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艺文家僧祐律师
僧祐毕生孜孜于弘讲律学，着作等身，其中《出三藏记集》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佛教经录文献，《弘明集》更是中国佛教文学史的重要典籍，这两部着作具有高度的学术研究价值，对促进佛教文化在中国的繁荣与发展，有着重大贡献。
僧祐擅长刻像艺术，他曾主持营建光宅寺「丈九金像」、凋造栖霞山大佛及剡县大佛，并主导设计栖霞山千佛岩石窟，展现不可多得的艺术天份。时至今日，千佛岩石窟的大小石佛仍栩栩如生，光耀千古。
专持律法 教学不倦
僧祐(西元四四五－五一八)，俗姓俞，江苏江宁人。幼年时，僧祐常随母亲到南京建初寺礼佛，时日一久，竟踊跃乐道，不肯还家。父母怜恤其志向，允许他留住寺内师事僧范法师。
十四岁时，僧祐入锺山定林寺(江苏南京)法献法师门下。法献原为昙摩蜜多的弟子，戒德崇隆，僧祐竭诚奉师学习。二十岁受具足戒后，僧祐又跟随律学名匠法颖律师精研律部，博涉经论。当时流传四部广律：《十诵律》、《五分律》、《四分律》、《僧祇律》，其中《十诵律》盛行最广，属萨婆多部(即小乘说一切有部)，僧祐刻苦鑽研，终于成为望重当时的律学名家。
僧祐讽诵讲说数十年，普结法缘，备受帝王崇敬。齐建元四年(西元四八二)，法颖示寂后，竟陵王萧子良多次请僧祐开讲律学，由于僧祐披释精详，辩解入微，听者常达七、八百人之众。此外，他奉齐武帝之命，前往三吴(今湖州、江苏、绍兴等地)检核比丘(尼)、沙弥(尼)及式叉摩那(学法女)，并宣讲《十诵律》，所获信施均用于修治建初、定林诸寺。僧祐后半生经常为学众广开律学，晚年自述云：「少受律学，刻意毘尼，旦夕讽持，四十许载，春秋讲说，七十馀遍。」足见其对律学之刻苦专精。
孜孜着述 保存史料
僧祐不仅频开讲席，亦孜孜于着述，其中关于律学的着作有《萨婆多部师资记》五卷及《十诵义记》十卷。前者记述他所弘传的律学传承，后者则为律学义解记述。可惜这两部重要着作今已失传，只能从《出三藏记集》保存的目录与序文中，略窥其内容。
由于僧祐身逢反佛言论盛行的年代，为了维护正法，特收录东汉迄南朝梁为止五百馀年间，阐明佛法之护法论文，共百二十篇，辑成《弘明集》十四卷，为古代第一部佛教文学总集。该书不仅收录颂佛护教的文章，也保留大量反佛史料，如实反映当时佛、道、儒三教竞争总貌，对研究当时佛教及社会思潮提供宝贵的资料。此外，当代重要文章也因《弘明集》而得以流传。《四库提要》云：「梁以前名流着作，今无专集行世者，颇赖以存。」《弘明集》的重要性，千百年来始终受到高度的评价。
佛教文史学上，僧祐亦有丰硕的贡献。僧祐广为蒐集内外典，于建初寺和定林寺各成立一经藏所，对所蒐集的经典进行追本溯源，稽考审核的工作，此为我国历史上两个最早的佛教图书馆。此外，僧祐又彷效道安为佛经製作目录，蒐集有关译经之原委、序文、译经者传记等，编成《出三藏记集》十五卷，后人称之为《祐录》，为我国现存最古的佛教经录，保存大量早期译经的宝贵资料，也为后人编纂经录提供范例，为甄别佛经的真伪新旧提供借鉴与依据。
此外，僧祐另着有《释迦谱》、《世界记》、《法苑集》、《法集杂记传铭》等，总汇为《释僧祐法集》。其中《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弘明集》三书因编入大藏经，乃能相传至今，其馀则已湮佚。
佛教工艺 彰显佛光
在佛教工艺方面，僧祐在《法苑集》中集录许多有关佛教音乐、歌呗、法乐、梵舞、造像、凋製等方面的记载和文献，表现对佛教艺术极大的兴趣和深厚的修养。
梁天监八年(西元五○九)，僧祐奉敕监造光宅铜像，以铜四万三千斤铸成九丈佛像，其庄严精美，堪称古今第一。
天监十二年，僧祐又奉敕监造剡县(今浙江嵊县)石佛。剡县石城山隐岳寺北有一块青石壁，直上数十馀丈。南齐武帝永明年间(西元四八三－四九三)，僧护主持隐岳寺时，据闻石壁中央有影如佛焰光，石壁之上又有丛树曲干垂荫，僧护遂发愿在石壁上镌造十丈高的石佛，然凋凿数年，仅成佛像面部轮廓便告圆寂。后虽有沙门僧淑继其事业，但也未能完成，直到僧祐受敕专任造像工程，石佛像始告完工。僧祐以四、五年时间(西元五一三－五一七)，铸製精美五丈坐佛和十丈立佛，龛前并架台构造门阁殿堂以为供养。石刻大佛完成后，隐岳寺从此香火袅绕，成为佛教圣地。
此外，僧祐亦凋造摄山(今栖霞山)大佛，并主持设计摄山千佛岩石窟等。
戒行精严 桃李满门
僧祐戒德高严，博学多才，因此在齐梁两代备受朝野崇敬。晚年因罹患脚疾，梁武帝特准他乘舆入内殿，为六宫传授在家戒法。当时开善寺智藏及法音寺慧廓皆崇敬其德业，请事师礼。临川王萧宏、南平王萧伟、尚书令袁昂，以及公主妃嫔等，俱崇仰其戒范，尽师
资之敬。
僧祐门庭极盛，有僧俗弟子一万一千馀人，其中着名者如明彻、宝唱等，均受僧祐学风薰陶影响，不仅精于律学，且在经论文史方面亦多有成就。此外，中古着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亦曾亲近僧祐十馀年，从其学佛，博通佛教经论，并于定林寺撰製经证。凡此种种，在在显示出僧祐的学风及其门下的文采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