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有相融道生大师
道生大师为晋末宋初佛教史上特出的思想家，他所创「顿悟成佛」、「阐提成佛」之说，为历来学者屡述不厌。而当年「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点头石，至今犹座落于姑苏城北，成为中国大陆的名胜之一，即「虎丘一景」。
道生善解佛理，为阐述「一阐提人亦可成佛」而屡遭摈斥，直至《大般涅槃经》东传，人们始知其真知灼见。捨寿时，果如其誓言－－「据狮子座」示寂，使得昔日驱摈道生，以卫道之士自居者，惭愧不已。
道生上承「般若」，下开「涅槃」，倡导「佛性论」的同时，又大力宣扬「顿悟成佛」之旨，使得禅宗「顿悟说」成为众多流派之主流，进而影响宋明理学达数百年之久，乃中国佛教史上，开一代风气之大师。
慧解为本 通权达变
道生大师(西元三五五－四三四)，本姓魏，钜鹿人(河北平乡)，寓居彭城(江苏徐州)，家世仕族，父为广戚令。道生生而颖悟，父亲见其不凡，知其日后必成大器，故疼爱有加，后依竺法汰披剃，随师姓竺。
道生出家后，专心道业，研究经句妙义能自得胜解，十五岁登上讲座，谈吐论辩宛若珠玉，即使当代宿学名僧，亦莫敢酬抗，王公贵族纷纷慕名前来入法席。二十岁受具足戒后，器识深厚，道业愈精，颇受钦敬于当世。
东晋隆安年间(西元三九七－四○一)，道生入庐山隐居七年，从慧远大师问道，随僧伽提婆学习毘昙，并以慧解为入道之要，鑽研佛经，博览诸论。其后，得悉鸠摩罗什大师在长安致力于经论的传译，于是与慧叡、慧严、慧观等法师万里求法，同往事师，参与译经事业。
秦王姚兴久闻道生慧悟，于逍遥园与其面晤，命他与罗什大师得意弟子道融论难。道生才思敏捷，切中题要，令姚兴及关中僧众无不佩服其英秀焕发，堪为佛门龙象，因此与僧肇、道融、僧叡等人并称「什门四杰」(什门四圣)；此外，尚有「什门八俊」(什门八宿)、「什门十哲」等说，道生皆荣列其首。当时世人对罗什大师的弟子曾有如斯评语：「通情则生、融上首，精难则观、肇第一。」
不久，道生回到首都建康，备受南朝宋武帝礼遇，请道生下榻于青园寺，后改名为「龙光寺」。一时僧俗弟子纷至影从，不数日而学徒数百。一日，武帝宴请众僧，因故耽误用斋时间，当时众人怀疑已过午时，不敢举箸动食。宋武帝连忙表明午时未过，但众人面面相觑，依然不敢轻举妄动。此时，道生从容表示：「白日丽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并率先取食，于是众人不再犹疑，随道生用餐。
过午不食，乃印度佛教传来的习俗，但道生能通权达变，临机巧用，化解尴尬的场面，众人莫不赞歎他枢机得衷。而当代名士王弘、范泰、颜延之等人，也因钦敬道生风范，争相前往问道参学。
穷究空有 得鱼忘筌
挂锡龙光寺期间，道生曾于宋少帝景平元年(西元四二三)，与慧严法师礼请罽宾律师佛驮什与于阗沙门智胜至龙光寺，翻译法显大师请自狮子国的梵本《弥沙塞部五分律》三十四卷，及《弥沙塞比丘戒本》、《弥沙羯磨》各一卷，以助律学传播。
道生从罗什大师游学多年，通达龙树与提婆的法要，因而慨歎时下学者拘泥于经文，疏于体悟圆满的义理，曾表示：「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象本为表明心意，既已得意，象便失去作用；语言文字旨于表达理趣，既已入理，则语言文字便了无意义。经典由印度东传，因此译文晦涩难懂，如欲掌握经典的圆融妙义，自不能粘滞于表面的文字。
道生穷究有空因果的道理，创见「善不受报」、「顿悟成佛」的理论，撰着《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等作品，以阐明大意。
孤明先发 顽石点头
东晋安帝义熙十四年(西元四一八)，法显大师于建康译出《大般泥洹经》六卷，经文言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得成佛，唯一阐提(断绝一切善根的人)除外。然而道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却不受经文的束缚，大胆发挥自己的见解，以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自不应独排同属众生的一阐提人，因此，他于宋文帝元嘉五年(西元四二八)提出一阐提人也有佛性，亦得成佛的主张。
这种思想在北凉昙无谶所译《大般涅槃经》中有所记载，但当时尚未传入南方，而南方僧众执取《大般泥洹经》经句，指摘道生独到的创见为邪说惑众，违背佛经原旨，大众激愤难平，决定将离经叛道的道生逐出僧团。陷入孤立的道生，在众人指摘下，仍坚守自己的理念，面色凛然而庄重地立誓：「若我所言不合经义，请于现身即见恶报；若实契佛心，愿捨寿时据狮子座(法座)。」言罢即拂袖而去。
道生黯然离开建康后，前往苏州虎丘山。一日，相传道生聚集许多石头为听众，滔滔不绝地宣讲一阐提也有佛性时，便问石头：「如我所说，契佛心否？」那些听他说法的顽石，竟然个个点头应和，「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典故，自此流传千古。
道生不拘泥于经论的言教文句，不受当时旧说的束缚，敢于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主张「一阐提人皆得成佛」之说，后来与昙无谶译本《大般涅槃经》中所说完全契合，此时，南方大众始佩服他的慧解真知。
端坐圆寂 应验前誓
元嘉七年(西元四三○)，道生遭摈，再度来到庐山，撰着《法华经疏》，宣讲昙无谶所译《大般涅槃经》。元嘉十一年十月，道生在庐山精舍说法。道生登上狮子座，神色朗然，法音宏亮，切理中肯，穷理尽妙，听众莫不法喜充满。当法席即将结束时，道生手执的麈尾(拂子)忽然坠落，道生已在法座上端坐圆寂，颜色如生，宛如入定。其后，弟子将之葬于庐山，王微为之作传，慧琳为之作诔。
道生的圆寂应验当年的誓言－－据狮子座而逝，僧俗大众无不扼腕歎息，悲泣不已，尤其当初在建康摈斥他的诸僧，更感到惭愧内疚与无限追悔。
道生着作，史载有《维摩》、《法华》、《泥洹》及《小品般若》等诸经义疏，但现存者，仅《法华经疏》二卷。梁朝宝亮等所编《大涅槃经集注》，保存道生《泥洹经疏》的一部分，而《维摩经疏》则散见于僧肇的《维摩诘经注》、唐代道掖的《净名经集解关中疏》和《净名经关中释抄》中。又谢灵运的《辨宗论》也保存了道生的顿悟学说，僧肇的《维摩诘经注》更阐发其中深旨。此外，有关佛性义的《涅槃三十六问》，其中仅存「答王卫军书」(答王弘问顿悟义)一文，收入于《广弘明集》卷十八，其馀作品则已佚失。
真空妙有 相融无碍
道生早年精于「般若空」，晚年盛谈「涅槃有」，在《般若实相》中提出「佛身常住」理论，使「有」更具圆融精神，融会般若空观和涅槃佛性说精义而自成一家。道生以「非有非空」的「般若实相」为宇宙的本体，在万法说「法性」，在佛说「法身」，在众生说为「佛性」。而实相和法身均无形相，也无法用言语表达，但却是真实的存在，只要亲身证得实相之理，与实相合而为一，泯除差别对待，即可证得涅槃。他如此「以空融有」，使「真空」、「妙有」契合无间，此为他对佛教义理「慧解为本」的思想特色。
道生又主张顿悟之说。所谓顿悟，是领悟般若实相之理，而般若实相在众生身上的体现即为佛性。由于佛性为烦恼所障，因而不为凡夫众生所知，一旦顿悟断惑，佛性便得显现，因此众生证悟实相，亦即反归自身本性，此即所谓「见性成佛」。
道生虽然主张顿悟，却不废渐修。他认为「悟不自生，必藉信渐」，如欲获得大彻大悟，则必须借助读经修行，以坚定佛教信仰，然后「悟发信谢」，一旦顿悟，即臻佛性真常不灭的涅槃境界，毋须再藉修学。
道生的顿悟学说，在宋朝风行一时，当时谢灵运曾作《辨宗论》与法勋等僧俗二众，往复问答议论其中道理以声援道生。道生圆寂后，更有道猷作《胜鬘经》的注释以宣扬道生之说；道猷又应宋文帝的祈请，到宫廷中申述道生的「顿悟成佛」。龙光寺沙门宝林及其弟子法宝也都遵述道生学说，分别着有《涅槃记》及《金刚后心论》等，涅槃学从此盛行。梁代名僧僧旻即明白表示：「宋贵道生开顿悟以通经。」后世为纪念道生，遂推崇他为「涅槃圣」。此外，道生又将释迦如来一代的教法分为善净法轮、方便法轮、真实法轮、无馀法轮，世称「生公四轮」。此四种法轮与慧观的「二教五时」同为后世判教的渊源。
综观道生大师一生，一如印顺法师《顽石点头》一书所描绘：「生公有澹泊的操守，卓越的深见，真诚的勇气，他想使佛教中国化，使他合理化，使佛教的真理显发出来；他不肯阿世取容。这一切，在两千年的中国佛教中，能有几人？」
复兴北魏佛教的昙曜法师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西元四四六)，太武帝下令废佛，佛教一片凋零。续后七年，主事者崔浩、寇谦之及太武帝相继去世，佛教的复兴事业始出现一线生机，而实际担任复佛重任的沙门统正是昙曜法师。由于他积极致力复兴佛教事业，北魏时代佛教盛行的基础因而确立。
在各种复佛事业中，昙曜所开凿的云冈石窟，其石凋佛像和石窟内凋饰之奇伟，可谓当世之冠，也是中国佛教艺术史上灿烂的奇葩。而他所确立的「僧祇户」、「僧祇粟」和「佛图户」制度，不仅改善当时的经济生活，更是经济史上的一大贡献。
出家持戒 不动心志
昙曜法师，北魏僧，籍贯、生卒年均不详。《续高僧传》里描述他：「少出家，摄行坚贞，风鉴闲约。」年少出家的昙曜坚守戒律，节操高拔，深得太子拓跋晃(恭宗)的知遇和礼敬。
当时北魏太武帝听从宰相崔浩、道士寇谦之的意见，欲崇儒教、道教，大事排佛，弹压沙门。一回，太武帝出兵至长安，见地方寺院有弓矢、矛盾、酿酒用具、密室及州郡长官富豪所託寄物品等，即怀疑佛门有不清净行为，加上崔浩趁机进言镇压，太武帝因而断然下诏，诛尽长安所有沙门，焚烧寺院，毁弃佛像。举目所见，尽是残经败卷，满目疮夷，一时北魏顿成人间地狱。《高僧传》形容此时的情况：「伪太平七年，遂毁灭佛法，分遣军兵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悉令罢道。其有窜逸者，皆遣人追捕之，得则必枭斩，一境之内无复沙门。」
在此风声鹤唳的情况下，许多僧人纷纷还俗以免惨遭杀害。太子唯恐昙曜遭到不测，一再劝诫他明哲保身，并要求他还俗以为朝廷所用。然而昙曜道心坚固，誓守沙门生活，暗中还将法物、法器带在身边，因而赢得时人的钦佩与赞歎。
复佛事业 直下承担
太平真君九年，寇谦之去世；十一年，崔浩因滥用权力，导致亲眷、部僚百馀人满门遭灭；隔两年，太武帝也为其官宦宗爱谋弑。三人相继身亡，原应给予佛教复兴事业带来契机，然因宦官宗爱的离间，太子早在真君十年即已忧愤而死，因此，迟至真君十三年十月，太子之子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复佛事业才得以开始。
真君十三年十二月文成帝下诏表示，佛教有助于王政的建立，增益仁智的善良本性，袪除邪恶，明辨真理。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之，加上当时人民亲见崔浩满门处死，太武帝暴毙，及僧亮开示因缘果报的道理，而深感因果昭然，加速佛教的复兴。
文成帝下诏后，便准许各州郡县、都邑各设一座寺院，并且只要有乡里出示良家出身、德行端正的证明，都允许成为沙门。此外，诏书又明示出家人必须勤于教化，摒恶行善，尽力于佛教的复兴。
废佛期间隐于山中的昙曜，此时也被召回京中，协助「道人统」(中央所设立统治、监督寺院造像、法会、度僧等之最高掌管者)师贤大师(罽宾国师)进行复佛的工作。在「监福曹」(中央统治及监督佛教教团的机构)和「僧曹」(地方州郡设立管理佛教事务的官衙)这些僧官的监督下，僧众受国家委託，担任教化民众的责任。
西元四六○年，师贤大师圆寂后，昙曜承其志业，继任「沙门统」(道人统改名)，成为整个复兴运动的中心人物。
灿烂辉煌 建窟祈愿
昙曜的复佛事业中，首推云冈石窟的营造最为灿烂辉煌。他在平城西方武州塞的狭谷石壁上，开凿佛教石窟。其中包括道武帝以下至当今皇帝，分别置于十六至二十等五所窟殿，每一窟高二十馀丈，约可容纳三千人；而每一窟内的佛像高有六十或七十尺，凋饰奇伟特秀，型态庄严伟岸，神情各不相同而栩栩如生。第七、八窟中描绘佛陀的前生到成佛、说法等情形；第五、六窟则取材自《维摩诘经》、《法华经》、《金光明经》等大乘经典，气势之磅，令人歎为观止。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石窟中少数的「造像铭记」，这是造立佛、菩萨像的祈祷发愿文，内容首先祈愿帝室和国家隆盛安泰，祈愿造立者的解脱，最后祈愿同乡道心增进，并刻上「太和七年(西元四八三)八月三十日」及村中善男信女五十四人姓名，可知云冈石窟的开凿并非独赖帝室和国家之力，而是集合民间力量创作而成，此点尤为难能可贵，并且深具意义。
云冈石窟的建造，在中国建筑艺术史和佛教艺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佛法教化 安定民心
昙曜复兴佛教的另一项功绩是经济上的成就。
由于当时佛教团体急速增加，佛教事业不断发展，人力与净财出现短绌的现象。另一方面，北魏强迫齐地降伏的汉人迁移到平城附近居住，政府当局以农奴待之，给予百般苛役。这些汉人心中原存不满，加上被视为农奴，受到胡族朝廷的监视，又苦于凶年、饥馑，于是不断出现反叛的怨民，致使社会隐藏一股危机，昙曜不仅注意到这些问题，并且费尽心思，谋求解决之道。
昙曜首先将这些被视为累赘包袱的齐地汉人，移到自己统辖的「僧曹」之下，藉佛法教化的力量，给予引导、教育，鼓励他们振兴农业，参与社会公益及佛教的福利事业。这些人每年缴纳六十斛粟粮给僧曹，称之为「僧祇户」，所纳的粟粮则为「僧祇粟」。这些粮食储存下来，平时可以活用，作为资助百姓的融资，遇到荒年，更可以供作赈灾解厄的资粮。
实行的结果，僧祇户日渐增加，丰富的僧祇粟使得融资更为快速，财源因而大增。将这些净财运用在佛教各项事业上，佛教社会教化的功能也因而日益活络。
此外，昙曜成立「佛图户」，藉由佛教的教化，对于叛乱的重犯、俘虏、投降者施以辅导、管理，以他们的劳力为寺院清扫或耕作，此引用自律部所提的「净人」(杂役劳务者)和「园民」(田园耕作者)制度。他们不仅兴隆三宝，并且经由佛门劳动作务的潜移默化，也使得心灵逐渐净化，乃至为己修福修慧，植种善根。昙曜这两项措施，不仅改善当时的经济，也为社会民心注入一股安定的力量。
疑经译经 隆盛佛教
北魏时代「疑经」风气盛行。所谓「疑经」，根据僧祐律师《出三藏记集》所解：「模彷汉译经典，作伪经或饰虚构之说，乱经典之真善者。」因太武帝下诏废佛，许多经典都遭焚毁，即使偶存零星数卷，也都是断简残篇，不足为庶民所归信。
昙曜一方面向民众宣扬佛法，致力使民间信仰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一方面也积极邀请沙门大德，于云冈石窟通乐寺共同译出《入大乘论》二卷、《净度三昧经》一卷、《付法藏因缘传》四卷等。这些疑经虽非真经，然而内容却融合中国文化、思想、民俗等，明白易解，广为人民所接受，因此提供人民心中信仰的安定力量，并且对于传播佛法，提供有力的研究方向。
其中《净度三昧经》内容提及受斋戒者可得善神守护，如法实行能增福延寿，升天获福，此为广大庶民在修学佛法上，开闢一条人天增上道，也正符合当时情况所需。经文并云：「人民依沙门，沙门依佛，佛依人民。人民若依于沙门，得若干种福。」此则引导民众以沙门为依归处，修慧增福，行于圣道。经中亦明白揭示，不知精进于佛道之沙门与白衣弟子，为遭逢毁佛的原因之一。此对规范僧俗二众，守持戒律助益颇深，亦可见出昙曜致力复佛的方向。由于此经通俗浅近，很快盛行于民间，使得百姓乐于信受佛法，而使佛教呈现重建后急速发达兴隆的盛况。此外，《付法藏因缘传》则明示教法东传历史的可考性，并且昭示传灯来由，法藏住持不绝。在人心惶惶的时代，此经无疑提供人民心灵依归的力量。
昙曜一生处于风云变幻的时代，然而他以大无畏的气度，展开一连串复兴佛教的工作，无论在政治、经济、教化、艺术或译经，都将佛教带向复甦、繁荣的景象，可谓为北魏复佛的一代法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