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菩萨梁武帝

　　梁武帝为中国历史上极富传奇性的人物，一方面由于他在位四十八年，为六朝统治时间最长、政治最安定，也最有作为的帝王；另一方面更因为他定佛教为国教，被誉为「中国的阿育王」。
 

　　佛教史上，梁代为南朝佛教最盛时代。当时，梁武帝广造佛寺、注经弘法、度僧修福，留下种种慈善事蹟，而他的「断酒肉文」更影响中国僧侣成为素食的奉行者。梁武帝捐弃荣华，四次捨身同泰寺，更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佛化的帝王。
 
　　　　

才华洋溢　文武兼善
 

　　梁武帝萧衍，字叔达，生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西元四六四)，兰陵(江苏武进)人。武帝青年时代即崭露头角，精通玄学、儒学及文史之学，《梁书武帝纪》描述他「六艺备閒，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南齐文宣王萧子良集聚文人学士相与交游时，武帝已是着名的八友之一(萧衍、沉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及陆倕)，可见其广学博究，兼具士大夫与文人雅士气质。

　　同时，武帝也是骁勇善战的武将。王融颇具鑑人识才眼光，他肯定萧衍「宰制天下，必在此人」。果然建武二年(西元四九五)，武帝出兵大破北魏军。隔两年，又立军功，转任雍州刺史。后因齐主东昏侯残暴无道，他在攻陷建康后，别立和帝。中兴二年(西元五○二)，和帝禅让，三十四岁的萧衍即位，改国号梁，开启南朝建国最长的朝代。
 
　　　　

皈依佛教　尊重儒道

　　即位后，武帝虽日理万机，仍手不释卷。他平日自奉俭朴，葛布粗衣，日中一食，戒绝辛羶，努力持守佛门戒律。
 

　　武帝信仰佛教前，曾崇奉道教，其「会三教诗」云：「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阐释卷，犹月映众星。」而武帝的学佛因缘，早在与萧子良等八人同游时，便植下深厚基础。即位后第三年(西元五○四)四月八日，他与道俗二万人聚于重云殿，手书「捨道归佛文」，誓文充分表露出世思想及对佛法的虔诚，播下后来以佛治国的种子。
 

　　梁武帝虽然鼓励王公贵族乃至平民百姓信仰佛教，但仍尊重儒、道「乃世间之善」。当时人心浮薄，以儒学作为处世准则的士大夫，多不能保持品格与气节。梁武帝为拔擢人才，设置五经博士，广开馆宇培养后进，曾下诏：「建国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令皇太子、宗室、王侯等亦学儒。而武帝为〈中庸〉所作的注释，更开启自唐朝李翱以后，中国尊重〈中庸〉的端始。可知他的治国理念，尚遵循儒家优秀的传统。
 

　　对于道教方面，虽言捨道，但仍採取包容尊重的态度。东晋以来，南朝士大夫和当时一般社会贤达对老庄思想十分推崇。武帝崇道，可由他与道士陶弘景交游的情况一窥梗概。武帝即位前与陶弘景素有来往，即位后，仍以礼相待，亦曾遣使拜访，提供珍贵药材炼治神丹；遇有国事决策，武帝也曾致书谘询，因而人们尊称陶弘景为「山中宰相」。此外，武帝亦着有《老子讲述》等书。
 

　　武帝在位期间，大弘佛法，整敕文教，为南朝士大夫兼具儒家、道家思想的典型，国势因而强盛，武帝并有「皇帝菩萨」的雅号。
 
　　　　

积极入世　普施无遮

　　从个人身心修持，到利济社会人民的佛教事业，乃至与僧团往来密切，梁武帝信奉佛教日笃，由于他全心投入，使梁朝佛教臻于鼎盛，而成为梁朝的国教。唐诗人杜牧如是描写南朝佛教中心－－建康(今南京)：「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盛况不难想见。
 

　　武帝为孝顺的帝王，他所建造的大爱敬寺、大智度寺、光宅寺、同泰寺、开善寺等着名寺院中，前二者即为追荐父亲(太祖文皇帝)、母亲(献后)而造，期为二老荐福。天监十一年(西元五一二)，锺山大爱敬寺创建后，武帝每到此地，躬申供养，欷歔哽咽，不能自己，连侍从左右亦不禁感动泪下。
 

　　武帝十分积极于社会福利事业，设立十三个「无尽藏」储蓄寺院募集的财物，在每月斋会中布施贫民。此种金钱的运用，对于当时的经济活动助益良多。武帝曾以百十四万钱广行布施，命家臣张文休四处买放待宰的家禽、走兽、鱼龟、鸟类等，随缘放生。此外，武帝常聚集道俗，举办各种法会，包括救苦济会、平等会、无碍法喜食，还有多次无遮大会及孝亲报恩的盂兰盆会等，甚至在政治上实行大赦。同时，命宝唱法师撰集佛教忏仪约上百卷，我们熟知的《梁皇宝忏》便在此时完成。武帝不仅施行仁政，还以本身的孝行作为百姓的典范，同时引导人们从佛教仪礼中恭敬礼忏、改过向善，达到心灵的净化。梁朝能在动盪的大时代中，安稳四十八年，其来有自。
 
　　　　

通达义理　演广长舌

　　梁武帝阐扬佛教义理不遗馀力，带动当时学术风气，译经事业因而盛行。
 

　　当时，南方交通发达，诸国或仰慕梁朝佛法兴隆及法会盛况，或赞颂武帝盛德，或欣羡扬都繁荣，纷纷遣使入朝，来华的佛教僧侣逐渐增多，包括伽婆罗、曼陀罗仙、僧伽婆罗、月婆首那，乃至后期对中国佛教思想有重要影响的真谛三藏。对于这些外国僧侣，武帝都给予相当的援助与礼遇。其中，真谛三藏受武帝之邀来华，曾到建康宝云殿谒见武帝，后虽因侯景之乱而展转颠沛，但他所译的《摄大乘论》等学说，成为南北朝到唐朝这段时间，中国佛教思想变迁、佛教转盛的桥樑。
 

　　梁武帝十分尊重译经事业，每每亲临法座，笔受经文，再对照原译本，请宝唱法师等人作成完整译本，所译章句华丽，结构谨严而不失本旨。译经之外，武帝博览群书，勤于着述，《梁书本纪》称他：「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尤长释典，「製《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数百卷。」其中包括《净业赋》、《注解大品经序》、《金刚般若忏文》、《摩诃般若忏文》等重要论文、忏本，创作量十分丰富，而从他所注《大品》序中，援引《法华经》、《涅槃经》相互比较，可知武帝的佛学造诣深厚。

　　此外，武帝也善于讲经，所讲经文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金字三慧经》、《金字般若经》等。武帝讲经，与会人士包括王室、宗亲、外戚，乃至外国使节、义学僧等千馀人，一时名人缁素、知识百官云集。

　　中大通五年(西元五三三)，武帝广开法筵，当时一位外国沙门沙呵耶奢，年已百岁，原在檀特山坐禅，听说中国有大规模讲经活动，不远万里前来听讲；更有波斯使者安拘越或语言不通者，经过翻译后也法喜充满，可谓颇具国际规模的讲经法会。
 
　　　　

持守戒律　誓断酒肉
 

　　武帝通达佛理，既有积极入世的热诚，又能躬持戒律，而逐渐归向恬澹的出世生活。晚年时，他穿着朴素，不听音乐，不食酒肉，有时只吃豆类、糙米等。武帝对啖食酒肉的态度尤其严厉，他根据《涅槃经.四相品》等大乘经典，于天监十年(西元五一一)亲至华林殿发表「断酒肉文」，严禁僧尼肉食－－「弟子萧衍于十方一切诸佛前，于十方一切尊法前，于十方一切圣僧前，与诸僧尼共申约誓，今日僧众还寺已后，各各检勒，使依佛教，若复有饮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当依王法治问。诸僧尼若披如来衣，不行如来行，是假名僧，与贼盗不异，如是行者犹是弟子国中编户一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问。」又「弟子萧衍从今以去，至于道场，若饮酒放逸，起诸婬欲，欺诳妄语，噉食众生，乃至饮于乳蜜及以苏酪，愿一切大力鬼神，先当苦治萧衍身，然后将付地狱阎罗王与种种苦，乃至众生皆成佛尽，弟子萧衍犹在阿鼻地狱中。」
 
　　
   武帝誓断酒肉及坚守戒律的决心，日月可鑑。

　　数年后，武帝进一步颁旨废除宗庙牺牲，令出家僧侣应持佛戒，蔬食断欲，并下诏：「太医不得以生类合药。公家织官纹锦，并断仙人鸟兽之形以为亵衣，裁剪有乖仁恕，至遂祈告天地宗庙，以去杀之理披之含识。郊庙皆以麵为牲牷，其飨万国，用菜蔬，去生类。」此后，中国佛教僧侣及在家菩萨戒者，一律改为素食。同年，武帝废全国道观、道士。

　　武帝以戒律巩固僧团，提高僧尼在广大信徒中的威信，佛教因此有了长足的发展，而提倡慈爱戒杀，也缓和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
 

　　天监十八年(西元五一九)四月八日，武帝发心依高僧慧约受菩萨戒，脱下龙袍，恭敬领受缦衣，誓愿守持净戒。影响所及，上从皇太子、王姬，下至道俗士庶等四万八千人，都成为正信佛弟子。
 
　　　　

四次捨身　皇帝菩萨

　　武帝一生中，最令人瞩目的，在于他四次捨身同泰寺。
 

　　武帝尽脱御服，改着法服，行羯磨法，使用葛布、瓦器，自降帝位为「佛奴」，凡事亲执劳役。梁武帝澹然于荣华富贵，捨下名利地位，虽为一国之尊，亦能超然于俗世之外。然而终因身份特殊，诸侯百官纷纷前往寺中上陈奏章，请天子视事，再由群臣以万钱赎回，如此四次，在政治动乱的南朝竟未发生政变，实为一大政治奇蹟。
 

　　梁朝由盛而衰，侯景反叛是为转捩点，这场浩劫将原有二十八万馀户人口的繁华京都，转瞬化为一片废墟。后人治史，往往将梁朝的加速灭亡，归咎于梁武帝大量从事佛教活动，加重人民负担，影响社会生产及风气。然而，当时风俗柔靡，浮虚不切实际，谈玄之风盛行，却是另一重要因素。《颜氏家训.涉务篇》叙述当时士大夫的风气：「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宽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及侯景之乱，肤脱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卒者，往往而然。」由此观知，武帝要求全国人民斋戒，实不无缘由。他最大的缺失，在于治国未能致力于巩固国防，始有小人觊觎之过，以致招丧国之祸。

　　史实记载：武帝受困时，不废斋戒，因口苦索蜜不得，乃右胁而卧，安详示寂于净居殿，时年八十六。
 

　　综观梁武帝一生，真可谓一佛教徒的衷心实践，从个人持戒修行到以佛治国，以出世的精神，积极入世行道，「皇帝菩萨」之名，真乃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