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锡兰佛教的达摩波罗
达摩波罗是近代锡兰(今称斯里兰卡)的民族英雄，佛教的复兴者及社会的改革家，更是弘扬佛法于世界的先驱。
锡兰佛教始自西元前三世纪，由阿育王之子摩哂陀传入，间接促成锡兰文化的发达。西元十九世纪，锡兰受葡、荷、英帝国主义统治近三百年以来，随着长老教会及基督教的文化入侵，佛教日渐式微，达摩波罗怀着宗教家奉献的精神，不惮劳烦地激励锡兰人民为复兴民族、文化及锡兰佛教而精进不懈。
达摩波罗创立闻名世界的「摩诃菩提会」，致力于整建圣地「菩提伽耶」，复兴印度及世界各地佛教，分会遍及世界各洲，百年以来，各处佛蹟大为复兴，佛教传道之风日益盛行。
达摩波罗又戮力于慈善事业，复兴佛教，进一步发展工业革命与提昇教育水准，一生为国为教竭尽心力，奔走于各国之间，以舟车为床，以佛法为粮，以头陀苦行自勉，以捨我其谁的气度立足世界舞台，不但在印度、锡兰大有斩获，西方人士亦深受其影响，俨然成为近代锡兰之先导者。
为了便于传教，达摩波罗以居士身份游走于世界各国，直至临终前披剃具戒，方实践多年来成为比丘的心愿，为其一生佛教事业画下了圆满句点。
少立宏愿 兴邦复教
十九世纪，在英国殖民政府鼓励下，大量基督教传教士涌入锡兰，各式教会纷纷成立，协助英殖民政府建立学校，企图以教育来间接废除佛教。就读这类学校较之佛教学校有更多特别优厚的权利，举凡学费、假期、就业等，皆由政府辅助安排。因此，为了谋生，即使是佛教徒，最后也只得屈服于政策之下，一时之间，基督教人口暴增，锡兰佛教受到严重威胁。
西元一八六四年，达摩波罗生于锡兰可伦坡一个贵族家庭。父母亲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但受到当时风气影响，为第一个孩子取了英国化的名──唐大卫.赫瓦韦塔拉纳(DonDavidHevavitharana)。
时正值十九世纪民族复兴运动如火如荼地在世界各地展开，这一波世纪革命浪潮由欧洲席捲至亚洲，在锡兰掀起了民族主义与佛教的复兴运动，儘管自幼受基督教的洗礼，达摩波罗受此影响，立志要唤醒锡兰的民族意识，扫除次等公民的耻辱。
其时逢美国陆军上校奥葛(ColonelHenryStellOlcott)及其俄藉夫人波拉瓦斯基(H.P.Blavatsky，美国哲学家)，加入锡兰弘法行列，成为影响达摩波罗在佛教发展的启蒙者。
誓救圣地 创设组织
西元一八八四年，达摩波罗二十岁，受到波拉瓦斯基夫人的鼓励，开始研究巴利文，并加入奥葛上校成立的「佛教灵智学会」任秘书长，发愿以佛教福利事业为终生职志，积极为宣扬佛法而工作。
西元一八八五到一八八九年间，他同时管理佛教学校、佛教出版社及《山德拉萨报》(Sandarasa)，并身兼护教委员会的助理秘书，为了能全力投入工作，甚至辞去政府公职。一八八八年，有别于报导当地佛教新闻的《山德拉萨报》，更进一步出版《佛教徒杂志》，探讨佛法与西方社会及心理学的关係，发行网遍及欧洲、美洲、澳洲、日本、印度等地，引起各国对佛教的重视。
西元一八八六年，二十三岁的达摩波罗随着奥葛上校，担任两个月环岛巡迴演说的翻译工作。这次活动使他对锡兰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看到淳朴的百姓盲目的崇洋心理──一昧地喝洋酒，取洋名，着洋服，以及其他堕落的行径，甚且认为佛教是落伍的。他强烈意识到基督教种种具有破坏性的传教活动所引起的危机，也悲痛于西方文化正腐蚀锡兰民族性中的高贵特质。身为锡兰人，拯救锡兰的佛教及民族意识，成为他责无旁贷的工作。
此时，达摩波罗完全投入于佛教复兴运动，他自诩为修道人，将名字「大卫」改为「安那加利卡.达摩波罗」(AnagarikaDharmapala)，意为捨离眷属的护法者，开始了如头陀般的传教生活。
西元一八八九年，达摩波罗与奥葛上校赴日访问，身负亲善大使之责。
两年之后，与日籍友人首次赴印度参访佛陀圣地──鹿野苑及菩提伽耶。他乍见残破不堪的圣地，成为印度教徒摩汉人招徕生意的摇钱树，达摩波罗情绪激动地在菩提树下立下大愿：誓为拯救几世纪来被遗忘的圣地而奉献生命！
他开始写信给各个佛教国家，向他们说明圣地的处境，并安排会议，争取支援。又前往加尔各答募款，计画从摩汉人手里买回圣地。
西元一八九一年五月，二十七岁的达摩波罗，进一步于可伦坡创立国际性佛教组织──「摩诃菩提会」，开始向外国宣传佛教，推行佛教复兴运动，并提高锡兰人民的教育水准。同年十月，于菩提伽耶首度召开国际佛教会议，出席者有锡兰、中国、日本、缅甸及印度等各国代表。翌年五月，发行《摩诃菩提杂志》，正式以文字向全世界报导该会的活动，互通消息，一百年来，已启发了无数人研究佛教并皈依三宝。
同年，「摩诃菩提会」总会由可伦坡迁往加尔各答，内设有管理部、执行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等部门。复于鹿野苑、孟买等处兴建寺庙、图书馆、学校、施诊所等机构，从事修葺佛塔、保存佛蹟、提供医疗服务、兴办教育、安排朝圣者的食宿，以及佛书的整理、翻译、出版等振兴佛教的事业。
由于摩诃菩提会的努力，使锡兰人民逐渐觉醒。数年后，锡兰佛教徒成立诸如「青年佛教会」等组织，都是受到该会的启发与鼓励，拯救了锡兰佛教。
屡仆屡进 各地传教
西元一八九二年，达摩波罗除了应邀参加芝加哥世界宗教会议外，仍不断募款、安排会议，并与西藏佛教徒建立良好关係。
翌年二月，达摩波罗偕同奥葛上校及欧洲灵学家艾居先生访问菩提伽耶，适逢摩汉人为了驱赶佛教徒，长久以来连续攻击驻锡当地的锡兰法师，而引发抗议风波，摩汉人明白地表示绝不放弃菩提伽耶。
面对摩汉人的蛮横霸道，达摩波罗并不灰心，旋即转往东京、上海演说募款，并在泰国成立摩诃菩提会分会。期间鼓励赞助者有之，嘲笑漠视者亦不少。而愈挫愈勇的性格，使他四处碰壁之后，仍能怀着满腔的热血，继续为拯救圣地而奔走。
第二年(西元一八九四)年底，达摩波罗率领着第一支朝圣队伍，由锡兰出发，再次踏上菩提伽耶，将所携来的佛像安奉于菩提伽耶寺中。不料摩汉人强行将佛像搬走，弃置于庭院中，双方为此展开长达六年的诉讼，争取菩提伽耶的管理权。
然而西元一九一○年末，印度加尔各答最高法院偏袒摩汉人，将菩提伽耶寺划归其所有，并驱逐驻锡其内的比丘。遭受如此打击，达摩波罗毫不沮丧，在他极力争取之下，当地政府同意佛教徒于印度举办「卫塞节」的庆祝活动。至此，印度佛教的曙光初露，达摩波罗之功不可没。
自西元一八九六起，两年间，达摩波罗马不停蹄地又动身前往美、英、法等国，为宣扬佛法及提醒各国关注佛教现状而奔走疾呼，甚至有鑑于欧洲人藉着宗教，将西方不良风气引进锡兰的情形，试图亲往罗马，要求与教宗面晤，无奈得不到任何回应而作罢。
西元一八九八年，达摩波罗三十四岁，决定再次环游锡兰全岛。
在这次行旅之中，他不断提醒同胞重视佛教及民族的伟大遗产，并以批评西方及复兴佛教来提高锡兰人的民族意识，因此在他的演说、论着中清楚地指明异族统治是国家衰微的主因，以「白种婆罗门」强烈地抨击英国殖民政府。他的毅力与真诚，带动了一股新热潮，使佛教渐渐成为百姓的精神依靠。
次年，他筹组「北印度真理寻访队」。在为期四个月的旅程中，或与印度的朝圣者同行，或与当地过往的村民结伴，吃粗鄙的食物，睡卧在舖着乾草的泥地上。达摩波罗丝毫不在意环境的恶劣，只用心于体会中下阶层因为无知、迷信所带来的痛苦。贵族出身的他，因此与大众的心更为接近了。
寻访队结束后，藉着受邀访问南印度之便，他又举办了一系列巡迴演说，内容以排除加诸于贱民身上不平等待遇为主，灌输大众民族平等的观念。
推广工业 提升国力
二十世纪初年，受英国统治的锡兰仍是一个未开发国家，达摩波罗在参访西方工业文明国家之后，认为要使锡兰国力强大，必须改进现有落后生产技术，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故于西元一九○二年，第三度访美，拜会多所研究机构及工业技术单位，期使自己在短时间内完全认识西方先进科技，进而引进到东方。
达摩波罗热切期盼加速锡兰这方面的发展，因而在四十岁这一年(西元一九○四)取道印度，经福斯特女士协助，于鹿野苑创办第一所工业发展的组织。回到锡兰后，他决定再以环游全岛的方式，推广发展工业的理念，因此锡兰人民在聆听佛法的同时，首次明白藉由西方工业文明改善目前贫困生活的可能，心中对未来重新燃起了希望。
达摩波罗先安排一些锡兰年轻人赴日学习纺织及其他手工艺，然后藉着福斯特女士的财力支援，在加里近郊开办第一所纺织学校，随后又在可伦坡附近成立另一所。这是锡兰工业革命的肇始，也是迈向开发中国家的一大步。
佛学西传 锡兰法难
不论身处何地，达摩波罗一定把握任何传教的机会。
在访问美国期间，他听讲了波士顿哈佛大学一堂心理学的课，是由美国着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教授所指导。该教授对达摩波罗为教为国的热忱极表敬意，早已心仪这位国际知名的佛教领袖，遂邀请他上台授课。在听完达摩波罗概述佛教心理学之后，詹姆斯教授大为赞歎佛法的奥秘与广袤，他郑重表示──这将是未来二十五年内，人人都必须学习的心理学。达摩波罗将深奥的佛教理论介绍给西方社会的贡献，由此昭然可知。
西元一九○六年五月，除了对抗各种团体的反佛教运动，达摩波罗为了鼓励同胞爱佛教和国家，又创办《锡兰佛教徒(SinhalaBuddhaya)週报》，具体藉由媒体来推动民族复兴运动，揭露锡兰人民的盲点，呼吁大众重拾对文化、宗教的认同，重建经济自主权，摆脱基督教及回教的垄断压迫。这份週报，使他在一九一一起两年内，再度环游全岛推行民族复兴运动时，扮演着重要角色。
西元一九一五年，由于印度回民攻击一列游行的佛教队伍，引发遍及锡兰全岛的暴动，英国殖民政府下令戒严，以叛乱的罪名，恣意滥杀具有影响力的佛教领袖，佛教徒在此高压政治中惶惶度日，《锡兰佛教徒》也被迫停刊。达摩波罗虽身处印度，免除刑戮，此地英国殖民政府仍将他列为特殊人士，拘留在加尔各答五年之久。
留印期间，达摩波罗继续弘化工作，政府的留难并不影响他的佛教事业。包括利用福斯特夫人的善款及自己劝募所得，在加尔各答筹建了「法王精舍」，礼请市长班果(Bengal)主持开光落成典礼。
最后工程 满愿示寂
自从达摩波罗誓愿为复兴佛陀圣地而献身以来，便不辞舟车劳顿地週游世界，也不因外在环境的躁动，或健康状况的恶化而动摇信念，即使在西元一九二五年病况最严重，被迫住院开刀治疗时，仍计划在伦敦筹建精舍，并组织摩诃菩提会分会。
同年八月出院，年逾六十的达摩波罗即刻赶往英国伦敦堪察地形。几场演讲之后，为筹措款项再转往美国三藩市。十二月，到了纽约都市讲堂，举办了一场精譬的演说，随后又至哈本城讲堂为卫塞会议而演讲。他所散发出的宗教家气质，征服了众多基督子民，如雷灌耳的掌声，此起彼落地响彻西半球的天空。但就在佛教事业如日中天之际，达摩波罗不幸感染了严重的支气管炎，过去的宿疾──胃病及心脏疾病，亦不断啃噬着他衰残的色身，因此不得不中断所有的行程，回到锡兰静养。
西元一九三一年，病况不见起色，达摩波罗思及终生为教献身，该是完成自己多年心愿的时候了。三月底，抱病乘坐轮椅赴加尔各答鹿野苑，启建其生命中最后一件建筑工程，同时也在巴鲁加穆威.瑞巴塔法师(BaruggamuveRevataThera)座下圆顶，成为沙弥，法号吉祥天友(Devamitta)，年底并如愿见到工程完工，举行启用典礼，命名为「根本香室精舍」。
西元一九三二年，达摩波罗六十九岁，健康状态每况愈下，他深知将不久于人世，遂发愿在命终前成为一名真正的比丘。次年元月十六日，由一群锡兰首座比丘主持下，完成具足戒仪式，这时候他已到了病羸孱弱的地步了。
四月中旬，病危，达摩波罗拒绝用药，他说：「这是我最后的时刻，为了复兴佛教，我愿再生印度婆罗门家，为了弘扬佛法，我希望再转世二十五次！」多麽伟大的菩萨行者啊！
是年四月二十八日圆寂于根本香室精舍，世寿七十。
达摩波罗投入佛教改革运动五十年，所从事的事业函括宗教教育、文化、经济、工业、慈善等范畴，可说是全面性的国家复兴者。而他对国际佛教的贡献亦是成绩斐然，「摩诃菩提会」的分会遍及各洲，强大的组织系统在世界各地发挥着相当的功能，扮演着承先启后的角色。达摩波罗不愧为一代佛教弘法的导师，也是人间佛教彻底的实践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