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佛教的僧官制度
佛世时代，佛陀针对弟子所犯的过失，因时因地，随机制定生活的规矩，这就是制戒的动机。当时，有关僧团的事务、大众生活的秩序，包括对于触犯戒律者的处置，完全由僧团自行裁决处分，就是所谓「僧事僧决」的最高原则。在僧团中设有上座及维那、寺主、值日及值月、值岁等职务。他们各有专司，比如：上座，是比丘大众中的长老，备受比丘众尊重，在各种悬而不决的事务，或重大纷争上，有举足轻重的发言份量；寺主，负责堂宇的建造、管理；维那，按照规矩指挥日常生活种种事务。他们分别负起维持僧团秩序的责任，是僧团的重要职事，只是在当时并不属于「官职」的性质。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发展过程中，为适应社会环境，佛教寺院及僧团必然与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形成密不可分的关係，在此背景因素下，就有「僧官」的设置。僧官，是由国家任命僧众中有德望的高僧，给予官职乃至俸给，从事纠察违戒失职僧尼的统理工作，也就是负责统领全国寺院僧尼以维持教法的官职。僧官不但是僧团的统理者，更是国家的职官，因此佛教与国家政治、社会的关係，产生了互为影响的互动关係，形成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
◆僧官制度的建立
僧官制度，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后秦，当时的职称为「僧正」，又称「僧主」。僧正，意思是须先自正，然后才可以正人。最初，僧正是僧团中职位最高的僧官，以佛法戒律规范僧尼；南北朝以后，历代承袭其制，只是职称随朝代而有变更。
据《梁高僧传.僧传》记载，鸠摩罗什入关后，弟子多达三千人，僧团的庞大，一时震撼了朝野上下。由于关内僧尼日渐增多，后秦姚兴惟恐僧团的组织与力量影响到政治的统领，于是在弘始七年(四○五)颁布诏书，从僧尼当中礼派学优德芳的僧担任僧主，统领僧团。同时，在僧主之下，选派僧迁担任「悦众」，法钦与慧斌担任「僧录」之职，这可说是中国僧官制度的开端。
僧官制度的创置，是教团大规模发展下所产生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显示出佛教所带给社会的，已不仅是一种精神内涵而已，同时也象徵着佛教教团展现出一股强大社会组织与力量。
僧官由朝廷赐给丰厚的俸禄，例如车马、人事费用等等，依照不同的职称，分任不同的事务，其中，悦众一职协助僧正管理僧团，负责僧团中的庶务；僧录则掌管僧团的人事，处理僧尼名籍与僧官补任事宜。僧官制度发展至此，可说已渐具雏型。
◆历代僧官的演变
一、北魏立道人统、昭玄三藏
(一)法果受命道人统
其实，在后秦设置僧官制度之前，早在东晋及北魏之时，就已经建立了僧官制度。根据《续高僧传》卷六记载，在晋代就有「僧司」的设置，它的时间，根据现代人的研究，至少应该是在西元四○一年之前。在此同时或稍后的北魏时代，太祖道武帝拓跋珪也曾敕命沙门法果担任「道人统」，来统摄僧众。
太祖最初在汉地草创国业之际，虽处于兵荒马乱的状况，但仍不忘寻访高僧，探求佛理，可见他对佛教信仰的虔诚。他肯定佛教是救世济人的宗教，因此，在他迁都平城后，就敕命营造五重塔、佛殿，为僧众建设讲堂、禅堂、僧房、沙门座等完备的设施。这种种护持佛教的作为，都是沙门法果建议所致，法果当时是以策划建国的立场参与其事的。
法果戒行严谨，广弘佛法，受太祖迎请到平城，敕命为道人统，统领四众。法果常赞歎太祖明睿好佛道，他的意见深受太祖重视，形同参谋资政一般。
太宗时，担任道人统的法果，依然备受尊崇。太宗尊崇佛法的殷切，不亚于太祖，他在京都平城广建寺院和佛像，更请僧侣教导人民生活。永兴年间(四○九－四一三)，太宗授与法果「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等爵号，但都被一一辞谢。太宗经常驾临法果的住处，但是因为寺门太狭小，皇帝的车舆通过不易，遂下令将寺门拆除扩建。法果八十岁示寂，在入殓之前，太宗三度前往弔丧，追赠「老寿将军赵胡灵公」諡号。由这些事蹟可知，太宗对法果的尊崇与信任的程度。
(二)昙曜继任道人统
太武帝初时承继太祖、太宗的佛教政策，崇信佛法，礼敬沙门，每逢四月初八佛诞，即敕令举行行像仪式，并亲临门楼，观览盛况；后来受到宰相崔浩、道士寇谦之的煽惑，崇信道教，在全国建造道观。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听信谗言，下诏普灭佛法，终于引发大规模的毁佛行动，造成佛教史上一大浩劫。
至文成帝即位，致力于佛教的复兴，设立一元化的僧官制度：中央以「监福曹」为官衙，「道人统」为首长，「都维那」为副首长；地方的机构则称为「僧曹」，僧官称为「州沙门统」。文成帝在昙曜继任道人统之后，基于僧团日益扩大，僧务繁忙，于是将监福曹改为「昭玄寺」。
昙曜担任道人统期间，对佛教、国家与社会有许多建树和贡献。他奏请设立「僧祇户」和「佛图户」，作为佛教兴办事业的基础，同时致力于《大吉义神咒经》、《净度三昧经》、《付法藏因缘传》等书的译出和编纂。
北魏献文帝曾经攻打刘宋，将所得青齐地方的居民迁徙到平城，而把地位较高的民户设为「平齐户」，其馀民户皆作为奴婢，分赐给百官。当时，献文帝依照昙曜的奏议，规定平齐户及人民每年必须捐给州郡的僧曹六十斛粟，称为「僧祇粟」，这些民户就是「僧祇户」。僧曹把收纳的僧祇粟，加以统筹管理与运用，当遭逢凶年时，就赈放给饥民，等到丰年，再加付若干利息偿还。在制度上，僧祇粟既非寺有物，也不是僧侣的私产，而是属于官有物，只是由出家人担任监督或营运的工作。除了赈灾之外，举凡教内的造寺、度僧、法事、讲经等事业，都可以运用这些基金。至于「佛图户」，是寺院所收容的重罪犯人或官奴、寺奴等，专门从事寺院的洒扫或耕作劳役。寺院对佛图户而言，可视为国家提供感化教育的场所，也是安定社会的一股力量。
(三)昭玄三藏
在「监福曹」改为「昭玄寺」的同时，这个中央机构的组织越加严密，权责也扩大。在组织编制上，昭玄寺置有「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并置有「功曹」与「主簿员」，专门管理地方(州、郡、县)的「沙门曹」；在职权方面，可谓巨大而广泛。若僧众触犯杀人罪以下的过失，都直接交由昭玄寺，採取内律、僧制来处置。大致来说，昭玄寺具有司法权，可以惩治僧众；有立法权，可以制定僧制；有人事权，除了沙门统、都维那、寺主、上座等的重要僧官是由皇帝直接任命之外，其他各层级的僧官，不论是铨选、任免、罢黜等人事权，都由昭玄寺掌管。
到了东魏、北齐，僧官制度不但是全盘承袭北魏，并且增加僧官的人数，乃至演变到后来，用钱也可以买到官职，所以产生「断事沙门」的新僧官，由皇帝敕授，赋予管理的权力，与昭玄寺共治僧团。
西魏末年，专权二十几年的汉化胡人宇文泰，曾创设一种名为「三藏」的僧官，由皇帝敕授善于教导学徒、功绩卓着的高僧，封号三藏，担负教导与管理僧众的职责。后来这一职称取代道人统，而产生「国三藏」、「州三藏」、「昭玄三藏」等新的僧官。
二、南朝沿用僧正
南朝沿袭晋代的僧官制度，在中央政府设僧司，即衙署，也称为僧局、僧省或僧署。中央僧署的主官为僧正，或称僧主，刘宋武帝永初年间(四二○－四二二)开始设置中央僧官，以瓦官寺法和为僧主，明帝于泰始元年(四六五)任命僧瑾为「天下僧主」。僧主的职责，与东晋、北魏、姚秦时代相同，主要在统领僧众。僧司通常备有定额的经费及人力，根据《梁高僧传》卷七〈僧瑾传〉记载，皇帝下诏给僧瑾「法使一部，亲信二十人，月给三万，冬夏四时赐车舆、吏力」，作为僧官行政发展之用，僧署逐渐形同政府衙门一般地管制着僧团，也为僧团解决问题。
南朝僧官制度的特色是，地方僧正比中央僧正更有实权。早在东晋安帝(三九六－四一八)时，益州刺史毛璩就设有地方僧官「蜀郡僧正」，由沙门僧恭任之。到了南朝，有的按照世俗的行政区域，分别设立州、郡僧官，例如梁武帝天监年间，以僧若任「吴郡僧正」；有的根据僧团的教化区域，设立跨州郡的区域性僧官。因此，南齐武帝时出现同时敕立二位僧主的情形：定林上寺的法献与长干寺的玄畅，二人分治江南、江北。另有沙门慧基，任「东土僧正」，统领吴会间十城的僧众，又称为「十城僧正」；沙门慧球，在南齐和帝时任「荆土僧正」，他们都属于跨州郡性质的知名僧正。由这些资料可知当时地方僧官发达的情形。相对而言，中央的僧正只是在形式上被赋予监督全国僧团的名义，实际上并不能左右握有强权实力的地方僧官辖区内的僧众事务。
梁武帝笃信佛教，曾敕令光宅寺的法云为「大僧正」。法云制定僧制，明定僧尼清规，以为后代规范。到陈代，文帝以大彭城寺的宝琼为「京邑大僧正」，又称「京邑大僧统」。这些「大」、「京邑」等头衔，是为了凸显京邑教区地位的重要而冠上的。另外，例如京邑地区的都维那，则称为「京邑都维那」。
聘任尼僧为僧官，广泛出现于南朝，成为南朝佛教的一大特色。尼僧僧官制度，可溯源于东晋，在东晋太元年间(三七六－三九六)，比丘尼支妙音曾被任命为「简静寺主」，但在层级上，只属于基层的僧官，并非管理全国或某一地区的尼僧事务。到刘宋明帝时，首次任命比丘尼为高层僧官，以宝贤为「都邑尼僧正」，以法净为「京邑尼都维那」，管辖京城一带的尼僧事务。这些尼僧僧官大多以有见识，有魄力而见重于世，由此也可明白，当时女众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具有平等地位。
三、隋代设众主
隋文帝杨坚于北方建立隋朝，统一天下后，便进一步推行佛教治国政策。
隋文帝对于僧团的管理，大致沿用北朝的昭玄系统，也保留了断事沙门的任用，只是曾经一度把「昭玄寺」改称为「崇玄署」，另外又置有「隋国大统」、「国僧都」、「平等沙门」等职称。此外，他也积极发展佛教学术，改善社会风气，故有「外国僧主」、「二十五众主」、「五众主」等新僧官的设置。文帝于京城设立二十五类的佛学科目，集合全国有志学习的僧众，听其依据自己的兴趣和程度，选择一种科目学习，每众各立一位「众主」，所以称为「二十五众主」，负责教化、授讲，可说是佛教的普通教育。「五众」则是一种高级的专门佛学教育，分别是「十地」、「讲律」、「涅槃」、「讲论」、「大论」等五种科目。同一众可以有好几位众主，以便兼容并蓄各家学说。二十五众和五众，是由皇帝敕任，受国家供养保护的，但不设官署，也不参与行政事务，只是一种纯学术性质的国立机构。
随着僧团的成长，隋炀帝即位后，把僧尼集中到官立大寺，慢慢废除了中央和州郡的僧官。一方面加强寺院本身的基层僧官，侧重寺院三纲(上座、寺主、维那)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设立由俗人担任「寺监」的监寺制度，直接监督寺院，权力大于寺院三纲。因此可以说，隋代的佛教是配合王权进行教化的时代。
四、唐代的十大德、修功德使
唐高祖李渊开国后，在地方基层上，倚重寺院三纲，中央则设置「十大德」，以纲维法务，三论宗的集大成者吉藏便是十大德中的一人。十大德的遴选，是由众僧中推举出，或是由皇帝亲自指派。
唐初承袭隋代的监寺制度，设置崇玄署，隶属于鸿胪寺。鸿胪寺最初设于汉朝，作为接待外国宾客及掌理凶丧仪庆等事的官衙。唐代初期未设僧正、僧统等僧官，只在鸿胪寺下设置崇玄署，管理僧籍和任命寺院三纲等事。
唐太宗即位后，改变宗教政策，取消十大德及寺监，把统理僧尼的职务渐渐移转至官府中，并由唐代诸帝依循之。十大德的职称，在唐中宗到代宗期间又恢复了，但已失去「统领天下僧尼」的职权，只负责讲授律学、临坛度僧的事务，而有所谓「临坛十大德」的称呼。真正掌管天下僧尼大权的机构，主要是崇玄署，其职权范围包括寺额、僧籍的管理、僧官的选任、僧尼的制度、僧尼在寺院外的活动等。但是到了后来，教团的自治权受到逐步的削减，度僧要受御使的监察，僧籍管理和僧官选任则要接受尚书部的监察；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僧务更由祠部取代崇玄署原有的职权，所管辖的范围广及寺院僧尼授田的种种事宜。
在唐玄宗末年，另创设有「修功德使」的俗官，负责寺塔的修建、佛像的铸造、经典的译官以及盛大佛教法会的举办等。安史之乱后，唐室重建僧官系统，由左街功德使、右街功德使统理首都之内的佛寺及僧尼，并增设左街僧录、右街僧录，以辅佐功德使执掌僧务。此时地方十道有僧统，各州有僧正，僧侣在国家中的地位再度受到重视，经常有受赐大师、国师和紫袍等殊荣。到五代十国，僧官改由地方政府授任。
五、宋代的中央僧署与地方僧署
为了加强管理全国几万所寺院和几十万僧众，宋朝沿用「国有僧以僧法治，国有俗以俗法治」的原则，因袭唐代，设置专门管理宗教事务的官署和僧司。中央僧署是隶属于鸿胪寺的左右街僧录司，掌管寺院僧尼帐籍及试经、梵修等；州郡仍设僧正，统理地方僧尼。
宋初，僧尼事务仍由功德使管辖，后来隶属于鸿胪寺，同时又令尚书祠部审理僧尼的籍册，发给剃度及受戒文牒。另外，还以中书省或门下省司掌赐给紫衣、师号及建寺名额，并掌管国立大寺住持的选任，又以开封府尹兼领功德使，监督度牒发行和僧官的选补。可以说，以中书、门下、鸿胪寺、尚书祠部、开封府等，来对教团事务进行多重的管理，是宋代统制佛教政策的一大特色。
地方僧官，称谓杂多，名号各异，有僧正、副僧正、都僧正、僧判、十寺僧正、僧统、僧录、山门僧守等职称。一般而言，州县设僧正司，以僧正为首。在州县之外，佛刹广集的天下名山也设有僧正一职，管理一山的教团，其权责更胜于住持。例如五台山当时便设有僧正，深受宋代皇室的重视。
唐末禅宗兴起后，便以住持主管寺院。过去以三纲管理寺院时，凡遇重大寺务，必由三纲共同协议。宋代以来，各寺渐废三纲而置住持，寺务往往由住持选任的幕僚分担，因此寺院僧职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唐朝创行「试经剃度」的制度，宋代进而以试经的方式来选补僧官，考试程序比照科举制度进行。据《旧五代史》卷四十七载，报考僧官的资格，必须法腊四十，夏安居二十度以上。设置七科考试，分别是讲论科、讲经科、表白科、文章应制科、持念科、禅科和声赞科。考试的时候，就和现在的联考制度一样，试场是要隔离起来的，试卷上的姓名也要用浆煳弥封起来。除了用试经办法外，南宋时也经常採用「期集」的方式来选拔僧官，这是透过诸山名僧经由众议评定的旧译制度，但要送交中书或尚书等中央机构审核批准，才算生效。
六、元代的帝师
元世祖忽必烈奉西藏喇嘛八思巴为「帝师」，令他掌管全国佛教，地位至高无上。世祖之后，诸帝也都尊崇佛教，常常在登基前，先就帝师受戒，而后即帝位，并且广建寺院，厚赐僧侣，刻印佛经，设置僧司、僧署，佛教遂成为一国之教。
由于政府的支持，元代僧官的权位极为崇高。「僧俗并用，政教通管」，是这个时代僧官选任的特色；僧官可以主政管军，俗官也可以管理佛教事务。
忽必烈首先创设「释教总统所」为中央僧务机构，以八思巴任中原「僧总统」，在地方则设「诸路释教总统所」。后来改立「总制院」为僧务机构，由帝师兼任「总制院使」，后来再改名为「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宣政院的权责包括：供给各大官寺佛像、幢幡、宝盖、车鼓、旗号，并配合长期大型法会的活动需要，培训一批专职人员。至于地方僧官的设置，在宣政院下设「行宣政院」，以广行院令。
此外，西藏区的军、政、教，都由宣政院主事，诸如官员的铨选、驿站的设置、驻军征讨、户口调查、赐封喇嘛等，宣政院都可以参决其事。宣政院的组织日渐扩大，其下后设「功德使司」主管法会、印刷佛经等事务。除了中央的都功德使司外，地方也设立诸路功德使司，直到文宗时，才废除功德使司。自唐代以来，功德使司经过一番兴衰后，终于在元末废止。及至明朝，曾经出家为僧的明太祖大兴整饬，明代佛教又进入了新的局面。
七、明清的僧录司与僧纲司
明太祖朱元璋实施高度的中央集权政策，建立一套严密而纲目齐备的僧官网络，明确釐定各级僧官的品阶俸禄，将僧官完全划入政府官员的体系之中，这是明代僧官制度的最大特色，也是历代以来僧官机构最大的特色。
早年出身于皇觉寺的明太祖，为强化对寺院僧尼的管制，最先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在金陵天界寺设置「善世院」，统管全国僧尼寺院，但在洪武四年废止，而把统理天下僧尼的职权併归祠部管辖。洪武十五年，太祖又另行制定一套新的僧官制度，在京都设置僧录司，统理天下僧尼。其成员有左右善世，正六品；左右阐教，从六品；左右讲经，正八品；左右觉义，从八品。地方僧官部分，府设「僧纲司」，有都纲、副都纲各一员；州设「僧正司」，内置僧正一员；县设「僧会司」，内置僧会一员。这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四个层级，体系严密的制度。但是，僧录司并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机构，而是隶属于礼部统辖之下。
洪武二十九年，太祖把礼部所辖的祠部改为「祠祭清吏司」(简称为「祠祭司」)，总揽宗教的政令大纲，设有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分别掌管僧尼试经给牒、僧籍名册、僧官的选补、寺额的赐给等的政令大权，原先的僧录司只处理具体的宗教事务，例如实际调查全国僧侣总数，製作资料详备的名册，包括姓名、年籍、出家受戒的时、地、受业师、历年行止等；编製天下寺院总册，详载启建年代、住持、住众人数、僧舍数目等资料，向祠部申报；推荐住持人选，以供任用之参考；主持经试，于祠祭司核可之下，填发度牒；约束天下僧众，严守戒律，阐扬教法；对违反戒律者，经调查后，申报祠祭司加以处置。
除了上面所说以外，明朝还有一套统理僧官的独特办法，就是对于僧官的衣饰严加规定，依照讲、教、禅三类，区别僧服颜色：讲僧是玉色常服、绿条浅红色袈裟；教僧是黑色常服、黑条浅红色袈裟；禅僧是茶褐色常服、青条玉色袈裟。唯有厕身于僧录司的高品阶僧官，才可以在袈裟纹边饰金，表示殊荣。这种种的规定，处处都显示出明代对于僧官制度制定严密的程度，同时也可看作是明代对于佛教发展的一种抑制政策。
明朝的各级僧官不置署，僧司直接设在寺院之内。僧官如同政府官员一般，要参加朝会，接受考铨。成祖以后，政令渐弛，甚至由官方迳行度牒买卖，以济荒馑，朱元璋所立的僧官制度渐行废弛。
清朝帝室崇拜喇嘛，却仍旧抑制佛教发展，僧官制度沿袭明朝，职别名称无异，只是在员额、职掌略有增减而已，但仍无实权可言。一九一二年以后，孙中山先生宣布「政教分立」，取消僧官制度，在八指头陀寄禅大师的奔走下，核可成立「中华佛教总会」，存在一千六百年之久的僧官制度终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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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表说明各朝僧官名称、职权的异同。
二、明代僧官制度对佛教有何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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