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手菩萨道安大师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当前秦王苻坚攻克襄阳时，他曾说：「朕以十万之师攻取襄阳，唯得一人半。」此一人指的正是一代高僧道安大师。

　　道安重视般若学，一生研讲此系经典最力，同时重视戒律，搜求戒本至勤，又注意禅法，对安世高所译禅籍注释甚多。由于道安综合整理了前代般若、禅法、戒律等系佛学，遂使原本零散的佛学思想，得以较完整的面目呈现于世，因此，道安大师被视为汉晋间佛教思想的集大成者。又因道安大师出生时手臂多长一块皮肉(皮手钏)，时人即称之为「印手菩萨」。
 
　　　　

形貌丑陋　慧性非常

　　道安大师(西元三一二～三八五)天资聪颖却形貌甚陋，十二岁出家后，不为师父重视，被打发到田间从事劳役工作。然而道安无怨无尤，持斋守戒，从不懈怠。

　　数年后，道安向师父索求经典研读，首先得到《长者辩意经》，经文长约五千言。道安利用白天工作休息时研读一遍，晚上回寺已能背诵全文，于是将经卷交还师父，请求阅读其他经典。师父感到讶异，未能置信，但仍取《成具光明经》给道安，经文长约一万字。次日道安一面在田间工作，一面将全部经文背诵于心。晚上回寺后，又将经卷交还师父，师父手持经卷，只见道安行云流水地背出全文，一字不差，而大感惊诧，从此对道安另眼相待，并允许道安受具足戒后前往各处参学。
 

　　东晋成帝咸康元年(西元三三五)，道安游学到后赵京师邺县(今河南临漳)，求见当时被后赵统治者石勒奉为大和尚的北方教界领袖佛图澄。两人相见如故，佛图澄对道安非常赏识，二人畅谈终日。佛图澄认为道安见识深远，非其他弟子所能及，因此讲经时往往命道安複述，有时甚至让道安代为宣讲。大众不服，疑难纷起，但道安每每轻易化解众人的质疑，使得原有成见的同参道友，个个为之歎服。所以当时盛传一句话：「漆道人，惊四邻。」所谓「漆道人」就是肤色黝黑，其貌不扬的道安。
 
　　　　

颠沛流离　弘法不辍
 

　　佛教初传中国时，为了适应传统思考模式，常援引中国人熟悉的语彙或概念，特别是老庄术语来加以比附诠释，此称为「格义」。道安早年也应用此法来解释佛理，但后来意识到以「格义」理解佛义，不免有其侷限，且容易误解。因此道安迁徙飞龙山(今山西浑源西南)时，曾与旧友僧光法师讨论此事，表示对格义的不满，认为「先旧格义，于理多违」，但僧光认为格义之法为先达所创，不应妄论是非，而主张拘守旧法。道安则立场严明，坚持弘扬教理不宜分别次第先后，应首求准确。道安不拘旧说，敢于创新，一代宗师的气概于此可见。
 

　　石赵灭亡后，北方战乱不休。为了逃避战祸，道安师徒四百馀人决定离开北方，取道南下，投奔东晋的辖地襄阳。为了广布教化，行至新野(河南新野县)地方，道安派遣部分徒众往巴蜀，部分徒众下扬州，自己则带领大部分门徒继续南下襄阳。
 

　　往襄阳之前，道安的声名早已传遍东晋。入襄阳后，东晋境内四方学士竞往师之。当时荆州刺史桓豁、襄阳镇守朱序、宣威将军郗超等人与道安均有往来，或请道安讲法，或者供养用物，多方给予支持。其中，郗超不仅遣使送米千斛，并且修书累纸，深致殷勤。然而众人之中，与道安交谊最深的，则属东晋名士习凿齿。
 

　　习凿齿博学广闻，以文名着称，其辩才早已名满天下。而在道安抵襄阳之前，习凿齿亦久闻道安之名，故特意修书通好并前往拜访，自我介绍曰：「四海习凿齿。」
 

　　道安应声回答：「弥天释道安。」二人机锋相对，禅意盎然，时人称许，以为名对。习凿齿后来并向谢安推荐道安，力赞道安知识渊博、道风严谨，不以神通惑众，全凭高超的智慧远见与道德学问律己教人，所以得以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
 
　　　　

编纂经录　注释佛经

　　道安南下襄阳时期，东晋玄风鼎盛，大批清谈名士热烈讨论本末、有无、体用等玄学主题，深深影响当时上层社会。为了适应朝野崇尚玄学的风气，道安在弘法活动中，往往刻意宣讲思想上能与玄学相互融通的大乘般若学，将当时玄学界的一些争论引入般若学加以研讨，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本无宗」学派，成为般若学中创立最早、卓然有成的宗派，这是道安对早期佛教传播发展的重大贡献。
 

　　同时，为了发展般若学风，道安在襄阳十五年间，每年讲两遍《放光般若经》，从无废阙，并不断创立新解，由此导向江东玄风，深受玄学家们一致欢迎。玄学名士习凿齿将道安大师的弘法活动称为「玄波溢漾」、「玄味远猷」，此代表东晋上层社会玄学士大夫们对佛教的尊崇。
 

　　此外，道安思及佛教传入中国后，虽有大量佛典译出，但由于佛经文体艰深，语言难度高，加上时代条件各异，翻译者程度不一，因此，在转译的素质上难免参差不齐，随着年代久远，展转传抄，舛讹相悖的情况日益严重，甚至出现了许多后人编撰的「伪经」。有鑑于此，道安广泛搜求各种译本，加以筛选整理后，编纂出《综理众经目录》，又称《道安录》。该书在校阅群经的基础上，对各经译者和翻译年代进行严密考订，并且严格辨别真伪，评定新旧，收录后汉至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历时约两百年间的汉译佛典与注经作品，为我国第一本佛典目录。
 

　　《道安录》问世后，其他经录亦相继出现，但大体而言都是在《道安录》的基础上扩展而成。道安建立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学的先河，为整饬佛典，保存佛教文化，作出开拓性的重大贡献。在注疏经典方面，由于旧译经典时有错误，致深义隐没，文理欠通。为此，道安遍览诸经，先后为《般若》、《道行》、《密迹》、《安般》等经典，研寻文义，将佛经分立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佛经要旨一目了然，从此经义更具系统。

　　道安注经时，曾发愿：「若我所说不违佛旨，愿见瑞相指点。」当夜，果然梦见一白首长眉尊者来说：「君所注之经，都合乎佛旨。因佛指示我不得涅槃，当助你弘扬佛道。」后来《十诵律》传到中国，慧远始知道安所梦僧人，原来是宾头卢尊者。
 
　　　　

制定戒规　一统释姓

　　随着道安南下襄阳，佛法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各地僧团日益增多，为使僧尼行有节度，道安参照当时已有的律学，再配合实际需求，制定一套僧尼戒规，将僧尼的活动纳入轨范，对当时的僧团影响甚大。

　　道安以前，中土沙门皆从师姓，师来自天竺则姓「竺」，来自月支则姓「支」，而由于各地各门姓氏不一，造成门派的分歧。道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决定佛门一律以「释」为姓。其后，《增一阿含经》传入中国，经中果然记载：「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道安之见，与佛经不谋而合，因此得到佛教界的共识，统一以「释」为姓，代代相沿，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
 
　　　　

苻坚护法　译经传教
 

　　前秦王苻坚素闻道安之名，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西元三七八)，苻坚派军南下，次年攻克襄阳，道安被送往长安，驻锡五重寺，备受推崇礼遇。由于苻坚的护持，道安主持数千人的大道场，同时组成一个译经工作群，一时中外翻译人才云集，由道安亲自指导，选经翻译，并对所译经典详加校订，一一作序。所译经典主要以小乘说一切有部为主，兼及部分大乘佛经。共译出佛经十四部一百八十三卷，约百馀万言。

　　主持译事过程中，道安总结译经的经验与困难，归纳出佛经翻译着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观点。由于佛经翻译存在着五种情况无法与梵文原意相符，与三种不易翻译的情况，因此道安提倡直译，主张译笔宜力求质朴，此一观点，影响日后的翻译甚大。隋代译经家彦琮于《辨正论》中即引述道安的见解，并对道安「洞入幽微，能究深隐」深致赞歎！
 
　　　　

一代宗师　影响深远

　　东晋太元十年(西元三八五)正月，一位形貌丑陋的异僧求宿五重寺，当日维那师值夜殿前，忽见此僧人自窗缝中出入自如，深感惊讶，于是禀告道安。道安披衣而起，向此异僧礼讯，并询问其来意，异僧回答：「我是为你而来的呀！」
 

　　「道安自揣罪障颇深，怎可能度脱呢？」道安说。

　　异僧道：「不然，你善根深厚，即可度脱，但需沐浴圣体，因缘始熟。」

　　道安再问：「我来世将往何处？」异僧以手向西北上空作势，随手拨处，云开天霁，兜率天妙胜之境历历在目，数十僧人同见此景。不久，道安无疾而终，圆寂于长安五重寺，寿七十四。

　　道安为当代佛教界领袖，精通儒玄，工于辞赋，善属文章，为我国东晋时期博学广识的佛学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弘法者与组织者。道安所处年代，玄学衍盛，般若流行，由于道安神悟聪敏，博通经论，通达禅观、般若、戒律奥义，而契入佛教哲学的菁华，故终能成为当时佛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道安大师对于佛教的具体贡献包括：组织僧侣，科制佛经，制定戒规，以释为姓，整理佛典，主持译经，编纂经录，综摄佛法等。其中任举一项，都足以使他名垂史籍。由于道安的努力，将中国佛教素朴、草创的时期作一总结，而确定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因此，称道安为中国佛教的奠基者，诚非过誉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