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佛学泰斗印顺导师

　　印顺导师对当今台湾佛教思想界的影响钜大而深远。印顺早年曾追随太虚大师办学，后任教于各佛学院。一九五二年来台后，历任善导寺、福严精舍、慧日讲堂住持暨福严佛学院、华雨精舍导师，并多次前往国外弘法，广益群生。一九七三年更以《中国禅宗史》一书，获日本大正大学颁授文学博士学位，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博士比丘。
 
　　　　

追求真理　印心佛法

　　印顺导师，俗姓张，名鹿芹，一九○六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一户半农半商的家庭。印顺七岁入私塾，后进初等小学堂读诗书，十一岁就读高等小学堂，十三岁毕业后，开始自修自学。

　　印顺自幼体弱多病，生性内向，故禀承父命研学中医，同时对于生命的变迁，也渐渐感到好奇。最初印顺倾向于探究道家丹经、术数及西方宗教之学，其后偶读冯梦祯的《庄子》序文：「然则庄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驱耶！」始萌发探索佛法的动机。

　　一九二八年，母亲猝然病逝，印顺内心受到极大震撼。不久，叔祖父、父亲亦相继离世。一连串生离死别，使他深感人生的无常，于是立下捨俗出家的决心。

　　两年后，印顺以通讯考上「北平菩提学院」，然而等不及开学通知，便离家隻身到达北平。没想到学院已因政变无法开办，失望之馀，印顺展转到达南海普陀山，几经峰迴，终如愿在福泉庵依止清念和尚剃度，法名印顺，号盛正。旋赴天童寺受具足戒，礼昱山长老为义师，时年二十五岁。
 

　　为求佛法真理，一九三一年二月，印顺进入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就学。印顺自幼孱弱，出家后，身体的病痛成为他最大的考验。第一学期尚未结束就病倒，儘管体虚气弱，他还是完成〈抉择三时教〉及〈共不共之研究〉二篇文章，刊载在《现代僧伽杂志》上，开始他写作弘法的生涯。八月时，因大醒法师的推荐，出任虚云和尚创办的鼓山佛学院佛学教师，亲近虚云和尚与慈舟律师，同时为曾是同窗的闽南佛学院同学们授课。
 

　　翌年夏天，印顺辞去学院的教书工作，到佛顶山慧济寺阅藏楼，白天阅读藏经，晚上研读三论、唯识。一九三四年正月，更到武昌佛学院进修三论，自此，经常往来于普陀、厦门、武昌之间授课讲经，暇时撰写佛学论文，陆续发表在佛教各刊物上。
 
　　　　

讲说着述　放下三论
 

　　改变印顺思想并扭转他未来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主要集中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的八年岁月。
 

　　一九三六年底，印顺离开普陀山前往杭州西湖、扬州等地游历，途中巧逢太虚大师，遂奉太虚大师之命前往武昌佛学院教授三论，此时国家政局遽变，各地战乱不断，武汉三镇也日趋紧张。一九三九年，印顺转赴四川汉藏教理院任教，最初的一年半，印顺经常与主持教务的法尊法师讨论法义，同时为法尊法师新译的《密宗道次第广论》润文，进而了解黄教对密乘的见解与密乘的特质，使印顺在义理上有了更开阔的视野，因而决定放下数年来对三论专宗的研究。他在「平凡的一生」中提到：「我出家以来，对佛法而能给予影响的，虚大师(文字的)而外，就是法尊法师(讨论的)，法尊法师是我修学中的殊胜因缘！」
 

　　次年，印顺着手撰《唯识学探源》。一九四一年，演培法师创办「四川合江法王学院」，礼聘印顺为导师，此后，学僧们即以「导师」尊称之。翌年起，印顺在法王学院陆续撰写《印度之佛教》、《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演培法师则整理印顺所讲授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中观论颂讲记》、《大乘是佛说论》，陆续编印成书。
 

　　一九四七年，太虚大师圆寂，印顺在奉化雪窦寺被推选为《太虚大师全书》主编。编纂期间，印顺还不断讲说《中观今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又撰写《佛教之兴起与东方印度》。同时印顺又在厦门办「大觉讲社」，讲授《佛法概论》。
 

　　由于国势的动盪不安，使得印顺不得不在一九四九年夏末移锡到香港，膺任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暨世界佛教友谊会港澳分会会长。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二年间，可说是印顺讲说与写作最多的时期。
 
　　　　

文教事业　博士比丘

　　一九五三年，印顺四十七岁，应李子宽居士之请与中国佛教会的决议，代表出席在日本召开的世界佛教友谊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回台后，便担任台北善导寺导师及「海潮音」杂志社社长长达十三年。

　　同年四月中旬，印顺将原拟建于香港的福严精舍，移建台湾新竹青草湖畔，以作育佛教人才。定居台湾的第二年(西元一九五四)，印顺应性愿法师之邀赴菲律宾弘法。两年后，五十一岁的印顺正式晋山成为善导寺住持。
 

　　一九五七年，新竹福严精舍设立女众佛学院后，印顺即多方忙碌着种种度众、建寺、讲学、着述等事业。一九六○年，为脱离传统佛教赶经忏、卖素斋的形象，印顺在台北市创建慧日讲堂，以讲经说法为目的。四年后，在嘉义建妙云兰若，其间还多次受邀到星、马、菲等国弘法，并促成能仁学校的开办。一九六五年，应中国文化学院(文化大学的前身)之聘，担任该校哲学系教授。

　　一九六九年，印顺因病住院，此时适逢《中央日报》副刊上一场关于《六祖坛经》作者的争议，论者双方难分轩轾而引起印顺的注意。他广蒐各方资料，详细分析，以其独到的见解，严谨的立论，完成一部研究禅学发展的专书，名为《中国禅宗史》。此书后来经由旅日中国学生及日本学者的大力推荐，获得日本大正大学颁授文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博士比丘。
 

　　次年，印顺将历年来所讲所写，分成上中下三编，合为《妙云集》，共二十四册，其中《成佛之道》为教界流通的佛法概论书。
 
　　　　

立教学说　创新思想

　　印顺毕生鑽研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中国禅宗史等，尤其将印度大乘佛教分判为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唯心三大系，与旧说以为印度佛教只有空、有两大系之说大异其趣，而肯定「大乘在印度」。

　　他研究佛学，不受传统佛教宗派观念的影响，认为应该：一、重视其宗教性；二、重视求真实；三、具有以古为鑑的实际意义。印顺秉持这些理念，客观地对佛教作一全面性的釐清、阐释和批判，并直接从原始佛教经论的阿含、毘昙及印度的空、有、真常三系诸经论，直探佛陀及后代大师的精义。尤其对龙树中观之学，曾作深入的探讨，可谓自宋迄今，对中观研究最有贡献者。
 

　　印顺以多年沉痾缠身，依然伏桉振笔，讲学教育不断，病魔带给他几番生死垂危，练就他对生命无所执滞的态度，他在自传中描述自己：「如水面的一片落叶，向前流去、流去，忽而停滞，又忽而团团转。有时激起浪水，为浪花所掩盖，而又平静了，还是那样的流去。」随缘的人生观使他尽情地沉浸在佛法大海中，完成了一部又一部的思想钜着，尤以晚年论着频出，见解迥异脱俗，为海内外学界所推崇，亦为唐末以还，鲜有堪与并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