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佛教的教难
随着佛教的迅速普及，对国家、社会的影响日渐增大；相对的，历朝各代政经方针走向、文化思潮的演变，乃至社会大众对佛教容受态度的起落等因素，也直接影响佛教发展的命脉。魏晋南北朝时，当中国北方出现鸠摩罗什的译经事业达到颠峰状态的同时，法显西行印度求法，回到东晋首都建康，也在南中国翻译佛经。由此可以想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南北两地发展的普及情况。另一方面，释道儒三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彼此间教义的相容或相斥也深深影响佛教的兴衰演变。例如在北魏到唐、五代时期，出现了四位帝王对佛教历史性的摧残，造成佛教史上着名的「三武一宗」法难，这是典型的文化思潮冲击下的历史惨剧。四次教难中，后两次除了宗教思想因素外，还加上了经济或政治的原因。到了清末，又因耶稣教在中国发展的极端化，使佛教再度遭到大劫难，这就是洪杨之乱。一九一二年以后，冯玉祥、邰爽秋等人所造成的毁佛风潮，表面上看来是肇因于「庙产兴学」等社会经济的动机，其实也是由于一般知识分子对佛教容受能力的式微所致。
自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统理大陆之后，由于共产主义信奉唯物思想，所以形成文化大革命期间毁佛的情况，这不但是中国人在二十世纪的浩劫，更是佛教在中国有史以来最严重、最彻底的创伤。
◆三武一宗
历史上「三武一宗」的教难，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等四位帝王所带来的四次大祸害。当时，无数的寺院、经书、佛像、法器等被焚毁、破坏，数以千万的僧侣遭到杀戮，或被迫还俗。这一次次的打击，使得佛教的发展遭到严重的扼杀，甚至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一、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起因于武帝听信道士寇谦之及宰相崔浩的谗言所致。
鲜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入主中原后，道武帝、明元帝都信奉佛教，并兴建不少寺院。太武帝即位之初也信奉佛法，礼敬沙门。北魏灭北凉后，还带回许多沙门到京师，当时对北魏佛教产生重大影响的沙门玄高、师贤、昙曜等人都是来自凉州。
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他还听信宰相崔浩的谗言劝谏，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崔浩出身于着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寇谦之早年就热中仙道，修持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随方士入华山、嵩山学道修炼，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在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常通霄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为之叹美。后来，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重新改造五斗米道，期使北魏帝王容易接纳。
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谦之献上道书，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书劝谏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太武帝又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受符籙，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成了十足的道教徒。
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四四四)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陝西黄陵)起义，有众十馀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趁机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採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倖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馀人。废佛后六年，太武帝驾崩，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二、北周武帝灭佛
第二次的废佛事件发生在北周武帝之时，距北魏太武帝的废佛，约有一百一十馀年。武帝宇文邕，继明帝之后即位，后改元保定。北周继西魏之后，统领关陇地区，这一带从晋代以来佛教盛行，其中长安曾有鸠摩罗什的僧团在此长期译经传教，影响很大。当时，全国的僧尼有两百多万人，佛寺有三万多所。北朝的历代帝王，不少都笃信佛教，北周武帝即位之初，也依照先朝往例，礼敬沙门，但由于他励精图治，一心想用儒术平治天下，因此最重儒术。他在亲政前，曾多次召集臣僚、沙门、道士讨论释、道、儒三教的问题。当时，他对佛教并没有特别憎恶排斥的观感。显然的，他后来的废佛政策，主要是受到卫元嵩和道士张宾的影响。
卫元嵩是四川成都人，精通阴阳曆算，性情谲诈。年少时随益州野安寺亡名禅师为沙弥，不耐清苦，佯装狂放，以吟诗咏赋来博取声名，并四处向人预卜未来。后来还俗，从四川到长安，结交北周权贵。天和二年(五六七)，他向武帝上奏：1.寺塔佛像对国家治安无益，应该删减。2.彻底改革佛教，将佛教纳入国法的规范中。3.以经济措施改革佛教界贪婪腐败的风气。据《广弘明集》卷七记载，卫元嵩的奏文共列有十五条：劝行大乘、劝念贫穷、劝捨悭贪、劝人发露、劝益国民、劝獠为民、劝人和合、劝恩爱会、劝立市利、劝行敬奉、劝寺无军人、劝立无贪三藏、劝少立三藏、劝僧训僧、劝敬大乘戒。
卫元嵩着有《佛道二论》，论辩大小乘；又着有《齐三教论》七卷，阐扬会通三教的思想。他认为当时佛道二教崇尚空论，违背大慈为本、安乐众生的立教宗旨，主张应该用古代圣王的治道来矫正这些弊病。他的论点，刚好契合武帝的心意，因此受到重用。
又据《广弘明集》卷八记载，当时民间普遍流传着一句谶语，说「黑衣当得天下」。深信谶纬之学的武帝，对此预言非常忌讳，卫元嵩和道士张宾就乘机毁谤佛教，指沙门身穿黑衣，必为国禁，道士穿黄衣，必为国祥。武帝听信他的话，渐渐重道轻佛。天和四年，先后四次召集佛、道、儒三教学者，论议教义的高低。武帝的本意，想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但因几次聚众议论，三教各执一词，因此悬而不决。后来甄鸾上《笑道论》，道安上《二教论》等书，极力为佛教辩护，破斥道教。武帝对于佛道二教互相攻击，极感不快，敕令暂时搁置二教优劣的议论。建德二年(五七三)十二月，又召集群臣、道士、沙门等，辩论三教先后，结果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最后。如此一来，引起佛教界的激烈反应，先后有勐法师、道积等人的抗旨直谏。建德三年，武帝已决心毁佛，召集僧道二众在太极殿辩论，张宾极力斥佛扬道，却被智炫法师论破，武帝乃亲自昇座，试图加以论难，不料智炫法师应对安详，陈义甚高，武帝在盛怒之下离开太极殿。次日，下诏废佛、道二教，破毁寺塔，焚烧经像，勒令沙门、道士还俗。当时，被迫还俗的沙门有二万多人，关陇一带的佛法被破坏殆尽。
建德六年，北周灭了北齐，武帝又对北齐之地实行排佛政策，焚毁一切经像，废四万所寺庙，被迫还俗的僧尼达三百馀万。北方佛教一时之间销声匿迹，史称周武法难。次年，武帝罹患剧疮而亡。宣帝、静帝相继即位，佛教才又渐渐恢复。
在周武帝废佛以后，部份僧侣溷迹民间，或逃匿山林，另有部份僧人则南渡陈朝，因此促进南北朝佛教的交流。
三、唐武宗灭佛
唐代佛教虽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唐代各朝帝王对佛道二教的态度颇为不同，有的扬佛抑道，有的佛道并奉，也有不少位帝王崇道而抑佛。唐高祖奉道教始祖李耳为祖先；太宗曾下诏置道教于佛教之上；武后则改佛教在道教之上；玄宗曾採纳姚崇的奏章，令僧尼还俗，他虽然尊崇道教，但仍一度敕令注释《金刚经》流传天下；宪宗时，韩愈谏阻迎佛骨，写〈论佛骨表〉、〈原道〉等排斥佛教；在穆宗、敬宗、文宗之世，都还依历朝惯例，在宫中设斋行道，但敬宗本人笃信道教；文宗时已有毁佛之议，而且曾经禁止度僧及营建寺院；到了武宗，更是全面性地崇信道教，贬斥佛教。
另一方面，虽然历经几位帝王的崇道抑佛，但佛教在民间的力量反而越加炽盛，僧尼的人数越来越多，寺院也越建越广。寺院往往领有广大的庄园，并可免除徭役；而僧尼、寺院激增的结果，不免增加国库的负担。当时不少士大夫基于儒家治术的观点，认为佛教的蓬勃发展将危害国家的经济，因而大加抨击。唐武宗时，排佛的呼声越演越烈，这使得本已笃信道教的武宗更加决心毁佛。这时，道士赵归真与宰相李德裕推波助澜，趁机煽动，佛教因而面临一场「三武一宗」法难中最大的破佛事件。
会昌元年(八四一)元月四日国忌日，敕令行香，设千僧斋；但六月十一日的武宗诞辰之日在大内设斋时，敕令两街供养大德及道士四对论议，其中有两位道士被赐紫衣，却禁止释门大德披着紫衣。武宗在即位之前就喜好道术修摄之事，曾经召请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宫，在三殿修金籙道场，并亲受法籙。会昌元年的六月中，又召衡山道士刘玄靖入内，与赵归真同修法籙。
会昌二年三月，因李德裕上奏，武宗敕令遣散未曾登录在僧籍名册的僧尼，又不许置童子沙弥，这时已略见毁佛的迹象。六月十一日，敕令僧道二众在殿前论议，道士二人赐紫衣，僧门仍不得披着紫衣。
会昌三年二月，敕令已经还俗的僧尼不得再行入寺；至于没有登录名籍的僧尼，不仅严禁住在寺中，且不许住在京城或进入镇内。同年九月，下令各级地方政府严密注意附近寺院的住僧，纵使是登录有桉的，如果无法详细说明出身来历，应予逮捕，送到官府盘问。
武宗废佛的政策，是採取渐进方式的，从史料看，其法令之严酷，与日俱增。会昌四年三月，下令不许供养佛牙、佛骨，如果违反法令，送一钱供养者，即杖打二十下，一时之间，寺院的四处，人迹断绝。而在宫中的内道场，历来往例均安置佛教经像，武宗却下令焚烧经教，拆毁佛像，在道场内安置天尊老君之像。六月，在武宗诞辰日，首度不召僧入内议论。又不许僧尼在街里行走，如有外出，需在钟声未响前归寺；也不许别住他寺，违者敕罪。由于武宗深信赵归真，赵乘隙进言，认为佛教并非中国本有的宗教，蠹害生灵，应该尽除。于是，是年七、八月开始，发动空前的法难，敕令拆毁天下山房、招提、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凡是寮房未满两百间，或没有获颁寺额的道场，则勒令僧尼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武宗敕令天下诸寺不许置庄园，并随时检查寺舍的财产。四月，敕令僧尼还俗，如有抗命不从的，以违抗圣旨论罪，当场决杀。八月下诏，大举毁寺，总计会昌年间，拆毁佛寺四千六百馀所，招提、兰若等四万馀所，被迫还俗的僧尼有二十六万馀人，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又将佛像、钟磬等法器改铸为钱币、农具等物，乃至私家所藏金银等像亦敕令限时送官。此一空前浩劫，历史上称为会昌法难。晚唐以后诸宗的衰颓不振，与这次毁佛有密切的关係。次年，武帝服用道士金丹，中毒身亡，宣宗即位，诛杀赵归真等人，并大力复兴佛教。
四、后周世宗灭佛
第四次法难发生于后周世宗显德二年(九五五)。世宗为了贯彻以儒教为主的统治政策，以佛教寺院僧尼乃构成国家财政上的负荷为理由，下诏禁止私自出家；订立严苛的出家条件，并规定必须在国家公认的戒坛受戒，否则无效；不许创建寺院或兰若，违反的僧尼，课以严刑；未受敕额的寺院，一律废毁；民间的佛像、铜器，限五十日内交由官司铸钱，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一律处死。总计，废毁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大量的佛像及钟、磬等法器被铸成通钱，世称一宗法难。相传世宗下诏毁坏佛像时，镇州有一尊铜製观世音菩萨极为灵验，因此无人敢去毁损。世宗乃亲自前往该寺，用斧头砍毁菩萨胸部。显德六年，世宗在北征途中，胸部突发痈疽而身亡。
三武一宗的教难，虽然使得佛教几经摧残而致衰微不振，但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以后的茁壮成长，精深伟大的思想已深植社会民心，普受大众的肯定与欢迎，因此，在遭受重重打击之后，却始终屹立不摇，并很快地复兴佛法；而太武帝等四位帝王的毁法废佛，最后也不免自食恶果，遭到悽惨的报应。
◆洪杨之乱
自鸦片战争(一八四○)开始的百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急剧变化的时代，而近代的佛教也随着国史的剧变，遭受到一连串重大的冲击，其中，太平天国的排佛，其祸患比起过去三武一宗的法难，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咸丰元年(一八五一)，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利用鸦片战争失败后，国人仇恨帝国主义的情绪，及一般人崇拜洋教的心理，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宗教战争。势力所及，扩至十六省，几乎占据了大清的半壁河山。由于他们以耶稣教为号召，禁止耶稣基督以外的一切信仰，以致兵力所到之处，无论佛寺、道观，或民间祖先祠堂，乃至儒教孔庙等，全都被焚燬一空，佛像经卷也被彻底破坏，不但中国文化遭到严重打击，佛教受到的破坏尤其惨重。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自幼熟读儒书，尤其喜好史学，对古今兴亡大事常有骇人的见解。他立志循科举仕途为官，但屡次应考失败，愤怨之馀，又见清廷政治腐败，官吏贪黩，民生困穷，于是立下革命的决心。当时有朱九畴组织上帝会，阴谋反清复明，洪秀全便与表弟冯云山同往师事。洪秀全崇拜耶稣所描绘天国中的太平景象，成为一个狂热的教士。其后，广西大饥荒，盗匪群起，各地掠夺杀害，洪秀全乘机与冯云山、杨秀清等人设立「保良攻匪会」，洪秀全假装死亡，七日后又复甦，他告诉大众说：「上帝告诉我，天下有大灾难，命我出来平定，凡是进入我的国度，礼拜我的人，都可以安然无事。」他宣称耶稣不是独生子，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洪秀全；上帝是天父，耶稣是天兄。朱九畴死后，洪秀全被推为上帝会教主。他把家中的佛像神像和孔孟百家经书、《论语》等，全部焚毁。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事。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建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咸丰三年，攻陷南京，改称天京，定为国都，并颁行天条书，用来箝制军民的信仰，内容主要是：奖励日曜(週日)礼拜、赞美上帝恩惠、禁止崇拜一切邪神等。强制规定，军人入营后二十一日，如不能背诵，一概格杀勿论。他又说，上帝愤怒世人崇拜邪神，行邪事，大犯天条，特命天王(他)诛妖，作世间的真主。清室因承平日久，将骄卒惰，无法应战。太平天国的军队，所至之处，连战皆捷，十馀年间，就佔领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云南、贵州、四川、山东等重要地区。由于洪、杨等人倡导信仰上帝教，因此太平军所到之处，「无庙不焚，无神不毁」，把素有佛教花园之称的江南一带及云贵、两广等地的佛教，作了彻底的摧残。
咸丰四年二月，曾国藩为保卫中国历史文化，组织湘军，对太平军发佈讨匪檄文，正式宣战，历经十年，终于在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光复南京，才把祸害十五年之久的太平天国消灭，劫后馀生的佛教才又得以再次重建。
◆庙产兴学
清末民初之际，由于部分知识份子及政府官员对佛教缺乏了解，以及土豪劣绅等野心份子觊觎庙产，乃藉兴学之名，行吞併寺产之实，造成寺庙财产被损毁、侵佔，僧尼被勒令还俗等迫害佛教的风潮。
所谓庙产，就是指寺庙中的一切财产，如寺田、寺塔房舍及附属的法物等。清末，在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后，寺庙遭到严重破坏，佛教正处于重创难复，有待重建的状态。在另一方面，继鸦片战争后，国难频频，英法联军、甲午战争等外患相接而至，一般知识份子基于民族觉醒，纷纷要求自强维新，改善军事，创办实业，振兴教育；于是，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的戊戌变法应运而生。在当时，被太平军破坏的寺院田舍虽然还有不少未能重整恢复旧观，但根据调查统计，全国寺庙数目仍有十六万馀所之多，引起社会人士的觊觎野心，尤其是变法中鼓吹兴办教育而经费无着时，竟然主张把寺庙祠堂改为学校。例如在变法时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作〈劝学篇〉，上书朝廷，力主动用全国寺庙财产作为兴学的经费。经德宗批准后，就在百日维新期间开始施行庙产兴学。当时的实施办法，要点如下：
1.以寺庙十分之七为校舍，其馀作为僧道的居处。
2.以寺庙田产等财产中十分之七供作学堂之用，其馀作为僧道膳食之用。
3.将使用庙产的总额明奏朝廷，以便表扬该僧道。对于不愿接受表扬的僧道，可将这项殊荣移给俗世的亲人，并给与相关职位。
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太后虽曾一度下令禁行庙产兴学，但佛教寺院所受的威胁，始终未除。光绪二十七年八月，满清政府命各省州县设置学堂；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奏准「奏定劝学的章程，责成各村学堂董事查明本地不在祀典庙宇乡社，可租赁为学堂之用」。因而引起各省土豪劣绅假藉兴学的名义，公然兼併寺田。这种变相侵佔寺产的风潮，瀰漫全国，除了学校以寺院为课室外，连警察、地方军队及各种团体也都堂而皇之地占据寺庙，形成前所未有的怪异现象。当时佛教界缺乏强有力的领导阶级，无法维护自身权益，但佛教已经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部份，因此，引起社会名流学者的重视。其中，章太炎首先于光绪三十一年发表〈告佛子书〉，唤起僧众认清时代，须自办学校，迎头赶上，并忠告世人，不但不应对佛教做这种荒谬的举动，而且更应该加以保护发扬。
早在光绪初年时，日本净土真宗就相继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等地设置本愿寺。光绪二十五年，在金陵日本净土宗本愿寺特设东文学堂，以教导华人。庙产兴学的风潮期间，日僧水野梅晓、伊藤贤道等人，因见满清政府压迫佛教，便乘机来华引诱杭州三十多所寺庙投向真宗，让我国僧侣接受日本领事的保护，经过中日双方的交涉，议定日本真宗取消对中国寺院的保护，满清政府立即下诏保护佛教，全国各省县并相继组织僧伽教育会，藉着自动兴学来保护寺产。
一九一二年，袁世凯颁布「管理寺庙条例」三十一条，企图将全国佛教寺产纳入社会公益事业。同年，寄禅、道兴等教内外人士在上海留云寺发起「中华佛教总会」成立大会，共拟保护庙产的对策。一九二一年，政府修改条例为二十四条，但只删除细节之处，重要条文仍保留如故。一九二七年，冯玉祥以打倒迷信为由，在河南境内没收白马寺、少林寺、相国寺，同时驱逐僧尼三十万众，勒令还俗。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后，内政部部长薛笃弼建议改僧寺为学校，欲以行政命令摧毁佛教，翌年，颁布「寺庙管理条令」二十一条。
由于这些法令的公布，对缺乏组织的佛教界带来致命的打击，当时各省军阀、地方官吏，便以兴办教育慈善事业为名，将地方寺庙强行接收。不久，由于太虚、圆瑛、谛闲、印光诸位法师及王一亭居士等人提出强烈的反对，政府也惟恐引来更大的风波，影响民心拥戴，于是将前「寺庙管理条令」予以废止，另外公布「监督寺庙条令」十三条，立意与措辞上虽比「寺庙管理条令」和缓，但对佛教并无积极的整理，掠夺庙产的风潮，也并未因此遏止。
「中华佛教总会」为因应时势，于一九二九年更名、改组，成立「中国佛教会」，推选太虚大师为理事长。一九三○年底，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再度提出他在一九二八年所倡议的庙产兴学方桉，主张「打倒僧阀，解散僧众，划拨庙产，振兴教育」，并组织庙产兴学促进委员会。这个方桉，经由国民党第三届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发交教育部、内政部等部门执行。消息传来，全国佛教界譁然，认为无异是置佛教于死地，于是纷纷致电驳斥，同时呼吁全国各地佛教团体，在存亡关头同心协力，共挽狂澜，因而形成全国佛教徒空前的大团结；并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在上海召开第三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由太虚大师撰「上国民会议代表诸公意见书」，送达正在首都召开的国民会议，才打消庙产兴学方桉。同年八月，国民政府公佈维护寺产的训令，明文规定，凡是军警或任何机关团体，如果有侵夺佔领佛寺僧产的情事，一概依法办理，兴学风潮才告一段落。
变法维新产生庙产兴学的风潮，带给佛教无限困扰，但也带给佛教僧侣自觉自救的契机。各省县纷纷成立僧伽教育会，以佛教寺产兴办佛教教育，各地佛教领导人亦深知非兴办学堂不足以保护寺产。文希在扬州天宁寺设普通僧学堂，浙江的寄禅、松风、华山及北平的觉先等人都相继设立学堂，成为一时兴办僧学的领导人物。然而在最初所设立的，大多是国民小学或僧侣小学，如普陀僧众小学直到一九三一年才改制成「普陀佛学院」。
由于各省兴办佛学院大半以保护寺产为目的，并无意兴办教育，因此缺乏组织健全，办理完善者，其中以江苏省僧教育的组织较为健全，办学也较有成绩。文希于光绪三十二年在天宁寺所创立的「普通僧学堂」，为近代第一所僧学堂，招收的青年僧众有仁山、智光等二十馀人，除佛学课程外，并教授英、日文，经费由镇江、扬州各寺共同负担。但在当时，诸山长老囿于寺产保护及顽固守旧的观念，以致文希遭到排挤而难以为继，普通僧学堂因而停办。此外，杨仁山于光绪三十三年在金陵刻经处以自费成立「祇洹精舍」，招集僧俗青年梅光羲、欧阳竟无、邱虚明、仁山、太虚、智光、观同等十馀人，教授佛学、汉学，并授以英文，作为进修梵、巴文的基础。
两江总督端方一向支持佛教界兴办教育，在普通学堂停办后，饬令江苏省僧教育会继续办学，于宣统元年(一九○九)在南京开办「僧师范学校」，培育佛教师资人才，入学者的程度较以往提高，先后聘请月霞、谛闲两位大师主持教务，入学的僧青年有仁山、太虚、观同、智光等。上面所提的三所学校，开办时间虽不长，但所培育的人才，大多成为日后中兴佛教的领导人。
◆冯玉祥毁佛
在国民政府北伐前后，冯玉祥盘据华北，他是个基督徒，更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军阀，向来歧视佛教。一九二七年，冯玉祥的主要势力在河南一带，他为了不断扩充武力，苛捐杂税，连全省各地大小佛寺也一概不放过，即使是位居河南首刹的开封相国寺，也不能例外。冯玉祥的部属鹿锺麟与该寺住持叙惠法师原本相识，因此鹿锺麟特意前往相国寺，劝说叙惠捐出五千块大洋就可了事。由于叙惠坚持不肯屈服，于是触怒了冯玉祥，当日黄昏，便派出大批军警包围相国寺，驱逐所有的僧侣，并没收寺院全部财产，把相国寺改为中山市场。所有的佛像，除了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被认为有美术价值而予以保留外，其馀全数捣毁。千年的佛寺，毁于一旦。这是洪杨以后，又一次毁灭佛教的惨桉。
冯氏没收相国寺后，当地的学阀土豪立即趁火打劫，策动没收其他寺院产业，以此作为升官发财的机会。内政部部长薛笃弼更是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策划没收河南境内的佛教寺院。包括佛教东传汉土的第一座佛寺白马寺，及菩提达摩面壁九年的禅宗祖庭少林寺等各大佛教重镇，也都无一倖免。于是，全省大小寺院财产遭受空前浩劫，所有僧众一律驱逐，勒令还俗，强迫从军。所有寺产充公，寺院改为学校，或作救济院、图书馆，或成为娱乐场所。全省数百所寺庙，三十万人的生命财产，两千年的历史文物，就此毁于冯玉祥一人之手。继河南之后，陝西、山东、河北等地，也都纷纷盲从，华北佛教因此几乎灭绝。
冯玉祥毁佛以后，政治声望一落千丈。一九三○年之后，更是一败涂地。二次大战后，他想利用第三国际的关係，企图东山再起，竟然被俄人毒死在黑海俄轮上，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河南佛教自一九三○年以后，先后有太虚大师、章嘉大师莅临宣化；又经慕西、净严两位法师及袁西航居士等人积极推行佛化教育，从事复兴运动，设立河南佛学社，成立省佛教会，整理佛教寺产，请求政府发还寺产，筹办河南佛学院；及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发起修葺洛阳白马寺等一连串的重建工作，才逐渐走上复兴之途。
◆文革毁佛之灾祸
佛教传入中国，虽经三武一宗法难，却远不及马列主义迫害佛教程度的千百万分之一。共产党自一九四九年统治中国大陆之后，主张唯物思想，而漠视人类精神层面的需求。一九六六年，共产党发起「文化大革命」运动，利用无知盲动的青少年组成红卫兵，实行「破四旧、立四新」，提倡无神论，以《毛泽东语录》为必读着作，毛泽东成了共产党唯一膜拜的神。他们对各种宗教视为共产思想的大敌，而佛教在中国的根深蒂固，自然成为共党首当其冲的箭靶。
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止，全国除了大都市几所样板寺院暂予保留外，其馀各佛寺庵堂大部份被机关、学校、人民公社、工厂、军队、仓库、特务机构等所佔用。一九五二年在北平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会中竟然有人伪装为沙门，提议废除戒律，改革僧服，僧尼得听任自由还俗等，幸有虚云老和尚严词驳斥，力挽厄运。教难虽暂免扩大，但偏僻地区的寺庵却饱受骚扰迫害，如逼迫僧尼参加学习唯物论、马列思想等，甚至被迫参加斗争大会，清算寺产所属私有财产。
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期间，慈舟、虚云等几位大师相继圆寂，政府领导人更是计画性的迫害佛教，规定男女不得出家，青年僧尼迫令还俗参军及婚嫁，年老僧尼也需参加集体劳动。寺院纳入人民公社，佛像、法器、经书等，则予以焚毁或没收。
中共因为笃信马列主义，在宗教政策上，基本上是採取高压管制的方式来限定宗教的发展。从一九七九年起，中共对海峡两岸有所谓「三通」和「四流」政策主张。台湾则自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起，才准许台湾的居民赴大陆探亲。此时，台湾的宗教团体，特别是佛教团体，纷纷前往大陆着名道场或本宗祖庭去参拜和朝圣。但是，中共并不鼓励纯宗教活动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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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说明「三武一宗」法难的原因与影响。
二、请说明洪杨之乱与冯玉祥毁佛的原因与影响。
三、试述民国以来庙产兴学的过程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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