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行高僧传
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年间(西元一世纪顷)传入我国，历经百年，到桓帝、灵帝时期才有长足的发展。然而初期传译的经典，都由西域间接传来，译经诸师既不通汉语，笔述者也未必精通教义，故难免有错误或未能尽善的缺憾。所以朱士行说：「文意隐质，诸未尽善。」《宋高僧传》卷三赞宁论述初期译经的情形是：「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椀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觌面难通。」因此，历代高僧冒千险，历万难，非西行求得正法，则不能安心。
古代西行者，多数走陆路，经甘肃走廊、天山南路，入帕米尔高原，过克什米尔，再南下赴印度；也有少数走海路的，经南海，过麻六甲海峡，到斯里兰卡和印度。以陆路一线为主，当时虽有商路可通，但困难重重。除了大漠与高山的险恶外，加上汉人求法僧侣多缺资财，不谙各地语言，只有少数人结伴前行，更加艰难。唐代义净描述自古以来西行的艰苦情形：
「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闢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期间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莫不咸思圣迹，罄五体而归礼；俱怀旋踵，报四恩以流望。然而胜途多难，宝处弥长。苗秀盈十而盖多，结实罕一而全少。实由茫茫象碛，长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或亡餐几日，辍饮数晨，可谓思虑销精神，忧劳排正色，致使去者数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设令得到西国者，以大唐无寺，飘寄栖然，为客遑遑，停託无所，遂使流离蓬转，牢居一处，身既不安，道宁隆矣？呜呼！实可嘉其美诚，冀传芳于来叶。」(《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序)
求法者艰苦备至，饱尝九死一生之苦，有些人劳顿积苦，客死荒途；有些人中途折返；有些人只到了于阗、高昌诸国；有些人久居他乡而归不得。见于记载的，则是不畏死亡，风尘僕僕在路途上的极少数人；更多人是齎志以殁，或永远的隐姓埋名了。在这些无以计数的西行求法高僧中，能够留芳千古的，以法显、玄奘和义净等三位高僧最为着名。
西行求法，先后达五百年，最热烈时期，也有两世纪之久，求法高僧多达一百八十人。最早西行求法的，就是我国第一位出家受具足戒的朱士行。继朱士行之后，东晋的西行求法高僧之中，致力于蒐集经典者有支法领，师事印度高僧受教者有于法兰与智严，寻访圣蹟者有宝云、智勐等人。西行高僧大多天资卓绝，学养丰硕，所以能吸收异国思想，也善能参究佛典奥义。他们不只带回大批梵典，对译经事业贡献钜大，同时传播中国文化于国外，并且把印度的天文、曆法、医学、因明、工艺等传入中国。就隋唐时代而言，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极大极深。西行者游历诸国的记录，如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所记西域及南海各国人种、宗教、文化、语言、政经、地理等资料，不只有助于当代国防军政的研究，并且也成为后世研究历史文化、地理及南海文化的重要史料。
◆最初西行求法的朱士行
早在东汉末年，有支谶和竺佛朔译出《道行般若经》，朱士行在甘露五年(二六○)出家之前，已在洛阳研究和讲解该经，然发现译文的文句简略，义理艰涩，前后不能贯通。所以矢志捐身，前往西域求取《大品般若经》的梵文原本。
朱士行在曹魏甘露五年从雍州(陝西、甘肃)出发，通过河西走廊到敦煌，经西域南道，横渡流沙，直抵于阗国。于阗是天山南路南道的东西交通要道，印度佛教经由此地传到我国内地，此地大乘虽广为流行，但居正统的仍是小乘。
朱士行在于阗抄录《大品般若经》的梵本，共有九十章，总计六十万言，他想派遣弟子弗如檀等十人将该经送回洛阳。于阗国的小乘信徒却横加阻挠，将《大品般若经》诬衊为外道经典，向国王禀告说：「汉地沙门将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大王如果准许他们出国，大法势必断灭，这将是大王的罪过。」因此国王不许弗如檀出国。这件事令朱士行愤慨不已，所以主张以烧经为证，誓言道：「若火不焚经，则请国王允许送经赴汉土。」说完就将《大品般若经》投入火中，火燄即刻熄灭，整部经典却丝毫未损。弟子弗如檀终于在晋太康三年(二八二)将该经送回洛阳，前后达二十馀年。元康元年(二九一)，由无罗叉、竺叔兰等人合力译成汉本，取名为《放光般若经》。朱士行以八十高龄终老于阗。
后世着名的佛教学者，如汤用彤和吕澂，都对朱士行西行求法的壮举给予极高的评价，他们一致认为，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来看，朱士行可说是开创风气的先锋，当时通往西域的道路十分难走，又乏人引导，朱士行只凭一片真诚，竟然达到了目的，这种热忱足以和后来的法显、玄奘媲美。他求法的经典虽然只限于《大品般若经》一种，译出也不够完全，但对于当时的义学影响却很大，所以翻译佛典的风气随即风行于京华一带，凡是有心讲习者都奉为圭臬。
朱士行西行的贡献是求得《大品般若经》，从而在我国开启了义学的先河；同时将西域佛教传入我国，也促进了东西政治、文化的交流。
◆敦煌菩萨竺法护
鸠摩罗什尚未来到中国以前，中国佛教初期最伟大的译经家就是竺法护。大乘佛教的中心，最重要的经典《法华经》，也是竺法护以《正法华经》为题译出，流布于世。罗什以前，到中国的译经僧虽然很多，但以译经部数来看，竺法护的成绩最为可观。
竺法护，又称昙摩罗刹(梵Dharmaraksa)，月氏国人，世居敦煌郡，八岁出家，礼印度高僧为师，随师姓「竺」，具有过目不忘的能力，读经能日诵万言。为了立志于求学，不辞辛劳，万里寻师，不但精通六经，且涉猎百家之说。
晋武帝泰始年间(二六五～二七四)，寺院、图像、佛像等，普遍受到崇敬，然《般若经》等方等部的经典还在西域，未能完全传佈于中国。竺法护发愤立志弘法，随师游历西域诸国。据载，他能通达西域三十六国语言，熟谙印度、西域各国的字体、发音等，具备这样的能力，确立了他翻译经典的基础。
竺法护为求《般若经》，随师从敦煌经西域南道，先往于阗国，再到疏勒，转往西域北道，经龟兹而回敦煌，完成西域一週之旅。大致游历了安息、月氏、大秦、剑浮、龟兹、于阗、疏勒、鄯善、焉耆、匈奴、鲜卑等十几个地方。依传记所载，他携带大批胡本回中原的途中，从敦煌到长安之间，随时随地都在从事译经工作。总计一生游化二十馀年，在武帝太康五年(二八四)译出《修行道地经》、《阿惟越致遮经》，其后，直到怀帝永嘉二年(三○八)为止，共有二十几年岁月，便是他在长安积极从事翻译事业的颠峰时期。竺法护从最初译经到晚年，在译经事业上得到许多得力助手，如聂承远、聂道真、帛元信、竺法首、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人，都担任润笔译校的工作。总计竺法护翻译的经典共有一五四部三○九卷(《出三藏记集》载)，其中，流传较普遍的是《方等泥洹经》、《光赞般若经》、《渐备一切智经》、《舍利弗悔过经》、《普曜经》等。竺法护的晚年，世局动乱，以七十八高龄入寂，穷其一生心力从事译经大业，是一位伟大的译经家。
◆横渡沙漠游历印度的法显大师
法显，俗姓龚，平阳郡武阳(山西临汾)人。幼年时，三个兄弟先后夭折，父母惟恐法显也遭遇不测，在三岁时就让他剃度为沙弥，但仍住在家中。后因患病将死，才将他送往寺院。病癒之后，法显就不再返回俗家。二十岁受具足戒，慨叹律藏残缺，因而发愿前往西域、印度寻求戒律原典。
东晋隆安三年(三九九)，法显约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由长安出发，取道河西走廊，行到张掖。适逢张掖大乱，道路不通，张掖王慇勤挽留，竭诚护持供养他，法显因而在此结夏安居。
在张掖期间，一行人又加入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人，彼此结伴，向西前进至敦煌。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一出敦煌，就是一片广大无垠的沙漠，幸而当时有太守李浩供给横渡沙漠的资粮，法显等人于是与智严、宝云等分别随使先行。沙漠之中，气候酷热，多恶风，沿途所经，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目所极，茫然一片，只凭偶而见到的枯骨为标帜。后经鄯善国(今新疆鄯善)、乌夷国(今新疆焉耆)，与宝云等一行人相逢。当时的乌夷国奉行小乘教，一般居民不知礼仪，拒绝资助求法的费用，智严、慧简、慧嵬遂转向高昌(今新疆吐鲁番)求助，而法显等人则得到符公孙的供给，又继续向西南方前进。在杳无人烟的沙漠中横渡，实为艰难困苦，一行人走了一个多月后，终于到达于阗国(今新疆和阗)。此地物产丰饶，人民信仰大乘佛法，法显等人因而受到优厚的礼遇。不久，慧景、道整随着慧达先出发前往竭叉国，法显等人则滞留在于阗国三个月，主要是为了观看从四月一日到十四日的行像盛会。结束后，僧绍独自一人随胡僧到罽宾，法显等人则经子合国，南行入葱岭，到达麾国过夏。其后，法显等人再翻山越岭，经过了二十五天，到达与印度接境的竭叉国，与慧景等人会合，并参加国王所举行的五年大施会。
东晋安帝元兴元年(四○二)，法显等人向北印度前进，越过葱岭，地势惊险，常有恶龙吐毒风，又经年飘雪，当地人称为雪山。到北印度境内的阮历国后，一行人又沿着葱岭向西南行，山路崎岖，千仞石壁，万丈绝崖。法显等人战战兢兢地攀过了七百多所简陋艰险的梯道，踏踩绳桥，越印度河，到达乌苌国，在此结夏安居。然后南下，历宿呵多国、犍陀卫国、竺刹尸罗国，到弗楼沙国，其间，僧景、宝云随慧达回国，慧应在此病故。法显独自前往那竭国，与慧景、道整会和，并在这里度过严寒的冬天。
元兴二年，法显等三人南度小雪山，忽遇寒风暴起，慧景突感寒疾，气绝身亡，法显抚尸，悲痛难抑。
法显一行越过雪山，又先后经历三十馀国，印度已在望。他们抵达王舍城后，打算前往城东北的灵鹫山礼拜，却遭一僧规劝：「路况不佳，噬人黑狮经常出没，不可前往。」法显说：「我远涉数万里，经历艰险，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参拜佛陀当年说法处，纵有险难，也绝不退缩。」后来法显独自上山，并感化了黑狮。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四○五)，他再回到巴连弗邑，广为搜求经律，当时的北印度诸国皆用口传，并无经本可抄，因此法显再到中印度，在城邑的摩诃僧伽蓝取得《摩诃僧祇律》。据说，这就是祇洹精舍所传的律本，十八部律由其衍生而出，是佛陀在世时，大众所共同奉行的法规。此外，他又得到《萨婆多部钞律》七千偈、《杂阿毗昙心论》六千偈、《綖经》二千五百偈、《方等般泥洹经》五千偈及《摩诃僧祇阿毗昙论》。法显在印度停留期间，也用心学习梵文与梵语，抄得经律等，达成他入印度求律的目的与愿望。同行的道整，远来印度的本意虽然是在求得戒律，但目睹僧团的法则及众僧的威仪严正，深受感动，因而决心留住于此。法显则坚持要把戒律流通到汉土为目的，祇好独自一人回国。法显沿着恒河东下，经瞻波国，于义熙四年到达东印度的印多摩利帝国，停留两年之后，泛海前往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在狮子国停留两年，得到《弥沙塞律》及《长阿含经》、《杂阿含经》、《杂藏》等梵本各一部。
义熙七年，法显搭乘载有二百馀人的商船泛海东行归国，遇风飘泊九十日至耶婆提国(爪哇)，在此住了五个月。
义熙八年，法显再搭乘贸易商船，航向广州，又遇暴风，经八十馀日，才到达长广郡界的崂山(山东青岛)。法显登陆后，青州太守李嶷遣使迎请法显到郡城，热忱款待，法显在此住了一冬一夏。
法显从长安出发时，已经是六十岁左右的「耳顺」之年，一路西行，经六年到达印度中部，停留六年，归程经狮子国等地，又三年才回到青州，前后已经过了十五年，游历三十国。
义熙九年，法显到京都建康，在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从事翻译，前后译出《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僧尼戒本》一卷、《大般泥洹经》六卷、《杂藏经》、《杂阿毘昙心论》等，共计百万馀言。
法显在建康居住数年后，再转往荆州(今湖北江陵)的辛寺，在此圆寂，享寿八十六岁。
法显把西行求法的经历，写成《佛国记》(又称《法显传》)一书，记载求法经验、见闻及游历各国的风土民情、佛教状况等，提供后人西行求法的指南。这本书是我国僧侣旅游印度传记中，现存最古的典籍。书中内容保存有关西域诸国的古代史地资料，为研究西域及南亚地区的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至今，《佛国记》仍是世人公认的不朽之作，近代并有英、法、德等译本，备受各国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的重视。
法显在佛教史上，不独为佛教的高僧，在我国留学史上也是空前的第一人，他对民族文化贡献与影响，可说是光耀千古。
东晋末年，受法显影响，西行求法者络绎不绝，如康法朗、慧叡、智勐等人西行。南北朝时代西行求法者更为盛行，有昙无竭、昙朗一行二十五人、法力等三人、宝暹一行八人，及道普、道泰、法盛、慧览、道药、法献、惠生、云启等，均独自西行。其中较有成就者，以昙无竭为代表。
◆中印佛教之光──玄奘大师
我国西行求法诸师，有的以于阗或大月氏为目的，有的甚至把大月氏当成印度。但从于阗和大月氏传来的经典皆属间接，因此，唐代西行求法诸师大多以印度为目的地，直探法源。自法显之后，三百年间赴印度求法的沙门以唐代为最多，以玄奘最着名。
玄奘，世称唐三藏，俗姓陈，河南陈留人，生于隋文帝仁寿二年(六○二)，圆寂于唐高宗麟德元年(六六四)，世寿六十三。十二岁时出家，遍读佛经，深体宗旨，抉发隐微，威振中国，驰名海外，然玄奘不以既有成就而稍感自足，于是周游国内各地，遍访高僧。玄奘发现既有经论之义或隐或显，时或不免有所出入，令人莫知所从。乃欣慕法显的壮举，慨然决志西行求法，以释众疑。于唐太宗贞观三年(六二九)，隻身自长安出发，那时是玄奘二十八岁之年。
当时的政府明令不许人民私自出国，各主要道路关隘的稽查很严，然而玄奘意志坚决，昼伏夜行，终得偷出国门。取道哈密、高昌、龟兹，越天山，至素叶城，出铁门，渡缚刍河，越大雪山，进入北印度。当他渡过八百里沙漠时，曾有四日四夜无一滴水入口，然玄奘矢志西行，誓愿：「宁向西天一步死，不回东土一步生。」终于冒险西行数万里到达印度。
玄奘在印度受到各国的欢迎和礼遇。当时印度东北的摩竭陀国、西南的摩腊婆国两国最重学术，而以摩竭陀国的那烂陀寺为当时最大的佛教大学，约两万多人，大师荟萃，玄奘在此居住五年，从戒贤法师受学，屡次参加宗教辩论大会，与婆罗门教等论师辩论获胜，声誉日隆，升任那烂陀寺副主讲。
东印度迦摩缕波国国王拘摩罗王慕名遣使来请，玄奘到达该国时，国王率领群臣迎拜赞叹。戒日王也闻名来请，拘摩罗王便偕同玄奘来到曲女城，戒日王大喜，召集各国僧侣在曲女城召开辩论大会，五印度十八国国王全都列席，三千多名大小乘高僧、两千多位婆罗门等教徒，以及一千多位的那烂陀寺寺僧，全都参与盛会，这就是佛教史上着名的「曲女城辩论大会」。玄奘受请为论主，登上宝座，称扬大乘佛教，他说：「如果我所说的有一字无理，谁能发论折服的话，我愿斩首谢罪。」从早到晚，连续十八天，他高坐宝位，发挥宏论，大众无一人敢与其辩论。散会时，各国国王都送珍宝，玄奘一概辞谢。依照印度的通例，凡是辩论胜利，便乘象出巡，以示荣耀。于是，戒日王礼请玄奘乘象出巡，并遣人执旗前导巡行，将大会盛事宣告于众，这是有史以来国人在印度的最高光荣。
由于玄奘受到戒日王的推崇，戒日王便与中国通使，因而有王玄策三次出使印度的事。以后玄奘在印度又周游各国，巡礼佛蹟，游历以佛教壁画、凋刻等艺术闻名世界的南印度阿姜塔石窟等地之后，携带经、像、舍利等，经由疏勒、于阗归国，于贞观十九年(六四五)五月返抵长安。
玄奘载满名震五印的声誉回到长安，夹道相迎的有数十万人之多。次日，长安街上陈列着玄奘带回来的佛舍利一五○粒，金檀佛像七尊，经论五二○夹六百五十七部，从朱雀街排到弘福寺，长达数十里，群聚无数瞻仰者，烧香散花不断。玄奘的西行求法，往返共历十七年，行程高达五万里，「所见所闻，百有三十八国，其中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大大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并为佛教在中土的进一步发展开闢了道路。
唐太宗召见玄奘，敕住弘福寺，与弟子窥基等人专心致力于梵文经典的翻译，前后十九年间，共译出经律论七十五部，总计有一三三五卷之多。所译经典数量的庞大，不但惊人，而且译笔信实，讲究逐字逐句符合原典的忠实原则，杜绝古代译经家信笔直译的翻译手法。因此，后世的译经家把玄奘以前所译的经典称为「旧译」，自玄奘之后所译的经典称为「新译」，同时尊他为我国佛教史上的四大译经家之一。在他所译的经典之中，大多是唯识经论，玄奘也成为中国唯识宗的初祖。中国佛教经过法显、玄奘等人的西行求法，穷本探源，已得佛教的全部精义，从此佛学也日益昌盛于中国。
玄奘归国后，将沿途各国的风土习俗以及政治、历史、宗教上的遗迹轶闻，写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所记印度情形，在各种印度游记的着作中，最为详备，堪称是我国第一个印度通。同时，他把「天竺」的名称改译为「印度」。书中所记印度地理的概要，极为精到，很能描绘出印度真实的轮廓。如：
「五印度之境，周九万馀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广南狭，形如半月，划野区分，七十馀国，时特暑热，地多泉湿。北乃山阜隐轸，丘陵泻滷；东则川野沃润，畴陇膏腴；南方草木荣茂；西方土地硗确，斯大概也。」
他记载印度风俗：印度人大多赤足，衣服不用裁剪和缝製，把布缠在身上。吃饭不用刀叉和筷子，饭和菜合成一盘，再用右手手指略加调和，就抓向口中吃，饭后则口嚼杨柳枝。地上涂擦牛粪，表示洁净。敬礼之时，以五体投地，头面礼足，表示十二万分的敬意。以上种种的记述，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不能不歎服他的观察入微，笔触趣妙无比。
我国去印度求法的高僧，以玄奘名声最高，成就也最大，因此后世对玄奘西行的事蹟，附会了很多传说。例如《独异志》一书记载唐僧取经的事蹟，便有「诵经驱虎」的传说。其他如宋代的平话、元代的戏曲等，也有不少採取玄奘的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另外如明人吴承恩，根据《大唐西域记》书中所记西域各地道路艰险的情形，改写成神话式小说《西游记》，更是我国通俗性文学作品中的一大杰作。可以说，印度佛教不但影响世界各国的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很大。其他如绘佛画、塑佛像、建寺塔、做道场、放燄口等，也同样使中国的绘画、凋刻、建筑、音乐等艺术有着创新的发展。
总之，这部被译成多种文字而蜚声中外的世界名着《大唐西域记》，为研究中亚、南亚史地和社会风俗以及中西交通史、文化关係史等，提供了极宝贵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玄奘是我国佛教史上伟大的译经家，开闢中国译经史的新纪元，同时他还积极讲经弘法，热心佛教教育，门下人才辈出。玄奘的译经传教，使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佛教的中心，日本和韩国的僧侣也纷纷皈投到玄奘门下，再把中国佛教传到各国。玄奘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伟人，他被称为「中国佛学界第一人」，实在当之无愧！
玄奘西游印度，所经过的各国，道俗莫不景仰归从。他向西域争取藩属，归向唐朝，安定边疆，立下汗马功劳。因为玄奘西行，未带一兵一卒，教化所被，非凭武力，而是以大乘佛法作为文化交流的媒介，这是国际间民族相互了解，增进情感的最胜法门。所以玄奘不仅是沟通中印文化的导师，更使千馀年来东亚各国浸润在中印两大文化之中。
◆南海寄归传的着者义净三藏
唐代以前，中印之间的交通大多取道陆路，选择海路者较少。到了唐代，由于海路较陆路安全，因此西行求法高僧多改由海路前往。唐代国人前往南海的，也多半是僧侣。在唐代各种叙述南海史地的记传着作中，记载最详尽的，首推义净三藏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书，书中共记载了六十多位西行求法者的事蹟，其中，取道南海前往印度的，多达三十馀人。这些记录不但有助于南海文化的研究，而且对后世海外华侨事业的开展，更具有很大的鼓励和启发。
义净，俗姓张，齐州(山东济南)人，年少出家，欣慕法显、玄奘西游的壮举，在他三十七岁那年，就是唐高宗咸亨二年(六七一)时，在广州搭乘波斯船泛海南行，到了室利佛逝，又通过麻六甲海峡，行经马来半岛西岸的羯荼国(今吉打州)、裸人国，再经孟加拉湾各海岸，抵达印度，由东印度的南岸登陆。前后参访了菩提伽耶、那烂陀等圣蹟，途中与越南沙门大乘灯相识，留住一年，学梵语，习声明。后来跟随大乘灯一起往西行，同行的还有商人数百名。抵达中印度后，一一巡礼灵鹫峰、鸡足山、鹿野苑、祇园精舍等佛教圣蹟，再回到那烂陀寺，勤学十年，又前往室利佛逝游学七年，证圣元年(六九五)返国。义净的西行求法，总计二十五年，游历三十馀国，携回的梵本经论约有四百部，舍利三百粒，抵达洛阳时，武则天女皇亲自到上东门外迎接，敕住于佛授记寺。
在义净的西行之旅中，停留在室利佛逝的时间最久，往来于南海之间也有十几年。室利佛逝，相当于现在苏门答腊的东南一带，地处东西交通要冲，为印度文化东渐的第一站。此国文化虽古，与中国的交通仅盛于唐、宋、元、明四朝。唐代求法高僧取道南海的，大
多会在这里停留多时。
回国之后，义净最初与于阗三藏实叉难陀合译《华严经》，后来又译出戒律、唯识、密教等典籍。从圣曆二年到景云二年(六九九～七一一)，历时十二年，共译出五十六部，总计二三○卷经典，其中以律部典籍居多，现在所传的《有部毘奈耶》等戒律典籍，大多出自其手。在佛教史上，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等三人并称为四大译经家。义净在译述之馀，常以律范教授后学，盛名传于京洛一带。此外，义净还将印度拼音法首度传到中国，编有《梵语千字文》一书，是中国第一部的梵文字典。
◆西行求法的路线与动机
从隋炀帝锐意开拓西域，到唐初国威远扬，甚至达到中印度，中外交通因之开闢。而法显、玄奘等人的西行求法，更进一步地开展了从中国到印度的通路，僧侣欣慕高名而西去求法的日益增多。综观当时西行的路线，计有如下几条：
一、天山北路：凉州－－玉门关－－高昌(吐鲁番)、阿耆尼(焉耆)－－龟兹(库车)－－越天山－－大清池－－飒秣建──铁门－－大雪山，再向东南行至犍陀罗。这是玄奘前往印度经历的路线。
二、天山南路：自玉门关西行，经天山南路，由于阗及羯盘陀，再越过葱岭，抵达印度境内。这是玄奘归国所经的路线。
三、河西走廊：自张掖－－敦煌－－沙漠－－鄯善－－焉耆－－疏勒－－于阗，再越过葱岭，抵达印度境内。这是法显前往印度所经历的路线。
四、吐番道：由西藏出尼泊尔，达北印度。唐代初期，土蕃强盛，文成公主信仰佛教，派遣玄照到北印度求法新开闢的通道。
五、海路：广州－－室利佛逝－－诃陵国－－麻六甲，到耽摩立底国，或经狮子国，再转往印度。这是义净所经的路线。义净之外，先在诃陵国的是会宁，而由狮子国转往耽摩立底国的是大乘灯。
又每一位高僧西行的动机并不尽相同，有的意在礼拜圣蹟，有的为了求取经典。其中，求得律藏的有义净、道琳，求得唯识的是玄奘，会宁得到涅槃，义辉获得摄论、俱舍等。在当时，可供求法留学之处，虽不得详知，然从记载上，可以知道有下列着名的道场：
一、那烂陀寺：位于恒河右岸，古王舍城的北边。在唐代时，是印度最大的寺院，重视大乘之学。当玄奘前往参学之时，戒贤、智光同时在此弘扬性相二宗，当时寺众二万人。义净时，寺中住有僧众三千五百人，是印度第一大道场。
二、大觉寺：距王舍城不远，位于菩提伽耶，是佛陀成道处，为求法者所必定瞻仰之处。
三、信者寺：在庵摩罗跋国，是学习小乘教法的所在。
四、新寺：是大雪山以北的大寺，属于小乘道场。
五、大寺：在狮子国的都城中，兼容大小乘，但上座部较有力量。
六、般涅槃寺：为佛陀涅槃处，在俱尸城中。
七、羯罗荼寺：离那烂陀寺不远。
以上所列举朱士行、法显、玄奘、义净四人，是我国西行求法的代表人物，他们不只在佛教史上功绩卓着，也是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游历印度的史地着作，至今已成为研究中亚、印度文化的重要史料。唐代以后，西行求法者日渐稀少。悟空法师，俗名车奉朝，天宝十年(七五一)，朝廷遣中使张韬光率领四十几位朝臣西行罽宾，当时悟空还没出家，也是随行者当中的一位。回程时，因病无法随行归国，后疾渐癒，投三藏舍利越摩出家，历游印度，前后四十年，在德宗贞元六年(七九○)，才回到长安，是史料记载中，唐代西行的最后一人。
宋太祖在乾德二年(九六四)，请继业法师等三百人赴印度求取舍利及梵本经典，这是西行求法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继业三藏的行程，是由阶州出塞西行，途经灵武、西凉、甘肃、瓜州、沙州等地，进入伊吾、高昌、焉耆、于阗、疏勒、大石等诸国，越过雪岭，到达印度。回国之前，还转往尼泊尔游历。他在太平兴国元年(九七六)入京，那时宋太宗已经即位，将所得的梵夹、舍利等物献给太宗，而后隐居在峨眉山，享年八十四岁。他的旅行记现存于宋范大成所着《吴船录》上卷，该书全文只有九百字，所记虽然简略，但也足以补充法显、玄奘、义净等人的游记所未提及之处，是佛门掌故的珍贵资料。
继业之后，虽然还有人陆续西行，但西夏势力扩张，西行道阻。直到十二世纪回教徒入侵西北印，求法的壮举就从此终止。
西行求法是我国高僧大德向外寻求新思想、新知识所展现的具体行动，他们为了探求佛教教义的完美，翻山越岭，横穿亚洲大陆，周游佛教世界，留给后人为求真理冒险犯难的伟大精神，实为千古的楷模；他们所遗留的着作，更是后代珍藏的文化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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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朱士行西行最大的贡献是什麽？
二、试述东晋时代继法显之后的智严、宝云、智勐等人西行求法的事蹟。
三、试述法显与玄奘两位大师西行求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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