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土宗祖庐山慧远
净土思想源自释迦牟尼佛于耆闍崛山宣讲《无量寿经》，经过龙树、世亲、马鸣诸菩萨的造论宣扬，再由支娄迦谶译出《般舟三昧经》，中国才渐渐有净土方面的经典，然而真正确立中国净土思想并成立宗派的，则是东晋慧远大师。
慧远栖止庐山三十馀载，学风圆融，庄严宏远，为禅净并弘、空有兼施的创始者，更上表力争沙门超然地位，使佛法得以流布江南而不坠，慧远于佛教的建树，实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贡献。庐山能成为南方一大佛教中心，慧远居功甚伟，堪称为我国南方释教的开山大师。
儒门才子 力破邪说
东晋成帝咸和九年(西元三三四)，慧远生于雁门楼烦(山西崞县)一户贾姓人家，祖先世代为官，承袭儒风，自幼好学深思。十三岁时，跟随舅父令狐氏前往文人宿儒云集的洛阳、许昌游学，结交不少耆宿大德；又因通达六经、老庄，深受当时学者推崇。二十一岁时，慧远原欲拜师于江东名儒范宣子门下，无奈时局溷乱，交通不便，慧远行至中途即因寇乱而受阻。正感前途茫茫之际，听说太行恒山道安大师立寺说法，声名远播，便与弟慧持二人欢喜前往听法。
此时正逢道安大师宣讲《般若经》，原本沉浸于老庄的慧远，未曾听过如此缜密、智慧超绝的道理，豁然契理印心，不觉歎道：「儒道九流皆糠秕也！」兄弟二人遂披剃于道安大师座下。
慧远出家后，精勤修道，不敢稍有懈怠，即使生逢乱世，生活清苦拮据，亦无损于求道的心志。三年后，慧远已可代道安大师陞座宣讲《涅槃经》。由于义理深奥，在座听众无法领会圣心妙谛，频频问难，此时慧远灵光一现，将过去所学老庄思想顺手拈来，辅助解说，即刻令迷者晓悟。然而，他的方式与当时一般藉老庄之名，揣度般若空义之格义佛教大有不同。后经道安大师认可，自此特准慧远不废俗书。
晋穆帝升平三年(西元三五九)，慧远二十六岁。是年，旱灾蝗祸，寇贼纵横，慧远等五百多人随道安开始七、八年困顿流离的生活。师徒一行人逐步向南迁移，最后到达襄阳檀溪寺，总计停留襄阳十五年。此时北方适值秦、燕交兵，无暇南图，荆、襄一带得以少安。于是道安大师开始着手釐订经典，製作目录，注疏般若诸经，慧远朝夕承受教诲，佛学日益精进，着名的《晋襄阳丈六金像颂》便于此时撰成。
一回，道安派遣慧远前往荆州探望同学竺法汰病情，适逢竺法汰以长老身分召集各地高僧，破斥比丘道恒「心无义」的论调。然而双方论辩一直难分胜负，于是第二天，竺法汰请前来探病的道安得意门生慧远上阵一试。慧远提出「本无义」以对之，慧远逻辑周密，谈吐沉稳有力，辩才无碍，使得道恒渐居弱势，甘拜下风。
领众南下 创建莲社
慧远四十五岁时，追随道安已有二十四年，佛学亦臻圆熟境地。晋孝武帝太元三年(西元三七八)，苻丕攻陷襄阳，道安遭到拘禁，为使佛法继续弘传，道安不得已遣散弟子。而慧远与弟慧持、同学昙徽，则偕同弟子数十人南去荆州，住上明寺。后因想起曾与同学慧永相约结屋罗浮山，于是依约前去。行至浔阳，远看庐山閒旷清静，足以息心养性，遂决定改居庐山龙泉精舍。不料，精舍一带水源缺乏，慧远便以杖叩地，表示如果该山可以栖止，愿该朽壤即时流出清泉。立时清水泉涌，乃至后来浔阳亢旱，慧远也亲临池边，讽诵《海龙王经》，一时大雨滂沱，龙泉精舍亦因此改名龙泉寺。
由于精舍褊狭，慧永请刺史桓伊发心在庐山东方离精舍十五里处为慧远建造佛寺，此即历史上着名的「东林寺」。从此慧远定居庐山，三十馀年不出山门一步，偶尔送客亦以虎溪为界。传说慧远送客倘若超过虎溪，山中老虎往往发出吼叫声。一回，陶渊明与陆静修来访，离去时因相谈契心，不觉超过虎溪，直至吼声传来，慧远才恍然警觉，三人相视，不禁大笑，「虎溪三笑」的逸事因而流传后世。
驻锡东林寺期间，慧远不负师命，自武昌奉迎阿育王像，营筑龛室立图写佛影，率众行道晨昏不绝。当代世俗白衣有清修之意者皆纷纷云集，如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南阳张莱民及张季硕等，一一抛弃世俗的虚荣，甘愿追随慧远。
安帝元兴元年(西元四○二)，慧远在庐山之北的般若云台精舍，于阿弥陀佛像前依佛陀所开示的念佛法，与缁素一百二十三人共同结社，立誓往生西方，由刘遗民撰文以表众志。因寺前植有白莲，又愿求往生莲邦，故取名「莲社」。此为中国结社念佛之始，开创我国净土宗的法门。
慧远的念佛法门，係属观想念佛与观像念佛并重，以《般舟三昧经》为宗，口唱佛名，心观佛像佛德，以求想寂思专，心智凝一，得入念佛三昧的境界。此种念佛法式注重观念，正与禅观同趣。慧远藉由禅、净、律三者的修持，形成圆融无碍、庄严宏远的风格，而此亦正是庐山学风的最大特色。
不厉而威 王权自屈
影不出山，迹不入俗的慧远，虽然隐遯庐山三十馀载，但并非自求解脱的小乘行者。他内通佛理，外善群书，同时十分关怀社会国家，无怪乎当时文人高僧群起皈依，王侯士宦肃然敬仰。由于慧远通达无生实相的玄义，彻悟般若中道的妙谛，因此能不执不滞、无碍无着，从而妙智中生，悲情满怀，发度人觉世之悲愿。而坚持不出虎溪的自我约束，则係与朝廷之间保持超然立场的方便法门。
义熙元年(西元四○五)晋安帝自江陵返京途中，路过庐山，下诏慧远迎见，慧远託病不出，皇帝非但不怪罪，甚且派遣使者殷殷慰问。又有一回，江州刺史桓玄率军经过庐山，闻慧远称病婉拒出迎，桓玄竟然亲自上山一睹真容，顺便让慧远见识军威浩荡。不意一见慧远却不自觉地礼敬，但毕竟心中傲气未除，不免出言挑衅，质问慧远：「古云：身体髮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你何以反而剃髮为僧？」慧远正色答道：「君未闻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之终也乎？」桓玄闻言，深为慧远的智德所折服，并向下属表示，法师如此高德，实乃前所未见。
淘汰沙门 庐山独免
东晋佛教虽盛，仍不免良莠参杂，一般人对佛门逐渐失去往日的崇敬。元兴元年(西元四○二)，太尉桓玄掌握大权，针对上述现象，首先筛选僧尼，计画管制僧团。然而，桓玄却特别交代，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列。足见慧远德风远播，备受朝野敬重。
远自晋成帝时，即曾为沙门是否应礼敬王者而有过激烈的辩论，及至桓玄，又欲重新提出整顿，因此上表以沙门应礼敬王者，然为表尊重，仍先致书慧远。慧远回以《答桓太尉书》，申明僧众对国家社会无形的贡献：「夫称沙门者何耶？谓能发矇俗之幽昏，启化表之玄路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沙门尘外之人，不应致敬王者。」其后，桓玄于江东自立为王，慧远又着《沙门不敬王者论》，将出家人乃方外之属，不宜礼敬王者的观点，深入列点分析。此后，出家人与朝廷之间的关係得到明确的界定，僧众在寺院中的清修也获得保障，慧远着实居功厥伟。
延请高僧 翻译经典
儘管慧远迹不入俗，不屈于官场的威赫，然而对于西域高僧大德的来到，却礼遇有加。太元十六年(西元三九一)，罽宾僧伽提婆来到浔阳，慧远请他重译《阿毘昙心论》与《三法度论》；义熙年间，觉贤自北方来，慧远也延请他译《达摩多罗禅经》；元兴三年，弗若多罗到了长安，仅译出《十诵律》全文的三分之二，便倏忽辞世。后来昙摩流支律师来到姚秦，慧远赶紧命弟子昙邕修书礼请，将另外三分之一译出，使得《十诵律》得以在江南流传。除此以外，慧远亦感于律典及禅法的不足，遣弟子法净、法领于太元十七年远赴印度求取经典。
东晋隆安五年(西元四○一)，慧远闻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心中喜不自胜，特致书表达仰慕之意。当时佛教界以老庄思想附说佛学，尤其般若空学的格义风气大盛，往往违背佛理而不觉，各家所诠释的佛法更是千差万别，慧远心中早已对此耿耿难抒，因此，专擅大乘的鸠摩罗什一入关，慧远便迫不及待向他请教般若奥义。
两位大师虽然一直未曾谋面，但经由书信往来，却促进南、北佛教的交流。慧远对新传入的大乘教义提出许多问题，鸠摩罗什则详尽回覆，二人往来的书信集录成《大乘大义章》。罗什译出《大智度论》时，秦主姚兴特别送请慧远作序，慧远因见《大智度论》文字繁複，初学者不易阅读，于是抄录要论二十卷。而慧远的般若学研究，以文字记录成《法性论》，在当时般若经典缺乏的时期，是一部探讨空性的钜着，鸠摩罗什阅后，赞歎其论契合义理。
由于慧远鼓励僧众向鸠摩罗什学习，以致打开参学的风气。《高僧传》云：「葱外妙典，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土者，远之力也。」
金石戒行 一代完人
晚年时，慧远对于儒、释、道三教次第又有不同体会，以为老庄顿悟名教只是应变的虚谈，沉冥的志趣应以佛理为先。慧远以佛理为「宗」的思想体系，至此圆融。
慧远从来不因深居庐山而弃尘世于不顾，也未因弘法及译经事业而荒废修行，终生以念佛为务，持律严谨。义熙十二年(西元四一六)八月初，慧远患疾，病况渐趋沉痾，徒众为他准备药用的豉酒，慧远以持戒为重，坚持不用。徒众又准备米汁、蜜水等，慧远都拒绝饮用。大众着急，跪在床前苦劝，慧远虚弱地要求徒众翻查律典，以确定是否可以饮用，然查阅未毕，慧远已溘然辞世，世寿八十三岁。慧远视戒律重于生命的精神，照耀后世的僧团。
慧远遗诫云：「死后露骸松林下，视同土木。」门徒将其灵塔筑于西山，由当代文豪谢灵运撰写碑文。唐宣宗时敕諡「辨觉大师」，南唐昇元年间諡「正觉大师」，宋太宗再諡「圆悟大师」，南宋孝宗加諡为「等遍正觉圆悟大师」。
慧远一生极力推动译经事业，并派遣徒众至印度西域各国寻求佛经，六十卷的《华严经》便是在于阗求得，此为当时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华严经》，由于此经的译出，而开展中国思想的意境，并成立了「华严宗」一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