，由于台湾及美国当局均放宽限制，许多出家人相继赴美弘法，中国佛寺也因此在华埠地区相继成立，例如：一九五三年由知定法师创办的檀香山华侨佛教总会－－虚云寺，与一九五五年由邓燮荣居士等人筹建的夏威夷中华佛教总会－－檀华寺(Hawaii Chinese Buddhist Society)，都是檀岛着名的中国佛寺；一九六二年应金玉堂女士在纽约创办的「美东佛教会」，是美国东部中国佛寺的嚆矢；一九六○年旧金山的「美洲佛教会」，则是西海岸第一间佛寺。一九六八年，宣化法师在旧金山成立的金山寺(Sino-America Buddhist Association)，收了许多美国籍的弟子；沉家桢居士于一九七○年之后，相继在纽约创办的「大觉寺」、「庄严寺」及「国际译经院」，目的在提倡佛学研究；一九七五年，圣严法师创立禅中心(Ch'an Center)；一九七八年，净海法师及永惺法师在休士顿成立德州佛教会。
一九五九年，中共进入西藏，喇嘛纷纷出走印度、欧洲，并展转来到美国，其中将藏传佛教传入美国者，主要有三位：一、川巴(Chogyan Trungpa)：于一九六七年来到美国，在佛蒙特州(Vermont)的巴内特(Barnet)创立虎尾禅坐中心(Tail of Tiger Meditation Center)，于科罗拉多州(Colorado)的宝尔多(Boulder)成立Karma Dzong禅坐中心。二、塔尚(Tarthang Tulka)：于一九六八年来到美国，翌年在加州柏克莱校园旁的山坡上设立西藏宁玛坐禅中心(Tibetan Nyingmapa Meditation Center)，是第一个专为美国人设立的西藏禅坐中心，后来又陆续设立佛学院、出版社、印经院及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西藏佛教社区－－奥地安西藏宁玛文化中心(Odiyan Tibetan Nyingma Culture Center)。三、噶玛巴(Kamapa)：于一九七四年率弟子到美国，后由数位喇嘛在纽约市建立道场，在加拿大创办佛学院。
大法西来与佛光普照
一九七六年，星云组团代表中国佛教会访问美国，庆祝美国立国两百週年及弘扬大乘佛法，此后美国不少友人及信徒前来佛光山参访，并邀请星云前往西方建寺弘法。一九七八年，时机已经成熟，慈庄法师及依航法师先到美国准备筹建道场事宜，并预先将此道场命名为「西来寺」，取其「大法西来」之意，一个月后，星云随即赴美勘察建筑用地，并接受东方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八月八日，国际佛教界人士如越南天恩博士(东方大学校长)、美国普鲁典博士、麦克律师、锡兰毘雅蓝达、德国阿难达比丘、西藏格尔深喇嘛、英国蒲如丁医师、日本中嵨清先生、中国褚柏思居士、香港了知法师、阿根廷王国正居士、马来西亚吴美云居士等二十馀人，以推动国际佛教为宗旨，共同发起组织「国际佛教促进会」(International Buddhist Progress Society)，一致推举星云为会长。当星云发现原先的寺址是住宅用地，不能作为宗教集会场所时，旋即于附近购得七公顷山坡地，以「国际佛教促进会」的名义，向洛杉矶政府申请建寺，同时又于一九七九年，先在洛城市区购买一座耶稣教堂，改建为白塔寺，暂作信徒活动集会的场所。经过六次公听会、一百三十五次协调会，西来寺终于在一九八五年获准建寺，并于一九八六年正式破土开工，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举行佛像开光，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举行落成典礼暨传授三坛大戒、水陆法会，当期《生活》杂志(Life)形容西来寺为「美国的紫禁城」，而且誉之为「西半球第一大寺」。在历任住持慈庄、心定、依空及现任住持慈容法师的领导下，法务蒸蒸日上，不但举办各种修道戒会、共修法会、讲习会议、佛学班、技艺班、国际学术会议、慈善救济活动外，并设立相谈中心、视听小组等弘法单位，同时又迈开脚步向外拓展弘法的因缘，如今佛光山在加拿大、北美、中美、南美，共有三十馀座道场。
一九九二年，国际佛光会在美国成立总会之后，美洲各地的协、分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在美洲地区有三十七所协会。各地佛光道场与佛光会同心协力合办点亮希望的灯、浴佛法会、儿童夏令营、青年生活营、佛光成年礼、佛教文化艺术展览等，都受到大众的欢迎。有鑑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一九九○年，星云在洛杉矶创立西来大学，于立桉之初，即被教育当局评为「特优」等级，一九九四年政府准予核发I-20，招收国际学生，校务扩大发展，遂于一九九六年迁址于柔似蜜校区，《圣盖博谷论坛报》在报导中盛赞西来大学将是「佛教中的哈佛」。
一九九三年十月，于美国第一大都会纽约市皇后区法拉盛，设立佛光山纽约道场，现任住持依恒法师在此积极弘法，固定举办各种法会共修、佛学讲座、禅坐讲习、佛经开示，并组织妇女法座会、青年会，成立合唱团、各种才艺研习班、读书会等；也不定期举办皈依三宝典礼、社区公益服务、协助佛光会友信徒举办婚丧喜庆等社教活动。
道场附设有中文学校、星期儿童班，使儿童从小便能接受中华文化及佛法的薰陶。一九九五年十月正式注册成立童军团，为纽约区佛教团体的首创，也是在美华人子弟迈入主流社会的一个起点。
一九九六年，美国副总统高尔拜访西来寺，各新闻媒体均称亚裔人士的光荣；不久，总统柯林顿与西来寺住持慈容法师晤谈，称扬西来寺在东西文化交流及净化人心方面的贡献。同年慧开、依法法师分别于天普、耶鲁大学获得宗教博士学位，为国际弘法增添双翼，其中慧开法师回台任佛光大学南华管理学院教授，依法法师则于一九九七年荣获第三十五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为历年来获得此一殊荣的第一位比丘尼。八月成立国际翻译中心，翻译佛典，使人间佛教广为弘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