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末佛教的处境

　　清末中国佛教的艰难处境，正如时局变乱的内外根源一样。一方面是鸦片战争后，西洋势力的涌入，特别是传教士藉此机会，在中国境内大肆扩张，破坏神像、摧毁民族信仰、侵夺教产，造成各地层出不穷的教案（注四）。另一方面，则来自清廷政策上的压迫，因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O九）在戊戌变法之年，着《劝学篇》，主张用全国寺庙财产与学，作为兴办教育的经费，获朝廷批准（注五）。后虽由西太后废止（注六），然始终为各省土豪劣绅所觊觎，寺庙财产被并占者，不计其数。使佛教经济陷入更严重的危机。

　　由于佛教对中国历史文化，已有悠久深厚的关系，值此噩运时期，激发有识之士，出面挽救，欲使佛教自劫灰中重获新生。章太炎居士（一八六八——一九三六）首先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0五）发表“告佛子书”，一面唤醒僧徒认清时代，要急起直追自办学校。一面忠告当时的士大夫们，不应对佛教有此荒谬举动，应对此世界最高的佛法加以发扬（注七）。

　　光绪三十二年，江苏天宁寺文希法师，首创普通僧学堂，招收僧青年入学，施以新佛教教育，后虽被保守派所阻扰，事业中挫（注八）；但，杨仁山居士（一八三七——一九一一）于光绪三十三年（一九0七）就“金陵刻经处”设立“祇洹精舍”，招集缁素青年十数人，研究佛学、汉学及英文。就学缁素中的欧阳竟无、仁山、太虚、智光等，因而成为日后五十年来中国佛教的领导人物（注九）。杨仁山居士被称为“现代中国佛教之父”（注一O），实非虚誉。

　　另外，由于日本净土真宗的介入，引诱杭州地区的中国佛寺，受其以日本政府的保护为名，纳入其系统（注一一），引起清廷的警觉。于是两江总督端方，在宣统元年（一九0九），于南京三藏殿开办僧师范学校，聘月霞、谛闲两法师相继主持教务，培养佛教师资人才。大虚、仁山、智光等，亦曾在此受教育（注一二）。

　　总之，佛教因受满清政府的岐视与压迫，加上西洋传教士的侵凌，遂激起僧青年的自觉自救。各省既有兴学的风气，僧青年亦能警觉时代变局中的革新之道，于是中国新佛教之风气，便开始在僧青年中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